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6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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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词，然而她在这‘大杂烩’的基础上却也写出了一个专章，长达七十页的洋洋大文！”　　　　
　　　　但再往后，周汝昌却发现，在对后四十回的态度等问题上，张爱玲竟与自己惊人一致，特别是张爱玲那种作家特有的形象尖刻的说法让周汝昌大感过瘾。于是周汝昌乃在好几处婉转地向张爱玲道歉，褒扬她的红学观。更专门撰写一篇《　张爱玲眼中的〈　红楼梦　〉》（《　天·地·人·我　》），其中说：　　　　
　　　　她说：第一点，从十二三岁时读《　红楼　》。第二点，只这年龄而头一回读，读到第八十一回，什么“四美钓游鱼”等等，忽觉“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而感到那是“另一个世界”！　　　　
　　　　我读到此，真是又悲又喜，又喝彩、又感叹——莫知何以表达我的心情。　　　　
　　　　这是一位绝代的天才，她的文艺审美水平特高——用我的话说：她不俗，有灵性，有艺术眼，有上智上慧，非同小可。　　　　
　　　　她有一部考论《　红楼　》的专著《　红楼梦魇　》，其自序写得比这个更好。她有极精彩的话，如云：版本中一个异字，“字比芭斗大”，“往我眼里跳”！（笆斗，农村盛粮谷的柳条编成的大斗。）这可见她对《　红楼　》是如何地精熟至极。从这一点说，只有她能够称为真正的、头号的“红迷”。　　　　
　　　　她极感高鹗的伪续后四十回的毒害性，名之为“附骨之疽”——其影响之深且久，已难医治。　　　　
　　　　在回忆胡先生的这篇文中，她又提到：在美国，告诉洋人中国诗、画的“发展”（独特造诣之义也），他们因为不懂，只有承认；但若说中国小说的“发展”，就人人“露出不相信的神气”了。因为，小说代表是《　红楼　》，在他们读来，只看到一个“故事轮廓”——而且“是高鹗的”！那就是“钗黛争婚”的一场“三角恋爱”熟套闹剧，没有别的。　　　　
　　　　她的话不多，却极深刻沉痛。对这位国际驰名的女作家，我一无所知，只见到这么两篇论《　红　》之文，便觉十分钦佩与倾倒。　　　　
　　　　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初次接触《　红楼　》这样的书，即能感到曹笔与高续是那么霄壤天渊之悬殊大异，你怎么解释？是谁“教”给她要区别？是什么机器统计出“词汇”差异表让她知晓了“科学数据”？都不相干。　　　　
　　　　这就是雪芹讲的“通灵”之性，是“娲皇”赋予的——“天分中生成”的。中华文化讲究这个，中有至理。　　　　
　　　　然而，也有人相反，他们感不到那种巨大的悬殊大异，倒是认为前后“浑然一致”，“都是曹雪芹的原著”……而且，曹之所以伟大，不在前八十回，全在后四十回，云云。　　　　
　　　　这个“附骨之疽”的毒害性一至于此——可也得思辨一下人的文艺审美能力，不能只骂骨疽。　　　　
　　　　这是个文化难题，也许一万年还会“君向潇湘我向秦”。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尾声新雨旧雨“二三子”（15）

　　　　张爱玲还指出说：“《　红楼梦　》应该把后四十回伪续割去，任其‘残缺’不完，后面可以加上研究佚稿的成果。”（按，应包括后文情节要点、人物结局、章法结构……）这又正合我们倡导并一直实行的“探佚学”的宗旨，可谓相视莫逆，会心不远。　　　　
　　　　应该说这就是张爱玲“红学观”和《　红楼梦魇　》的精彩华萃。周汝昌之所以对张爱玲大加揄扬，全出于这点“知己之感”。当然张爱玲祖籍丰润，也算锦上添花，“丰润也曾是雪芹祖上的籍地。……丰润又出了张爱玲，对《　红楼　》有极高的识见，这不仅仅是什么‘才女’的俗义，这是京东山川灵秀的精气之凝结与流动”。但无论回讽或揄扬，由于张爱玲本人的生活方式及大洋的阻隔，她生前都是毫不知情的。　　　　
