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案件 作者:[苏联] 阿·阿达莫夫-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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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区民警分局的工作人员，在别象街的一幢新建的大楼内，在宽敞的、陈设华丽的住宅前厅里，迎接了刑侦局的值勤工作组。他把左托夫请到一边，简短地报告说：“现场的一切都保持着原状，住宅的主人是建筑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总工程师舒宾斯基。他现在身体状况很不好，躺在饭厅的沙发上，我已经请过医生了。此外，”他压低声音又说：“根据他的要求，我已经给国家安全委员会打过电话，看样子，他这儿保存有机密文件。”
“委员会的人还没有来吗？”
“还没有呢，这就来。”
“舒宾斯基怎么样？”
“我看，不太好。”
左托夫吩咐他的随员开始视察住宅，但暂时不要到饭厅去，以免惊动病人。
这时，前厅的电铃响了。两个穿着便服的陌生人走进屋来，打听谁是工作组的负责人。有人把左托夫指给了他们。
“国家安全委员会佛洛诺夫大尉。”其中一个人一面向左托夫自我介绍说，一面把证件递过来，“请问您怎么称呼？”
“民警少校左托夫。请到饭厅来吧，大尉同志。我们先问问失主丢了些什么东西，然后再决定我们之间应该由谁来处理这个案件。”
左托夫一跨进饭厅就看见了躺在沙发上的舒宾斯基。他是一个胖胖的、头发斑白、胡子理得很整齐的人。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妇女坐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她一面捏着他无力的手，一面看着表，显然正在试脉搏。女人看见有人进来，便小心地放下舒宾斯基的手，很爽快地说：
“好了，一切已经正常，安东·查哈洛维奇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但是要躺两三天，严格遵守卧床制度，也不能经受任何刺激。”
“可这是绝对不行的！我得去向部长汇报。”舒宾斯基连忙反对。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您的健康最重要！”
“唉！好吧，好吧。”舒宾斯基痛得皱着眉头，顺从地叹了一口气。
女人带着担忧的神情转身对进屋的人说：“同志们，请不要使病人过于疲劳。现在对他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安静。”
“好，我们尽力做到，尽力做到，医生同志。”左托夫一面回答，一面走近沙发，对舒宾斯基说，“我是左托夫，是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这位是佛洛诺夫大尉，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舒宾斯基同志，首先请您告诉我们，匪徒们抢走了些什么东西。”
“请坐，我的朋友们。”舒宾斯基回答。
他有气无力地用手势指了一下椅子，然后看了医生一眼。医生已懂得了这眼光的含意。
“只是不要过于激动，也不要说太多的话。”她恳切地、好像是在请求似地说完后便走出了房间。
舒宾斯基侧过身来，这一动作使他痛得脸都变了样。
“瞧，心脏开始出毛病了。”他喃喃地抱怨说，“一着急，就差点儿来个心肌梗塞。不过俗话说，‘差点儿’是不能算数的。”他虚弱地微微一笑，神经质地扯了一下胡子，又说：“事情是这样的，我前几天才从乌拉尔飞回来。我在那儿帮着建设一个……咳……重要的工程，带回来一些文件。就是说，主要的资料是由别人负责运送的，但我自己也随身带了一些。此外，我还在上面按照自己的科学方法作了一些笔记。就是这些准备将来工作时用的笔记，我把它们锁在自己的桌子里了。今天我一走进屋子就看见：食橱——瞧，就是那一个——打开了，餐具都翻得底儿朝天。走进寝室，柜子也都打开了，很多东西不翼而飞。这时候我就吃不住劲儿了。再走到书房一看，桌子被撬开了，抽屉都拉了出来，所有的东西都翻得乱七八糟。这下子我再也支持不住了，勉强蹭到安乐椅跟前，只看见眼前的东西都在飘呀，飘呀……”
舒宾斯基疲倦地将头靠到枕头上，闭了一会儿眼睛。佛洛诺夫和左托夫默默无言地互相看了一眼。
“可是我终于鼓足了劲儿去看了一下抽屉，”舒宾斯基继续说道，“发现我的笔记还放在那里没有动。等到我给民警局打过电话以后，人就晕倒了。至于您，我的朋友，”他一面对佛洛诺夫说，一面把手放到身旁的皮包上，“想请您把我的笔记送到一百一十二号工地去。我到了那边以后再进行整理。谢天谢地，看来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属于您这个部门的。”
“您的家眷在哪儿呢，安东·查哈洛维奇？”左托夫关心地问。
“在别墅里。”
“什么东西被偷走了，您能现在说说吗？”
“请让我歇一会儿吧，朋友，等一会儿我的爱人就会回来，那时……”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是否能够大概地确定一下发生盗窃的时间呢？”
舒宾斯基沉默了片刻，不很自信地说：“据这几天替我做饭的女邻居说，中午一点钟左右她到这儿来过，我是四点钟回来的，也就是说，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的。”
“您的女邻居怎么称呼？”
“她叫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她住在我们这一层楼的二十号。”
“好，谢谢，安东·查哈洛维奇。”左托夫站起身说，“请原谅，让您受寒了，我再不问什么了。只是还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静静地观察一下饭厅。行吗？”
