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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466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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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治学“理路”有了一种“打通”的理解。他的许多红学观点总是要遭受别人的不理解、曲解、误解……其实根儿上就是他治学的“活法”不能被那些囿于常规常理的人所理解。因为对《 红楼梦 》的观察研究,周汝昌也是从曹家家世、脂批、版本、思想、艺术等“各迹、各象、各点、各面”来“贯通”的,是“了解那个作者彼时彼地的具体处境、时代背景”,了解“他的独特的笔法和用意、思想和作风”,而其他一些研究者却往往“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或只知用“形式逻辑”作机械“考证”,或只会搬用现成的文学理论教条……    
    在《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后面又展开了对杨万里诗文的“思想性”和“时代背景”的论述,却是如水到渠成一般自然,没有一点机械刻板。他说:“讲诚斋的‘活法’,不止是为谈他作品的艺术性,更重要的目的是要通过他的活法来看他的思想。作品的思想内容之有无、深浅,固然先是取决于思想内容的本身的存在和情况,但是作者的表现方式、手法、作风,和我们读者对这一特定方式手法作风的理会的程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目力’和‘视界’,也就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和衡量的问题。”通过曲折却又清楚的论证和举例,让读者明白杨万里其实对南宋偏安一隅的屈辱现实怀有“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    
    但是,周汝昌在后面又说:“诚斋作品有思想性时,我们不应视而不见,对其价值加以贬低、缩小……诚斋作品无思想性时,我们也不应代为‘制造’,对其价值加以增饰、夸扬。——诚斋的长处,已如上述,是在‘活法’。他的短处,说来好笑,也还是在‘活法’。——不是在于‘活法’本身,而是在于他对自己的‘活法’有点过于自喜、自负、自恃。——他的作品情况不平衡,有的极为沉婉深至,有的又很滑快浅率。”    
    周汝昌选编《 杨万里选集 》的时代,是很提倡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提倡是一回事,真正能否学得到用得好又是一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总的时代情势是违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占了上风。但真是有点奇怪,可能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主义著作的周汝昌,在对待杨万里这位七八百年以前的文人和他的作品时,却是体现了实实在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了“一分为二”,讲究事物之间应该是彼此联系的、互不割裂的、发展变化的、动态而非静止的观点和立场。    
    《 杨万里选集 》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此后也一直在同类型的著作中享有盛誉,实在不是偶然的。在引言中,周汝昌也提到“先述堂师”( 顾随 )对自己的影响和讷兄( 周祜昌 )对自己的帮助——“但因健康关系,这工作始终进行不快。最后还是得到讷兄的大力帮忙,特别是他牺牲了两个暑期的休息,帮我收拾整理并补苴弥缝,才算勉强完成了”。而他的“三个孩子分担了抄录工作”——那是喜临、月苓和丽苓等三个年岁较大的儿女。    
    对燕京大学的同学兼好友许政扬① ,周汝昌更特别表示感谢:“在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上,政扬兄始终是我的热心的‘顾问’,在病中仍然替我解答查考;他卧病不能到图书馆,至恳其夫人代为借书;他的淹贯精通,有问必复,使我又感激又佩服。对政扬,我的谢意是难以一言半语来宣喻的。”周汝昌与许政扬是燕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同届研究生,而且那一届只招了他们两人,也就是说,周汝昌与许政扬彼此都是唯一的“难兄难弟”,自然交情深厚。周汝昌离开京城赴成都时,只有许政扬送行,帮助搬行李,还伤了手指头。二人后来曾合作撰写《 水浒传 》的繁简两种注解,共得118条,因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而中止。周汝昌曾向华西大学推荐许政扬前往任教,已经说妥,但后来院校合并,华大取消,也就不了了之。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许政扬文存 》,因遗存文稿不多,周汝昌将自己校订《 水浒传 》的一些成果都算在许政扬名下收入《 文存 》。    
    周汝昌和许政扬有共同的治学思致和理路,下面是两段周汝昌的回忆:    
    我那时已经对红学做些工夫,偶然也向政扬提及。我告诉他,在南开中学时就“创造”了Redology这个英文新字;我说:“曹雪芹还懂法文呢!那‘温都里纳’就是佳例,你替我想想,法语原字是什么?”他只思索了一下,马上翻开了字典,指给我一个Vitrine,讲给我听,两人十分高兴。我并据以写入《〈 红楼梦 〉新证 》。虽然后来有法文专家为此撰写专文指出了‘温都里纳’应该是aventrine的译音,比我们的旧说更准确了,但是追本溯源,注意解决这种有趣味的问题的先驱者,还得算是政扬,他的贡献并不因为当时一下子说不准而减色。    
    这不过是个小例。我们二人相处的结果,是商定了一条共同治学的主题道路,即:文学既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而现实当中的这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其例举不胜举,我们决意从考订唐宋两代词语的确切意义下手——这必然也就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要将“三者”融为“一体”,冶于一炉,写出新型的学术论文著作来。    
