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7-文学新书评(2004～2005)-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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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康熙两朝是文学风气发生潜在转移的时期，其中有文学理念、师法取径的传承，也有审美观和艺术趣味的嬗变，情况丰富而复杂。蒋寅在这头绪纷繁的关系当中，特别抓住了两位作家——钱谦益和赵执信，通过重点跟踪渔洋和钱、赵两人的交往关系，勾画出了这一特定时代诗风转移的演变轨迹。钱谦益是明末的文学大家，声望显赫，左右文坛，俨然是鼎革时期的诗坛领袖。渔洋与之交往四年，受过钱的奖拔，曾有“代兴”之许，后又对钱的文学观点进行过批判，两人在创作观念上的沿革一直持续到钱氏身后，直至渔洋的晚年。过去学术界对钱王关系的论述多局限在个人间的恩怨探讨上，无法挖掘出更加深广的意蕴。蒋寅则从史的高度下手，充分占有了原始文献，将其扩展为一个文学史层次的课题，在《诗坛》一书中予以专门论述，这就使该问题具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作者将二人的关系剖析为两个层面。第一层属王渔洋对钱牧斋文学思想的继承，其中包括：一，治学路数。牧斋偏重诗文，兼攻史学，而轻视经学，渔洋也是如此，在清初文士中，这是很少见的，显然二人有所传承。二，对宋元诗歌的态度。前后七子倡“诗必盛唐”说后，举世鄙薄宋元诗，钱谦益则独倡宋诗，本人创作又兼染元遗山，渔洋崛起后发扬光大之，提出“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北宋有诗，不必李、杜、高、岑也”，并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宋诗运动。蒋寅指出：“王渔洋提倡宋诗，实际是遥承钱谦益的衣钵，推广了钱谦益早年倡宋诗的波澜。”三，有关古诗声调的研究。第二层，渔洋跟钱牧斋之间的分歧。此主要有两点，一是不满牧斋对七子派的过度抨击和全盘否定。二是认定牧斋批判严羽“妙悟”说是“一生病痛”所在。笔者以为，蒋寅的这番剖析引发出了一系列十分有兴味的问题。首先，渔洋对钱牧斋有所传承，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他们之间的一致性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这方面要展开来看，的确十分复杂。钱牧斋固然轻经学，而七子尤厌经学；牧斋固然尚性情，而七子也以尚情起家。明中叶以后尚导真情、反对死文学已成为一个大气候，钱、王之同未必不是七子之同，乃至于李东阳之同，热衷声调学就是一个例子。关键是二者对性情的认同达到怎样的程度。再者，钱牧斋批七子是从拟古失真发难的，而渔洋却认为七子诗中有真精神在。如果承认牧斋跟渔洋间具有非同一般的同一性，那就必然要对他们的分歧包括对待七子的态度重新估价。其次，一般认为，渔洋公开打出神韵旗号后，他就与钱牧斋分道扬镳了，但恰如蒋寅指出的，至少康熙二十二年王还在倡导宋诗，也就是继承钱氏的衣钵，这就不能不生出另一个问题，二人的分歧和差异何时才上升为主导位置？《诗坛》一书中蒋寅专门设有一章，“王渔洋与清初宋诗风之消长”，对此详加讨论。他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宗唐、宗宋在当时更多是出于师法策略，而不是绝对的价值判断，因此两派冲突的焦点就不在宋诗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取法的着眼点。”笔者以为，这一看法非常重要，实际上已给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明代公安派也是宗宋的，他们显然与牧斋的着眼点不同。牧斋宗宋，说到底落实在两点上，一，贴近生活，崇尚写实；二，注重学问，崇尚典雅。关于前者，钱主要是指家国兴亡方面的社会现实，所以他推崇陆游和元好问。反观渔洋，固然也尚宋诗，似乎更多的是效法苏轼，审美趣味上又倾倒黄庭坚。一样宗宋，内涵已不尽相同了。如此看来，文学风气的转移还不能仅凭宗唐、宗宋这一个层面来做出判断。当然，突破七子的拘限，将眼光扩大到宋元以降的诗学领域，形成清诗集大成的格局，这依然应该说是受到了钱氏的启发。搞清楚这一点，再来理解蒋寅在《诗坛》第一章中的结语：“清诗不是在钱牧斋手中，而是在王渔洋手中展现自己的面貌，奠定自己的基础”，就要容易接受得多了。
赵执信虽然也是康熙时期的诗人，但实际上比渔洋小一辈，他的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乾隆初期。王、赵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说，也类似于钱跟王的关系。事实上蒋寅正是在比较和对照中来论述这两组关系的。与钱、王相比，王、赵交往时间要长得多，且没有那么平和，渔洋生前二人就发生了抵牾，赵执信对渔洋的指斥又一直延续到渔洋去世后，于是成为诗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后代对此评价不一。一切结论都要在史实的根据上得出，蒋寅《诗坛》一书中的“王渔洋与赵秋谷”一章正是在全面收集二人交往史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结论是：“王赵交恶的起因主要在于秋谷轻狂狷急的个性，诗学主张的差异尚是次要因素。”这与学界一般的看法不同。实际情况足：康熙二十三年王渔洋出于激赏赵秋谷《铜鼓诗》的动机，欲编刻赵与冯廷酬唱之作为《二妙集》，赵以为王欲罗其为门下；傲然拒绝。与此同时，赵又私淑已故虞山冯班为师，冯与王的论诗主张有相当之不同。本来论诗主张不同，并不一定导致交恶，但赵执信少年得志，自负奇气，屡屡做出过分举止，这才是二人交恶的真正起因。笔者同意蒋寅的看法，进而认为，康熙二十八年，赵因《长生殿》一案罢归，更助长了其兀傲不平、藐视权贵的心态。