“哎呀，老天，请吧。”舒宾斯基挥挥手说，“归根到底你们还是为了我才这么奔忙呀。”
他又把眼睛微微闭上了。
左托夫和佛洛诺夫尽量轻手轻脚地走出了饭厅。佛洛诺夫腋下挟着皮包。
“这么说，”左托夫在前厅里对他说，“这里仅仅是个盗窃案件，虽然很不一般，看来只好由我们尽力来办了。”
“一点儿也不错，”佛洛诺夫回答道，“祝你们成功。”
左托夫在前厅里又站了一会儿，一面考虑着什么，一面从容不迫地用花手绢擦着脖子上的汗，然后向另一个房间走去。
“少校同志，”格朗宁一边把放大镜放到口袋里，一边对他说，“总算是找到了一些痕迹，要给您看看吗？”
“好吧，马上就给我看。”左托夫答应着，随即把舒宾斯基说的一些情况给工作人员们讲了一下。
“现在我们继续工作吧。”他结束说，“格朗宁，给我看看你们发现了些什么。”
格朗宁把左托夫引到前厅的门口，指着地板上的铁丝脚垫说：“当匪徒或者是匪徒们进入房间时，显然曾经无意识地擦过鞋底，因此在脚垫上留下了红粘土和石灰，还有一些落到了地上。我把它收集起来了。”
他把一个小包递给左托夫，后者小心地打开纸包，取出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包内的东西，然后问：“为什么您认为这是匪徒留下来的呢？”
“地板不久前才擦过，除您以外我把舒宾斯基和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的鞋底都检查过了，并未发现粘土和石灰的痕迹。”
“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呢？也许是他们留下的。”
“沃龙错夫追上了他们，那时他们都坐到汽车上啦。”格朗宁微微一笑，“可是也没有痕迹。”
“很有意思。”左托夫称赞地说，“还发现了什么？”
“请您到书房来一下。”
格朗宁把左托夫领到书桌旁，指着放在文具前面的一块厚玻璃板说：“在这上面发现了非常清楚的手指印，不过是戴着手套的。匪徒的手出了汗，显然汗水透过了很薄的手套。我们已经把这些指印拍摄了下来。您想看看吗？”
“等一会儿再看。还有什么？”
“还发现匪徒的手套在衣橱里面的钉子上剐了一下。我在钉子上找到两根由手套上剐脱下来的线，旁边还有一个小血点。这是那两根线。”
格朗宁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纸包，于是左托夫又拿起放大镜来看了看。
“嗯，妙极了。”他隔了一会儿说，“把那个血点刮下来送到我们的化验室去鉴定一下血型。”接着他又转身对谢尔盖补充说：“有一次还是桑德列尔对我说过：‘犯罪而又不留下任何痕迹是不可能的。实践证明，只不过在某种场合下痕迹多一些，另外一种场合下痕迹少一些；有时痕迹很明显，容易发现，有时比较隐蔽，不容易发现罢了。’老头儿的话不是很对吗？”左托夫意味深长地翘起大拇指说：“初步的材料已经足够证明，在这儿作案的是个很有经验的惯犯。可是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同时，这里也少不了内线。必然有人把这所住宅的情况告诉了匪徒。”他又转身对格朗宁说：“好吧，继续搜索检查，可以到饭厅去，只是要轻些。至于您，谢尔盖，立刻去查明见证人，顺便看看女邻人的鞋底。”
谢尔盖走出屋子，来到楼梯平台上。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看见有一扇门的上方号码是“二十”，于是去按了门铃。
一个穿着无袖长衫、系着围裙、又高又胖的中年妇女打开了门。她小心翼翼地看了谢尔盖一眼，问：“您找谁？”
“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
“我就是。有什么事吗？”这位妇女仍然站在门口，两手交叉地放在胸前，又问道。
“您这副吓人的模样，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简直使我的话都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了。”谢尔盖笑了起来。
“可是您到底有什么事呀？”
“和您谈谈吧，但不要隔着门坎，要不然准得吵架。”
“告别的时候才不能隔着门坎。”瓦尔瓦娜·依里依尼奇娜也忍不住笑了。
一分钟以后，她已经把谢尔盖让进自己整洁的小房间里，请他坐下，随即激动地叙述起来：
“真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谢尔盖·巴甫洛维奇，只是在两点钟的时候，我听见楼梯那边传来了猛烈的敲门声，我出来看了一眼，原来是磨刀匠在敲舒宾斯基家的门。敲得好厉害，就像是雇他来敲门似的。我对他说：‘那儿什么人也没有。’他气愤地啐了一口，说：‘人家告诉我，说那儿的老太婆是个聋子，敲门要用力些。’他转过身就走了。我就知道这些。”
“这磨刀匠是熟人吗？”
“是熟人，他就在这附近的肉铺里磨刀子。那天还到我们这里来过一趟。”
“关于老太婆的事是谁对他说的呢？”
“谁知道他呢！反正他说谎也不要本钱的。”
谢尔盖道了谢，走到楼下的院子里。“还能向谁问呢？孩子们？当然值得问。还有谁？看院子的人？也应该问问。他住在哪儿呢？”谢尔盖想着，在院子里转了一圈，一个人也没有碰见。他向街上走去，在大门口站下来，若有所思地向四周扫视了一遍。
对了，人，只有人们才能指出罪犯的踪迹来。上次格朗宁不正是这样围绕着黑汽车的线索破了案吗。可是谢尔盖那时却在嘲笑他，嘲笑别人，结果自己抱着成见栽了跟头。他又记起了西兰契耶夫的话：“罪犯并不是在真空中生活和进行活动的。经常有许多双诚实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监视着他们。”应该善于找出这些人来。格朗宁是怎么进行工作的呢？他抓着一条很小的，小得几乎看不出来的线索，从而开始了正确的第一步——去询问住户。可是现在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