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6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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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俞平伯和周汝昌的著作中，毛泽东会本能地感到和谁的距离近，和谁的距离远。我们再看《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中透露的情况。毛泽东对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的拒斥感，主要是来自他对其中思想、感情、趣味的格格不入。俞平伯说“《 红楼梦 》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粗粗地划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俞平伯说“《 红楼梦 》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划上了竖道，而且还划上了问号”；俞平伯说“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为十二钗作传’这6个字旁边，毛泽东用铅笔先划了一竖道，后又划了一个问号”；俞平伯认为《 红楼梦 》的风格是“怨而不怒”，并引了江顺怡的《 读〈 红楼梦 〉杂记 》一书中的两句话：“《 红楼梦 》所记皆闺房儿女之语……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毛泽东在“怨而不怒”和“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文字旁都划了竖道和问号。如果我们想想《〈 红楼梦 〉新证 》中所论证的内容，强调的是曹雪芹家族被雍正帝抄家迫害，从而激发出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的愤慨反抗，毛泽东会有更多的认同感，难道还不是很容易理解吗？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6）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价值的认识，毛泽东也是与周汝昌相近，与俞平伯相远。俞平伯说：“平心看来，《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划了两条粗道，然后又划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 红楼梦 》的极高评价：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在文学上有部《 红楼梦 》’，‘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 红楼梦 》’，‘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等是相悖的。所以他在这7个字旁又划道，又划问号，表明他不赞成作者的评价的心理倾向。对这一小段的最后一句‘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的评价，与毛泽东的评价：‘《 红楼梦 》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 红楼梦 》写的是很仔细的历史’；等也是相悖的。所以，毛泽东在这12个字旁除划了粗粗的道道外，还连续划了两个问号，表明他对作者的评价是极不赞成的。”
反观《〈 红楼梦 〉新证 》：“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中国旧文化就建筑在封建社会家庭制度之上，《 红楼梦 》不啻为旧文化旧制度作了一篇最详尽最生动的总结账，象征着这巨大的崩溃，无可挽回的运数。”“曹雪芹的伟大，除上述者外，也在于他的超人的文学才能，万难比拟。”
对俞平伯说“《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毛泽东划了粗道打了大问号，周汝昌则针对俞平伯的这个观点说“这真使我异常‘震动’”。毛泽东和周汝昌的见解不谋而合，与俞平伯则扞格难入。
毛泽东对周汝昌要予以保护，对俞平伯则要坚决批判，这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吗？不是洞若观火吗？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在1954年那场风暴刚刚生起的漩涡中，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任何人都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认识。这就发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现象。
袁水拍的《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在《 人民日报 》刊出后，从1952年2月开始兼任《 文艺报 》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就成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实际整肃对象。由于那一小篇其实有点是“例行公事”的编者按，他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资产阶级贵族大老爷”的大帽子，后来“接二连三，牵五挂四”（《 红楼梦 》第一回 ），又牵扯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中，于1957年被定为右派，1958年被开除党籍，1976年含冤而死。