　　　　《　红楼梦魇　》又是一部复杂的书，它既有上述烛隐洞幽的卓见，也有不少“令人惋惜的错误”。最突出的是张爱玲对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成书过程”的“考据”推测，所谓“拆改论”和“分身法”。张爱玲的这些“考证”如果成立，那么《　红楼梦　》就不再是一本天才创作的伟大作品，而成了疵病多多的粗糙毛坯了。换句话说，张爱玲的研究有点焚琴煮鹤，大煞风景。　　　　
　　　　这就是周汝昌为什么要写《　定是红楼梦里人　》这本书的根本原因。他的目的是通过具体深入的讨论，从“细部”对张爱玲的红学观点“排沙简金”。应该说这是一本写得很“巧”的书，既弘扬了张爱玲红学观的“精华”，又扬弃了其“糟粕”。同时，借助张爱玲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也就使红学的是非通过“附骥”而得到了分辨和清理。对周汝昌这本书具体的评介就不必作了，还是摘录书封上咏叹张爱玲的一首诗吧：　　　　
　　　　扫眉才子女相如，梦里红楼景色殊。　　　　
　　　　早辨名貂联狗尾，渐疑颦黛幻仙姝。　　　　
　　　　云垂海立惊真本，鲥骨棠香恨佚书。　　　　
　　　　夺取狱神五六稿，鸿濛重启复还初。　　　　
　　　　周汝昌主要是以“红学家”名世的，其实《　红楼梦　》只是一个“代表”，更本质一点说，应该说周汝昌是一个中华文化学家。他曾说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分别代表了上古、中古和近古三个阶段中华文化的辉煌。在和北京大学学生座谈时他又提出“中华文化的两条主脉”的命题，说一条主脉是仁、义等伦理社会道德基则，以先秦诸子如孔、孟等为代表；另一条主脉是才、情等文学艺术的特殊表现能力与方式，以《　诗经　》、《　楚辞　》为首的历代诗文大家为代表，而这两条主脉都在《　红楼梦　》中有极其高超美妙的涵咏、赞叹与评议。　　　　
　　　　周汝昌的这种主张并不只是某种宣言或概念，而是十分具体的，生动的，它体现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各种层面，甚至待人接物的言谈举止，写作的文风、造句、措词等微细的地方。比如他评价某篇文章的价值高低，就不仅看其内容、思想、观点，而还要看文章所洋溢的神韵、气韵、韵致。这是从那第二条“主脉”特别是《　诗　》、《　骚　》、《　庄子　》和魏晋风流一脉而来，如果不具备这方面的气质和修养，就会觉得有点玄，有点莫名其妙。比如周汝昌阅过拙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收入《　箫剑集　》）之后，就来信说：“吾弟手笔之最大长处，端在简净健举。盖为文必求笔能举重，复能包大，神气完足。此三者近世以来不多觏。胡适‘白话文’兴，更无人晓此。大抵平板僵直的‘堆话’‘砌字’，而文者杳乎其不可复逢。每为浩叹。如弟文之佳处，今之人便只看‘内容’而不知其它矣。……弟此文实为一大‘纲领性’文字，若在古昔，即必有‘笺疏’随之——即每段之下设有更细的具体的说解……然今久不知有此体矣（　此皆‘白话文’造孽结果　）。”（　着重号为原信所有。丙子六月初三，1998年7月20日邮戳。　）　　　　
　　　　周汝昌对中华文化的领悟和理解，说千道万，或可用发表于2001年11月16日《　现代教育报　》的答记者（　特邀记者王瑞兵　）问中一段话概括：“中华文化最大最基本的精神是‘活’，禅也是一个‘活’。这怎么讲？‘禅’是什么？禅是古印度传来的佛法，佛法怎么学？就像我刚才说的翻译的问题那么复杂，（　梵语　）那里面有个名词，这里（　汉语　）却没有啊，那可要了命，麻烦透了。印度哲学是个繁琐哲学，中华民族又要学习这么高深的思想、哲学，怎么办？不能用抠字的办法，‘活’就是一下子抓住那精神，‘禅’就是指这个。……《　红楼梦　》里，什么叫‘通灵’？要是一块山野之石，无知无觉，怎会有思想感情，即感受能力，中国将感、受、通、悟，融会一个大字‘活’！禅、中华文化正是这样。南宋大诗人杨万里讲：我的诗是‘活’法！