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克里姆林宫四年时光-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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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也很强，但比起那些演说能力出众、又有平民化作风的对手们来，他们获得的支持却要少得多。因此，那时“民主派”到处拼命挤压共产党的执政空间。

　　1990年春天，民族民主主义者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和国和外高加索已经挤走了共产党，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拥有很大的势力。接下来，在下诺夫格罗德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民主主义党派和组织取得了胜利。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经过三轮投票，鲍里斯·叶利钦被推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莫斯科苏维埃选举中，由加弗里尔·波波夫领导的民主派阵营获胜。但是，还有更大的胜利等着民主派——在列宁格勒他们获得了70％的支持率。

　　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并没有参加这次选举。在莫斯科的政治舞台上，他的政治前途与整个联盟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和他的顾问

　　几乎就在列宁格勒苏维埃选举胜利、取得了380个议席中的240个以后，列宁格勒“人民阵线”开始分裂成几个相互敌对的派别。“民主派”之所以在1990年能够团结，是由于有一个共同的对手——苏共。除此之外，几乎在所有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纲领都不一致，而且激进程度大不相同。在这里，不能忽略个人野心——“民主派”内领导人人数众多，谁也不想服从统一的党纪。

　　但在1990年，列宁格勒苏维埃苏共代表既不遵守纪律，也不团结。那时，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内部自由派与正统派同时存在，既有民主派又有不希望“放弃原则”的斯大林主义派。市和州的领导层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清洗过了，但是，著名化学家、列宁奖章和其他各种奖金获得者、苏联科学院院士鲍里斯·吉达斯波夫出人意料地担任了苏共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第一书记，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当选，更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些什么。

　　他入主了斯莫尔尼宫，但很快就认识到，权力已经不在苏共的官员手中了。这座拥有500万人口和巨大工业潜力的大城市开始明显失控，列宁格勒“人民阵线”的领导人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新议员们天天聚集在马林斯基宫，可他们不仅没有选出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就连会议日程问题也无法解决。

　　列宁格勒民主派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地质科学博士玛莉娜·萨利耶和记者、经济学家彼得·菲利波夫。在城市集会中他们两人配合默契，但却在由谁入主马林斯基宫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由于电视媒体的普及，选民们耳闻目睹了那些无聊的争吵。

　　由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列宁格勒民主派决定由在1989年选举中曾非正式地帮助过他们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出面。索布恰克不假思索地同意帮助乡亲们。通过紧急选举，索布恰克进入“自由”圈子，得到了市苏维埃议员席位。1990年5月23日，他又当选为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


　在苏联时期，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是一个重要而显赫的职位；在索布恰克之前，阿列克谢·科西金在这个职位上干了52年，而更早的主席则是格里高利·季诺维也夫。不过，尽管这个位置很重要，但却并不能完全控制这座城市。除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之外，还有一个列宁格勒市执委会，此时它的负责人是工程师、军事翻译亚历山大·谢尔卡诺夫，他是由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他的支持者是列宁格勒议员。此外，党的机关、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列宁格勒军区以及克格勃、内务部派驻当地的机构也保留有不小的权力，他们只听莫　
　
　
斯科的指示。莫斯科还派专员领导在列宁格勒占有相当优势的国防企业。与莫斯科一样，列宁格勒也是个管理起来非常复杂的庞然大物，95％的问题只能、也必须不依靠政治方式解决，而是需要专家们努力工作。

　　无论是列宁格勒的索布恰克，还是莫斯科的加弗里尔·波波夫都没有对如何管理好这样大的城市做好准备。莫斯科难于管理之处在于城市特别大，大学教授波波夫还没有理出一个头绪就很快自动下台了。有人预测，同样是大学教授的索布恰克将重蹈波波夫的覆辙，因为索布恰克不懂得如何与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列宁格勒市执委会、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以及列宁格勒民主派领导人合作，他甚至还没来得及理顺与自己机关工作人员的关系。索布恰克的忠实追随者只有列宁格勒知识界和大多数市民，但是这些人没有任何“权力杠杆”。

　　索布恰克提出了几项颇为吸引人的措施，包括在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建立“自由经济区”，将列宁格勒重新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和国际旅游中心，使半封闭的地方性城市列宁格勒变成圣彼得堡和“通向欧洲的窗口”。但是，这些都如同海市蜃楼一闪即逝。列宁格勒的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公共交通运营更加糟糕，居民生活必须的食品供应陷于停顿。

　　为不使城市运行下滑得过于迅速而致失控，索布恰克布置了一系列工作，安排了多场会见，其中包括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一次重要会面。当年普京38岁，刚从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回国不久，担任着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国际联络的校长助理。根据惯例，苏联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官员都来自克格勃，是后备人才，他们以大学领导人和克格勃官员的双重身份工作。

