22金史-第2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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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设益政院，云翼为选首，每召见赐坐而不名。时讲《尚书》，云翼为言帝王之学不必如经生分章析句，但知为国大纲足矣。因举“任贤”“去邪”、“与治同道”“与乱同事”、“有言逆于汝心”“有言逊于汝志”等数条，一皆本于正心诚意，敷绎详明。上听忘倦。寻进《龟鉴万年录》、《圣学》、《圣孝》之类凡二十篇。
当时朝士，廷议之际多不尽言，顾望依违，浸以成俗。一日，经筵毕，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礼，有事君之义。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入君门则趋，见君之几杖则起，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受命不宿于家，是皆事君之礼，人臣所当尽者也。然国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陈之，则向所谓礼者特虚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献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献其可。言有不从，虽引裾、折槛、断鞅、轫轮有不恤焉者。当是时也，姑徇事君之虚礼，而不知事君之大义，国家何赖焉。”上变色曰：“非卿，朕不闻此言。”云翼尝患风痹，至是稍愈，上亲问愈之之方，对曰：“但治心耳。心和则邪气不干，治国亦然，人君先正其心，则朝廷百官莫不一于正矣。”上矍然，知其为医谏也。
夏人既通好，遣其徽猷阁学士李弁来议互市，往返不能决，朝廷以云翼往议乃定。五年卒，年五十有九，谥文献。
云翼天性雅重，自律甚严，其待人则宽，与人交分一定，死生祸福不少变。其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御而欲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有言之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至于宰执，他事无不言者，独南伐则一语不敢及。云翼乃建言曰：“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城既得淮南之后。盖淮南平则江之北尽为战地，进而争利于舟楫之间，恐劲弓良马有不得骋者矣。彼若扼江为屯，潜师于淮以断饷道，或决水以潴淮南之地，则我军何以善其后乎。”及时全倡议南伐，宣宗以问朝臣，云翼曰：“朝臣率皆谀辞，天下有治有乱，国势有弱有强，今但言治而不言乱，言强而不言弱，言胜而不言负，此议论所以偏也。臣请两言之。夫将有事于宋者，非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缀之，则我三面受敌矣，故欲我师乘势先动，以阻其进。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来，此战胜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犹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广，虽无淮南岂不能集数万之众，伺我有警而出师耶。战而胜且如此，如不胜害将若何。且我以骑当彼之步，理宜万全，臣犹恐其有不敢恃者。盖今之事势与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时之不同也。冬则水涸而陆多，夏则水潦而涂淖，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举天下全力，驱飐军以为前锋，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议者徒见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难。请以夏人观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边者，一遇敌则搏而战、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虏守臣，败吾军而禽主将。曩则畏我如彼，今则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独如前日哉。愿陛下思其胜之之利，又思败之之害，无悦甘言，无贻后悔。”章奏不报。时全果大败于淮上，一军全没。宣宗责诸将曰：“当使我何面目见杨云翼耶？”
河朔民十有一人为游骑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论罪当死，云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奸伪也。今平民为兵所迫，奔入于河，为逭死之计耳。今使不死于敌而死于法，后惟从敌而已。”宣宗悟，尽释之。哀宗以河南旱，诏遣官理冤狱，而不及陕西，云翼言：“天地人通为一体，今人一支受病则四体为之不宁，岂可专治受病之处而置其余哉。”朝廷是之。
司天有以《太乙新历》上进者，尚书省檄云翼参订，摘其不合者二十余条，历家称焉。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礼仪》若干卷，《续通鉴》若干卷，《周礼辨》一篇，《左氏》、《庄》、《列赋》各一篇，《五星聚井辨》一篇，《县象赋》一篇，《勾股机要》、《象数杂说》等著藏于家。
赵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阳人也。幼颖悟，读书若夙习。登大定二十五年进士第，调安塞簿，以课最迁邯郸令，再迁唐山。丁父忧，用荐者起复南京路转运司都勾判官。明昌六年，入为应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诰。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守贞可大用。章宗召问，言颇差异，于是命知大兴府事内族膏等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诘其仆，历数交游者，秉文乃曰：“初欲上言，尝与修撰王庭筠、御史周昂、省令史潘豹、郑赞道、高坦等私议。”庭筠等皆下狱，决罚有差。有司论秉文上书狂妄，法当追解，上不欲以言罪人，遂特免焉。当时为之语曰：“古有硃云，今有秉文，硃云攀槛，秉文攀人。”士大夫莫不耻之。坐是久废，后起为同知岢岚军州事，转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阴晦连日，宰相张万公入对，上顾谓万公曰：“卿言天日晦冥，亦犹人君用人邪正不分，极有理。若赵秉文曩以言事降授，闻其人有才藻，工书翰，又且敢言，朕非弃不用，以北边军事方兴，姑试之耳。”泰和二年，召为户部主事，迁翰林修撰。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三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用刑，每闻赦将至，先掊贼死乃拜赦，而盗愈繁。秉文为政，一从宽简，旬月盗悉屏迹。岁饥，出禄粟倡豪民以赈，全活者甚众。