    我们不是说说算了的,是实行者:政扬的论文以宋元话本剧曲为主,我以唐宋诗词为主,分头并进。我们都为“开端”做了一些工作——尽管那距自己的设想、理想还远得很,但我们已经安排要继续共同走这条路。(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砚霓小集 》之《〈 许政扬文存 〉代序 》)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4)

    应该说这就是后来周汝昌从事各种研究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如他作《 红楼梦 》研究,也是首先从“根儿”和背景上开始,即先对作者和版本等基础荜路蓝缕,“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进而了解作品的真正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作者心境,然后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他特别强调研究《 石头记 》版本,也正是“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的同一理路。    
    周汝昌选注宋诗,不仅是《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也得到过许政扬的协助:    
    政扬的精勤与博洽,常常使我惊讶,他的细密和敏锐,更使我对之有愧。后来我作范石湖( 范成大号石湖——引者 )、杨诚斋两注,凡遇疑难,无法解决,去求助于他,真是“如响斯应”。他对宋代的一切是那样的“如数家珍”,令人心折。大的,不必举,最似细琐而难考的事,去问他,他也竟能对答如流。例如我注石湖诗,注到算命先生是否像小贩吆喝叫卖一样,也自家出声招徕顾主?难住了。而这是无人可以请教的。一问政扬,他竟能列出证据,证明石湖所写不虚,南宋江左卖卜之情况确实如此。我当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许政扬文存 〉代序 》)    
    《 杨万里选集 》不仅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古代诗文选本,而且这本书典型地体现了周汝昌的治学特点和风格,如前所述,这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全部学术活动特别是红学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可以说是开启周汝昌治学奥秘大门的一把钥匙。同时,由于选注了《 杨万里选集 》和《 范成大诗选 》,周汝昌此后对宋诗变得特别有感情,自己写诗也无形中渐趋于宋诗的格调。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研究,并没有因《〈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了就止步于此,而是在继续深造。《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和《 曹雪芹 》,是周汝昌这一时期红学研究的新成果。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在《 光明日报 》《 东风 》副刊上连载,与当时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有关。据说活动本来是国际规模的,因中苏关系已趋恶化,乃降格为国内的,但仍然十分隆重。曹雪芹的卒年有壬午、癸未两说,前者认为是1763年阴历除夕,后者认为是1764年阴历除夕,相差不过一年,所以从1962年起,由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等国家级机构主持和牵头,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是从追溯介绍曹雪芹的家世情况开始,原计划从“家世”写到“生平”,最后落实到《 红楼梦 》的诞生,也就是为这部伟大小说的出现勾勒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和远因。周汝昌此时年方四十岁出头,风华正茂,这个题目又是自己已经研究多年的,所以写起来感觉特别好,真有点“下笔如有神”的样子,文章写得神采飞扬,思绪灵动活泼,考证叙述而兼夹议论,笔端还带着感情,真可谓妙绪纷呈妙笔生花。    
    《 光明日报 》《 东风 》副刊的编辑黎丁① 主动向周汝昌约稿连载,但于1962年1月至9月载到第八节以后,忽然通知周汝昌到此为止,以后不再发表了。    
    这是周汝昌毕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在1981年秋到1982年春之间撰写的《 献芹集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收入其中 )的序言里,他曾这样夫子自道:    
    记得发表之初,鲁迅研究老专家杨霁云先生赐信鼓励,说:望眼欲穿,才得一篇续出!——那时每月登出一节文字。杨先生此后屡屡叮嘱,此文必须续成完篇才是。(原注:从五十年代起,每次遇到杨先生,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对我说:红学的研究,还是要作下去,不要弃置、消沉。他的鼓励的心意,使我深为感动。)同时见赏的,还有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缪钺、梁仲华诸位教授,梁先生特别来访,专谈他对此《 丛话 》的印象,认为能这样写法,是向所未见,评价甚高,并言:你应该写一部《 康熙大帝 》,为清史研究论文开一新生面。北京的叶恭绰先生,素未拜识,忽遣人送来手札及赠书,对《 丛话 》表示击节赞赏,至言“又读一篇,不觉益为兴起!”说这是一件大事业,一定要写下去,因为所关甚钜,非仅为“红楼”一梦也(原注:后来我去拜访叶先生,他年事已高,而且病情不轻了,本不接待客人,特地扶疴相见,至有“相见恨晚”之言)。    
    此外,吴晗同志也以另外的方式表示过赞助。称奖、督促的读者很多。可是登到第八节,报纸不知听见了什么话,突然变卦停止续载(开头的热情是向我每星期要一篇)。我就此停笔,转而事他了。从那以后,只续了一节《 太祖舜巡 》,而心情笔墨,迥异从前,全不对头了,——果然杨先生看了就坦率地告诉我说:这篇不行了,大非当年之比了!这不仅他为嗟惜,我自己也觉惘然。    
    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话,当然也有点嗟叹。周汝昌又说,过了很多年,黎丁在周汝昌一再追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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