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鉴赏大典-第3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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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楼月
白居易
嘉陵江曲曲江迟，
明月虽同人别离。
一宵光景潜相忆，
两地阴晴远不知。
谁料江边怀我夜，
正当池畔望君时。
今朝共语方同悔，
不解多情先寄诗。
白居易诗鉴赏
这是白居易《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中的第五首，是给奉使东川的元稹的一首赠答诗。白居易与元稹自贞元十八年结交后曾同为校书郎，元和元年又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旧唐书·白居易传》），并先后任左拾遗，交情笃厚。元和四年二月，元稹除监察御史，三月七日，奉命赴东川按狱，弹劾故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法加税，在往来途中，创作了组诗《使东川》，其中有一首《江楼月》，原诗如下：
嘉陵江岸驿中楼，
江在楼前月在空。
月色满床兼满地，
江声如鼓复如风。
诚知远近皆三五，
但恐阴晴有异同。
万一帝乡还洁白，
江人潜傍杏园东。
时值阴历十五，元稹独自在嘉陵江岸驿楼中，夜见一轮圆月，遥想起与长安诸友在曲江池畔同步赏月的情景，于是写了这首七律，寄赠白居易，以表达他的怀念之情。白居易即以《江楼月》的原题作诗酬和。
该诗首联起势不凡，“嘉陵江曲曲江迟”，开门见山地点出两人所处的地点，元在剑南（今四川）的嘉陵江岸，白在国都长安的曲江池畔。因嘉陵江曲曲折折地流经剑南东川境内，诗人以此指代元稹；而白居易此时在长安任翰林学士兼左拾遗，家住曲江池附近，据元稹《江楼月》载：“嘉川驿望月，忆杓直、乐天、知退、拒非、顺之数贤，居近曲江，闲夜多同步月。”由此可知诗中的曲江，即指长安东南的曲江池，池面七里，池水曲折，因称曲江。两岸宫殿连绵，楼阁起伏，垂柳如云，景色绮丽动人，是当时长安第一胜景，也是白居易与元稹同登进士后皇帝赐宴和经常闲步赏月的地方。诗人特意用地名入诗，并用“曲”和“迟”两个字，既形象地绘出嘉陵江和曲江的纡回绵长之状，又借嘉陵江至曲江池的曲折回远，隐喻两人相距遥远，并为颔联“两地阴晴远不知”埋下伏笔。正因为两人相距遥远，以致“明月虽同人别离”，承接得十分自然。颔联由明月生发开来，明月的阴晴圆缺，是人间悲欢离合的象征。所以当诗人独自漫步曲江池畔，忽见明月高悬，却不能与挚友同游共赏，顿时触景生情，思绪万千，伤别之情便油然而起：“一宵光景潜相忆，两地阴晴远不知”。诗人忆起与元稹交游的件件往事，一幕幕在脑际展现，以致整夜难眠。“一宵”二字，好似点睛之笔，突出了诗人思念友人时间之长；一个“潜”字，也用得极妙，揭示了诗人思念之深，从而把白居易和元稹朴实、真挚的友情和盘托出。但因为两人相距遥远，各人的消息无法互代，这好比两地月有阴晴圆缺那样，不能知晓。就在这“远不知”的话语里，隐含着诗人对元稹政治前途的牵肠挂肚。元稹远赴东川弹劾严砺贪脏枉法之事，难免会遇到政治风险，不能不令挚友白居易的深为关注和担忧，正因此，诗人才彻夜不寐。后来的事实证明，白居易的担心并非多虑，当元稹劾奏了严砺等人的不法之事后，触犯了执政者，被命分司东台，不久又借处理河南尹房式事，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这虽是元和五年二月的事，但白居易的这种政治预感和对元稹的关切之心，元稹是心领神会的。正如诗人在《酬和元九东川路诗》的小序中所说：“十二篇皆因新境，追忆旧事，不能一一曲叙，但随而和之，唯予与元知之耳。”这种政治上的关切，也是元、白诚挚友谊的体现。
上述两联是诗人“追忆旧事”，主要记叙两人别后的思念之情；后两联则表明诗人处于“新境”中对“ 旧事”的看法。“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颈联可谓神来之笔，既转得自然，又用得贴切；既照应了原诗中元稹在嘉陵江岸驿楼中的思念，又写出了诗人在曲江池畔的盼望，形象地再现了两位诗人在月圆之夜凝思、吟赏、思友的动人情景，表达了元、白二人心心相印、推心置腹的友谊。“今朝共语方同悔，不解多情先寄诗。”尾联进一步表现双方思念之切和情谊之深，也是诗人通过寄诗抒怀交谈的亲身实践才悟出来的道理。两人相距遥远，友谊这样深，后悔没有更早寄诗抒怀，以免除两地相思之苦。
并在这“共语”、“同悔”的倾诉中，包蕴着双方绵长的友谊与思念，真是感人至深。
这首诗真率自然，不事雕饰，每句都融注着诗人对元稹发自肺腑的友情，而且情致曲尽。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巧在乎不违天真”（见《大巧若拙赋》），因而千百年来深深地感染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该诗对思念之情的描述，均从双方着笔，一种相思，两地离愁。这比元稹独诉己方的思念之苦，意境更为开阔，尤其是“谁料江边怀我夜，正当池畔望君时”的这种对句的运用，富于联想，富于诗情，似一根感情的红线，把远在千里之外的两位知友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人感到分外亲切。