　　有关普京和索布恰克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有许多不同版本。1990年彼得堡“民主派”内部的说法是，来自民主派阵营的索布恰克主动从“机关”要人，但索布恰克本人断然否认了这种谣传。“你们自己判断一下，”在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怎么能是我主动要人呢？！如果是我主动找普京，想邀请他来工作的话，早就这么做了。当他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就非常了解他。那么，他是怎样成为我的助手的呢？1990年，在大学的走廊里我非常意外地碰到了他，于是详细打听了他的情况。我了解到，他在德国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是列宁格勒大学负责外事工作的校长助理。大学时期他非常优秀，尽管有过这样的‘标签’（指克格勃背景——译者注），但并不影响我对他的评价。他不是一个爱慕虚荣和贪恋权力的人。从性格来看，他具有领袖品格！”　

　　谈到与索布恰克的会面，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说法有一些出入：“我的一位法律系朋友请我帮助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那时他刚当上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我的朋友直截了当地说，索布恰克的班子没有什么能人，他身边都是一些滑头。接着他问我能不能帮助索布恰克。——‘哪种形式？’我当时很感兴趣。——‘从大学出来，到他身边工作。’——‘你知道，这得慎重考虑一下。我是一名克格勃军官，这一点他还不知道。弄不好我可能会损害他的声誉。’——‘你同他谈一谈吧。’我的朋友建议说。

　　“……我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的见面是在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他的办公室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进去后，做了一下自我介绍，然后把自己的想法都谈了。他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听了我的想法后立即对我说：‘我马上去跟斯塔尼斯拉夫·彼得洛维奇·梅尔库里耶夫打个招呼，星期一你就来上班吧。就这样。现在我们商量一下，您想干什么工作？’我不能不说清楚了：‘阿纳托利·亚历山德洛维奇，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很满意，也很感兴趣。但我有一个情况需要向您说明，它很可能会影响我变换工作。’他问：‘什么情况？’我回答：‘我必须跟您说，我不是一个普通的校长助理，我同时还是一名克格勃军官。’他不做声，陷入了思考，对于他来说，这的确是没有想到的。

　　“他想了一会儿后，说：‘那需要……和他们谈！’当然，我没有料到他的反应会是这样，尽管这些年来我已经适应得多了。

　　“要知道，我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是教授、法律科学博士和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他对我非常开诚布公。之后他说：‘我需要一位助手。说实话，我有些害怕去接待室。我不知道见的都是一些什么人。’那时，正好有关部门在调查一些困扰索布恰克的丑闻细节。”　

　　当时，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机关有许多处和办公室，许多官员已经在这里工作多年。一些市苏维埃的新议员想正式搬到这里办公，还要设立许多委员会和小组。索布恰克不得不出席没有效率的市苏维埃会议，还要充当议长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表现出了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及与各种人打交道的技巧，他总能顺利完成索布恰克交代给他的工作。对于索布恰克来说普京的帮助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普京也很快成为索布恰克最信赖的人和不可替代的助手。当然，市苏维埃主席的反对派们也很快发现了这一点。他们轻而易举地了解到，索布恰克的新顾问是一名克格勃人员。


　在一次会议上，一个议员小组公开要求将普京从市苏维埃开除出去，理由是普京在克格勃干过。但索布恰克公开批驳了这些要求，他说：“首先，普京不是‘克格勃的人’，他是我的学生。其次，普京曾从事对外情报工作，是在保卫国家利益。他没有什么可为自己的工作感到羞愧的。”可以说，索布恰克的这些告白完全发自内心，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心理帮助很大。不久以后，普京决定在电视特别访谈中公开自己在克格勃中的工作，制作人是列宁格勒市著名导演伊戈尔·沙赫丹；访谈录后来在电视台播出了。同时，普京向“机关”递交　
　
　
了辞职申请但是未获批准。

　　索布恰克身边的人尝试将普京“赶走”的努力仍在继续。1990年秋天，以玛莉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为首的列宁格勒市苏维埃议员团尝试调查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活动，他们首先从发放由列宁格勒运出原料和有色金属的许可证开始。市里有过剩的有色金属，但却缺少食品。苏联国内原有的经济联系遭到迅速破坏，需要向国外购买列宁格勒所必须的食品。

　　依据玛莉娜·萨利耶和尤里·格拉德科夫所做调查，一些人要求索布恰克将普京解职。但是，补充调查却没有找到普京有任何非法运用权力为自己牟利的证据，尽管他的工作中有不少失误和错误（像所有人一样）。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1990年带来的是失望。但是，大部分困难和错误都被算到了“中央”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身上。一些报纸和杂志在1991年1月初评选的“1990年度人物”中，鲍里斯·叶利钦位列第一，排在第二位的是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加弗里尔·波波夫紧随其后，戈尔巴乔夫仅排在了第四位。而在公民最表失望的政治家中，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雷日科夫却居前两位。

　　1991年春天，全国形势继续恶化。在短短几个星期中，中央政府决定“试验性”地在两个首都（列宁格勒又被称为“北方首都”——译者注）改革管理体制，成立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市政府。以前苏维埃系统中各种职能混在一起；而现在这种管理体制可以清晰地区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