什么意思？不是写得灵活，随便顺手而来。是讲诗里的东西用这种表现方式向你传达一个意境，或者一个道理，或者一个思想。……禅与文艺的关系，就是一个字——‘活’，是精神境界的交通。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来使你接受，这是活的，不是死的，不是抠字，当然，典故也要懂些，不然会不明白。禅正是如此，不立语言，禅一说一写就是‘糟粕’，把真挡住了。……文艺的表现是要让人懂得、领会、接受，佛说法，也是让你接受、领会，共同点在这，这种讲授的方式及我们的接受方式与西方不同。”　　　　
　　　　中华文化的“慧命”，就是通过曹雪芹和《　红楼梦　》，通过红学家周汝昌生动具体的“这一个”，通过他身上“学术成就”与“文采风流”的辩证统一，而得到体现，这就是周汝昌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文化意义。　　　　
　　　　2005年7月5日于大连痴慧斋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尾声附录一：传主与作者（1）

　　　　作为本传记的作者，与传主周汝昌先生交往的史迹，本来分散在各章节中。编辑建议抽出来单列一章，以方便读者阅读。那就作为“附录”吧。　　　　
　　　　笔者属于插队知青那一代人，1966年“文革”爆发时，还是个高中学生，1968年12月下乡插队，辗转蹉跎，浪迹江湖，到1978年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师从章太炎的关门弟子姚奠中教授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作毕业论文时，本来并没有要作《　红楼梦　》研究，由于1980年暑假写了一篇《　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　》（　后发表于香港《　抖擞　》学刊1981年第1期及1982年《〈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9辑　），引发了探佚《　红楼　》的兴趣，又写了一篇《　史湘云嫁贾宝玉说　》，寄给了周汝昌先生，周先生于1980年10月31日赐函，予以热情鼓励，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写成了《〈　石头记　〉探佚　》，成了研究生毕业论文，也是我第一本学术著作。自此以后，与周先生墨缘不断，一直延续至今。　　　　
　　　　1980年12月18日，笔者写了一首步《　红楼梦　》白海棠诗韵的七律寄奉周先生：　　　　
　　　　红海飞潜众妙门，觅来珍异贮金盆。　　　　
　　　　芹溪恨未窥新证，脂砚情多返旧魂。　　　　
　　　　探佚始知花有影，续貂焉得玉无痕？　　　　
　　　　缟仙有翼今宵去，立雪乞梅月不昏。　　　　
　　　　周先生看了以后很高兴，又来信说让我用毛笔写成条幅寄给他，并且随信寄来一幅写在宣纸上的手书诗作，让我转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意思示范我如何写条幅。但笔者的书法没有功夫，最后只好恳请导师姚奠中先生代书，才完成了这一任务。　　　　
　　　　附带一提，罗元贞（　1906—1993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院，好诗词，曾给毛泽东寄信建议毛改《　长征　》诗中“金沙浪拍”为“金沙水拍”，获毛亲笔简短回信，但终因“组织反动诗社”被公安机关侦办而入狱。他出狱后素志不改，仍给全国认识不认识的“诗家”经常写信寄诗，他给周先生也寄过不少诗，并要求回赠，周先生大概一直未回，此次借机会手书答幅让笔者转也，所书内容即周先生颇为得意的那首“千年一见魏王才”七言律诗。记得送到罗教授家，罗先生看了后对我说周先生没有盖印，不很满意。　　　　
　　　　第一次见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