与之相反，渔洋仕途顺达，且又主盟骚坛，二人又有亲戚关系，于是自然成为秋谷发泄的对象，所谓“妄投和璧贱，失势太山卑”赵执信《斥笑鹏》，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第100页。，“敝庐未解相料理，妄被明卿妒范金”赵执信《钝吟冯先生宅感怀二绝句》之二，见《赵执信全集》，齐鲁书社；1993，第246页。。性格因素再加上境遇的悬差，使矛盾激化了。另外，赵对王的批评不能客观、公允，也说明了这一点，用蒋寅的话说就是：“无理之词多，曲解之词多，不实之词多，意气之词多。”回观渔洋之与牧斋，就没有这一类情况发生，即使钱氏再晚些年去世，二人谅也不至酿成此类局面，因为渔洋的批评不杂有个人意气的因素。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问题还有更为深入的层次。正如蒋寅在书中指出的：“赵秋谷对渔洋的批评虽有意气的成分，但根本则归原于两家理论渊源之别。”也就是说，两家诗学观的分歧是彼此不能相投的本质根源。在创作方面，赵执信是主刻露的，而渔洋则尚含蓄，故有全龙和“神龙见首不见尾”之说。由这一点升级，赵引吴乔“诗之中须有人在”说，批评渔洋“言与心违”，不讲真话。蒋寅指出，观点本身并不错，错就错在具体判断的失误。笔者以为，除去意气因素以外，赵执信的失误盖由代差所造成。赵氏诗以峻刻著称，才气逼人，“磊落不可一世”，不愧为新一代诗人中的翘楚和典型，他代表了进入稳定、繁荣时期以后诗坛新的趋尚。渔洋少年经历战乱，又较早步入仕途，诗风必然尚含蓄，倾向于“空中传神”。其同代人称“笔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览之余，别深怀抱”张九徵《阮亭诗选序》，见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58页。，足见是能够发生共鸣的。赵执信以为直剖胸臆方见有人，不知笔墨之外亦能见人。这是时代造成的审美趋向方面的差异。正如渔洋之不满钱谦益一样，赵执信对渔洋的批判同样昭示了诗坛风会转移的信息。从这一角度出发去理解《四库提要》评价二人得失时所说的“以刻露救浮响”，就有其意义了。蒋寅站在史的高度，抓住钱王、正赵这两对关系，等于向我们展示了一条清前期诗坛传承与嬗变的演进轨迹。
《征略》与《诗坛》二书的创新意义是多重的，它们不仅将作家研究与文学史过程融为一体，将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研究结合起来，把作品传播、作家交游引入史的范畴，而且由诗学又伸及词学，观照和探寻二者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再进一步，扩展到了清代的文化风气，由藏书和博览入手探讨清诗的文化积淀及其与创作风气的关系。比如论宋诗运动的缘起时，举四条成因，书籍的流通便是其中之一。所有这些创新都是建立在坚厚的文献资料考证的基础上的，因此经得起推敲和检验。蒋寅取得如此卓著的成果，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开拓创新精神的紧密结合大概是最重要的原因吧？
当然，蒋寅的两部新著中也并非没有小的失误与可商榷处。比如，在《征略》中作者认定王渔洋自编《阮亭诗余》在顺治九年，而在《诗坛》中又指定为顺治十一年，不相统一。笔者以为，现存《阮亭诗余》收有作于顺治十三年的《满江红·同家兄西樵观海》一作，又同书丁弘诲所作序中提到顺治十二年事，恐怕成书年代当更晚一些。另外，《诗坛》一书中认为，由渔洋倡导宋诗导致了以宋诗精神为骨干的清诗面貌的形成，这是一个创见，但如何估价神韵诗学在清代诗学界的地位和影响，这方面似乎阐述不够。构筑综合性研究体系，出现个别的不周之处是在所难免的，相信蒋寅在进一步拓展他的研究计划时会不断完善自己的课题，从而带给学界更加令人瞩目的成果。笔者衷心地祝愿并期待之。
（原载《文学评论》第2期）
第四部分 序跋之页第42节 通史观念的延拓述史范式的创新
通史观念的延拓述史范式的创新——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
萧虹
自1985年“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构架提出以来，“重写”文学史、编撰文学史教材的热情高涨，出现了不少颇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涉及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著不下三百部。如何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突破先前的述史方法，编写一部富有新意又兼具学术价值和学科价值的文学史？复旦大学中文系唐金海、周斌两位教授在该学科长期的思考研究和多年的教学经验积累中，以科学的文学史观为指导，牵头、组织，全国多所高等院校参与编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一书，成为文学史教材编著领域的又一重要收获。这部八十余万字的教材，不仅以翔实饱满的史料、富于创见的体例、深稳精当的论述受到教师、学生的欢迎；两位教授就文学史写作，提出应具有的“长河意识”、“博物馆意识”，更引起学界对编著文学史的方法论的思考。笔者认为，本书突出的学理价值和学术贡献在于：编著者能按整体性思路，将中国现代百年文学从时间、地域、文化、文体等层面一体贯通；以主体性眼光，融入最新研究成果，将未得以足够重视的电影文学、通俗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凸现其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从传统纵向和域外横向两个维度，关注二十世纪文学的中外文化渊源问题，探索开放型、立体式的文学史架构。
学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力求创新与超越也是文学史再次述写的指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在编撰模式和体例上进行了一次有益的探索，其成功尝试的基点就在于彰显了“整体意识”，采用了富有创新意义的“一体贯通”的结构范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