全诗情景交融，浑然天成，情景的描写都建立在真挚的友情和深切的思念的基础之上，看似在写江楼、池畔和明月，却字字饱含着诗人思念之情。宋人张镃在《谈乐天诗》中评论说：“诗到香山老，方无斧凿痕。”由此诗可窥见一斑。
杏园中枣树
白居易
人言百果中，
唯枣凡且鄙。
皮皴似龟手，
叶小如鼠耳。
胡为不自知，
生花此园里？
岂宜遇攀玩，
幸免遭伤毁。
二月曲江头，
杂英红旖旎；
枣亦在其间，
如嫫对西子。
东风不择木，
吹煦长未已。
眼看欲合抱，
得尽生生理。
寄言游春客，
乞君一回视；
君爱绕指柔，
从君怜柳杞；
君求悦目艳，
不敢争桃李；
君若作大车，
轮轴材须此。
白居易诗鉴赏
元和二年，白居易由盩厔县尉迁翰林学士。次年五月，授左拾遗。一时间，诗人似乎仕途通达，春风得意，大有知遇之感。同时，也自以为有了臣世济国，一展鸿图的机会。于是他终日“食不甘味，寝不遑安”，勉力于“有阙必谏，有违必陈”。以至任职一月，既“谏纸忽满箱。”然而，他的尽忠职守，直言敢谏，并不被统治者所欣赏。宪宗皇帝就对他深怀不满。同时，他的孤傲的性格，不畏豪强的激切言论，也深遭权贵的嫉恨。因此，他常常感到苦闷和孤寂。
正如他在《长安正月十五》中写到的：“喧喧车骑帝王州，羁病无心逐胜游。明月春风三五夜，万人行乐一人愁。”从政愈久，他对黑暗的现实政治了解愈深，对权贵豪门专权，贤士才俊屈沉下僚的不合理现象就愈加不满：“悲哉为儒者，力学不知疲。读书眼欲暗，秉笔手生胝。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迟。”“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悲哉行》）《杏园中枣树》这首诗大约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写出的。
“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叶小如鼠耳。”一开始，诗人似乎只是客观地陈述了当时人们对枣树的普遍看法：“在各种果树中，唯有枣树平凡而又低贱，原因是它树皮裂，像冻裂的手，树叶细小，象老鼠的耳朵。”诗人以“龟手”的丑陋，鼠耳的猥琐来刻画枣树，描绘得很真实，也很形象，仿佛意在突出它的“凡”和“鄙”，引起读者对它的厌恶。前面冠以“人言”，就显得既不足信更值得怀疑。
诗人巧妙地利用了读者的这种模糊的感觉，为最后的急转直下，凭空出奇作好了铺垫。
“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岂宜遇攀玩，幸免遭伤毁。”这四句是前一部分的递进和展开。诗人先以一种指斥和嘲讽的口吻批评枣树“怎么这样没有自知之明，在这杏园中开花呢？”杏园，在长安城南，唐代科举习俗，新中的进士都要到此设宴游玩。园内佳木云集，景色秀丽。因此诗人嘲弄它不该到此争芳斗艳，以贻笑大方。诗人在这里抒发了自己心中愤激的感情。那些气焰炙人的达官显要，专横跋扈，目中无人，外表雍容华贵，内心却空虚肮脏。诗人踯躅其中，不免有力单势孤之感，同时更有对这些人的深深的蔑视。这里的嘲讽是一种清晰的反嘲。接着，诗人笔锋一转，又对枣树进行安慰：“哪里适宜人们攀折赏玩，不过也幸而免遭伤害毁坏。”诗人对枣树孤独寂寞不受赏识的际遇表达了自己的同情，愤激之余，借道家“无所可用，安所困苦”的消极思想以自慰。
诗人在《云居寺孤桐》中表达了类似的思想：“直从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无附枝，中心有通理。言寄立身者，孤直当如此。”诗人后期避祸全身，大约和这种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
“二月曲江头，杂英红旖旎；枣亦在其间，如嫫对西子。”曲江即曲江池，在长安城东南，是唐代著名的风景游览区，与杏园相距不远。诗人将读者引出杏园，拓宽视野，在更大的范围上进行比较，以加深主题。“早春二月，曲江池畔，百树生花，风光旖旎，枣树孤立其间，犹如嫫母和西施相对而立。”据《列女传》，嫫母是黄帝的妃子，长得很丑，但有贤德。
西子即西施，是春秋时越国美女，古人常以嫫母和西施作为丑、美两极的象征。诗人把枣树置于婀娜多姿、争芳斗艳的二月春树的环绕中，更加衬托出了它的丑陋、卑琐，以及它立身尴尬的情形。这是继开头的贬抑后的进一步的渲染，通过鲜明的对比形成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它也引起读者的翩翩联想，在阳光明媚、春意盎然的曲江池畔，一个衣衫褴褛，形容猥琐的士子走在一群衣着华丽、神采飞扬、笑语喧腾的才子仕女中间，会是怎样一种场面？以上是这首诗的第一部分，它通过议论、反问、对比等手法，突出枣树的平凡、低贱、丑陋。
“东风不择木，吹煦长未巳。眼见欲合抱，得尽生生理。”如果说此前诗人对枣树的同情还隐约闪现在对枣树的贬抑中，那么，从这里一开始，诗人就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对它的喜爱之情：“东风却谁也不嫌弃，不停地吹拂让它生生不息，很快便成了合抱的巨树，它按照自己的天性完成了自己。”诗人的语气尽管十分平淡，感情色彩也很淡薄，但却含着一种傲然自爱之气。无论人们的鄙视，嘲弄，枣树不会枯萎，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自然之性，它顽强地生长，在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