大安初，北兵南向，召秉文与待制赵资道论备边策，秉文言：“今我军聚于宣德，城小，列营其外，涉暑雨，器械弛败，人且病，俟秋敌至将不利矣。可遣临潢一军捣其虚，则山西之围可解，兵法所谓‘出其不意、攻其必救’者也。”卫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以败闻。寻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转翰林直学士。
贞祐初，建言时事可行者三：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朝廷略施行之。明年，上书愿为国家守残破一州，以宣布朝廷恤民之意，且曰：“陛下勿谓书生不知兵，颜真卿、张巡、许远辈以身许国，亦书生也。”又曰：“使臣死而有益于国，犹胜坐糜廪禄为无用之人。”上曰：“秉文志固可尚，然方今翰苑尤难其人，卿宿儒，当在左右。”不许。四年，拜翰林侍讲学士，言：“宝券滞塞，盖朝廷初议更张，市肆已妄传其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臣愚以为宜立回易务，令近上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以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诏有司议行之。
兴定元年，转侍读学士。拜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同修国史，知集贤院事。又明年，知贡举，坐取进士卢亚重用韵，削两阶，因请致仕。金自泰和、大安以来，科举之文其弊益甚。盖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陈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即遭绌落，于是文风大衰。贞祐初，秉文为省试，得李献能赋，虽格律稍疏而词藻颇丽，擢为第一。举人遂大喧噪，诉於台省，以为赵公大坏文格，且作诗谤之，久之方息。俄而献能复中宏词，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
五年，复为礼部尚书，入谢，上曰：“卿春秋高，以文章故须复用卿。”秉文以身受厚恩，无以自效，愿开忠言、广圣虑，每进见从容为上言，人主当俭勤、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纳焉。哀宗即位，再乞致仕，不许。改翰林学士，同修国史，兼益政院说书官。以上嗣德在初，当日亲经史以自裨益，进《无逸直解》、《贞观政要》、《申鉴》各一通。
正大九年正月，汴京戒严，上命秉文为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秉文指事陈义，辞情俱尽。及兵退，大臣欲称贺，且命为表，秉文曰：“《春秋》‘新宫火，三日哭’。今园陵如此，酌之以礼，当慰不当贺。”遂已。时年已老，日以时事为忧，虽食息顷不能忘。每闻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则拜章，小则为当路者言，殷勤郑重，不能自已。三月，草《开兴改元诏》，闾巷间皆能传诵，洛阳人拜诏毕，举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五月壬辰，卒，年七十四，积官至资善大夫、上护军、天水郡侯。
正大间，同杨云翼作《龟鉴万年录》上之。又因进讲，与云翼共集自古治术，号《君臣政要》为一编以进焉。秉文自幼至老未尝一日废书，著《易丛说》十卷，《中庸说》一卷，《扬子发微》一卷，《太玄笺赞》六卷，《文中子类说》一卷，《南华略释》一卷，《列子补注》一卷，删集《论语》、《孟子解》各一十卷，《资暇录》一十五卷，所著文章号《滏水集》者三十卷。
秉文之文长于辨析，极所欲言而止，不以绳墨自拘。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古诗则沉郁顿挫。字画则草书尤遒劲。朝使至自河、湟者，多言夏人问秉文及王庭筠起居状，其为四方所重如此。
为人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杨云翼尝与秉文代掌文柄，时人号“杨赵”。然晚年颇以禅语自污，人亦以为秉文之恨云。
赞曰：杨云翼、赵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云翼谏伐宋一疏，宣宗虽不见听，此心何愧景略。庭筠之累，秉文所为，兹事大愧高允。
韩玉，字温甫，其先相人，曾祖锡仕金，以济南尹致仕。玉明昌五年经义、辞赋两科进士，入翰林为应奉。应制一日百篇，文不加点。又作《元勋传》，称旨，章宗叹曰：“勋臣何幸，得此家作传耶！”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升两阶，授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
大安三年，都城受围。夏人连陷邠、泾，陕西安抚司檄玉以凤翔总管判官为都统府募军，旬日得万人，与夏人战，败之，获牛马千余。时夏兵五万方围平凉，又战于北原，夏人疑大军至，是夜解去。当路者忌其功，驿奏玉与夏寇有谋，朝廷疑之，使使者授玉河平军节度副使，且觇其军。先是，华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绝，谋举兵入援，而玉恃其军为可用，亦欲为勤王之举，乃传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祸有所基，始自贼臣贪容奸赂，继缘二帅贪固威权。”又云：“裹粮坐费，尽膏血于生民。弃甲复来，竭资储于国计。要权力而望形势，连岁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然。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而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以居人世。”公直一军行有日矣，将有违约、国朝人有不从者，辄以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便谓公直据华州反，遣都统杨珪袭取之，遂置极刑。公直曾为书约玉，玉不预知，其书乃为安抚所得。及使者觇玉军，且疑预公直之谋，即实其罪。玉道出华州，被囚，死于郡学。临终书二诗壁间，士论冤之。
子不疑，字居之。以父死非罪，誓不禄仕。藏其父临终时手书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刚直之气，必不下沉。兒可无虑。世乱时艰，努力自护，幽明虽异，宁不见尔。”读者恻然。
冯璧，字叔献，真定县人。幼颖悟不凡，弱冠补太学生。承安二年经义进士，制策复优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