有了上面这些事实和论述作铺垫，我们对周汝昌在1954年及以后的某些遭遇就会有更生动的了解。在《 社长冯雪峰 》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周汝昌有这样的回忆：
（和冯雪峰）此为初见，以后不再见，大约他当社长也只是个挂名差事，并不真管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此件信札我保存多年，后经“文革”抄家，与许多珍贵书简，俱已不知存亡——样子还记得清楚：信笺是朱丝栏式，浓墨的毛笔字，竖写，只是词句早忘光了。
那信与出版社无关，而是为了《 文艺报 》，他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此报当时是16开的多页期刊，非现时的单张4版的报纸）。说的大致是因《 红楼梦 》的讨论，要我撰文支持的意思。
以后，忽又由聂公（指聂绀弩——引者）通知我，冯雪峰要约我晤谈一下。当日晚上，我到社，聂与巴人（王任叔）已在一辆黑色车上，我上了车，聂公自己坐在司机旁，把我让到巴人的旁位。车在夜晚开动，我根本辨不出何方何向——至今不知冯公之原住处是什么地方（不是后来北新桥附近的那一处）。只记得门是日本式的木板旁推（入夹墙）的异样房门。三人进入落座，旁无他人，冯公亲自忙活倒茶。
他约我的意思仍然是为了《 文艺报 》需要讨论《 红楼梦 》的文章。他仍然和蔼客气，彬彬有礼；神情微微有点紧张。他并不是源源本本告知我事情的来龙去脉等等一切，看来他当时也不是怎么清楚——我是一贯书呆子，也莫名其妙，莫测高深。聂、巴二公在侧，不见多口插言。
后来方知，那是《 文艺报 》拒绝两个“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事态似乎比预想的发展得快速，性质也严重。冯的紧张，有由来也。
如今想来，冯公那时找我来“救驾”，是把我估计得太高了，也看出他很“可怜”——竟无别人可求。这真令人喟然兴叹。
我遵嘱写了一篇“文章”——内容何似？一句也记不得了，大约必是书呆之论。此文后来悄然无所闻——当然是不能用吧。我希望档案中还可发现它，今日“披露披露”，大可引起一种“趣味”也。
这是1954年冬日的“陈迹”了。此后便无缘会他。等到再见，那已是“文革”热闹中间，曲曲折折之后，和他一同“受管制”的时候了。
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一幕。不过周汝昌认为冯雪峰把自己“估计得太高了”，其实可能正因为冯雪峰早知毛泽东比较欣赏周汝昌的书，周汝昌又的确是“红学专家”，才出此下策吧。不过当时波诡云谲，瞬息万变，周汝昌能保住自己已经不易，哪里还能为别人“救驾”。
毛泽东要保护周汝昌，但大家又不真正明白。《〈 红楼梦 〉新证 》又是“考证派”的集大成，所以还是有一些人写文章对周汝昌也大加挞伐，其实也是自然之事。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周汝昌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发表得太快，而大家又并不知道那是“上边”的意思，是“奉命”而写而发的，所以在一般印象看来，好像周汝昌很会“见风使舵”，比别人更快地对俞平伯“落井下石”，这是受传统文化影响而比较重视“气节”的知识分子难免要“腹诽”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不作深入研究而只看表面现象，拿这件事“敲打”周汝昌。即使一些史学著作也有点“想当然”，如《 红学：1954 》关于周汝昌的那一章就名为“周汝昌引火烧身”，好像正因为周汝昌过于“聪明”，抢先发表批判文章以自保，才“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但历史往往是更为错综复杂的。
当时的批评者，特别是俞平伯的朋友们，就在不得不写文章表态批评俞平伯的同时，也把批判矛头对准了周汝昌。
周汝昌文章发表的第二日，陆侃如（ 1903—1978，时为山东大学教授 ）的《 严厉地肃清胡适反动思想在新中国学术界里残存的毒害——读锺洛同志的〈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的一些感想 》（ 1954年10月31日《 光明日报 》）中就捎带了周汝昌：“如去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里边莫名其妙地抄了许多诗文碑传谱志，全书长达三十多万字，而没有解决一个主要问题，实在也是中了胡适派所谓‘新红学’的毒。若不及早大声疾呼，予以当头棒喝，则在文学遗产的批判接受上一定会产生恶劣的影响而使工作上受到不可估计的损失。”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7）
魏建功（ 1901—1980，时为北京大学教授 ）发表《 批判〈 红楼梦 〉研究中唯心观点的意义 》（ 1954年11月26日《 光明日报 》），在批判了俞平伯“三十年如一日地走着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道路，胡适所传播的主观唯心论的思想道路”以后，也兼顾了一下周汝昌：“最突出地在他们影响之下又产生了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的《 新证 》简直是烦琐考据变本加厉的典型，也就是这种思想方法毒害最可怕的表征！周汝昌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算是一种控诉，虽然我认为周汝昌诉说自己所中的毒害还不够深刻。”
褚斌杰（ 1931年生，时任教于北京大学 ）的《 评〈 红楼梦 〉新证 》（ 1955年1月16日《 光明日报 》）是专门针对周汝昌的，而且批判得很尖锐。文章一开头就说：“我们如果读过胡适在一九二一年所写的《〈 红楼梦 〉考证 》，那就不难发现，周汝昌先生的这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与前者是持着完全相同的错误观点的书。所不同的是后者在材料的征引上更加繁琐；但对《 红楼梦 》的内容则做了同样严重的歪曲。”后面又有：“周汝昌先生在《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方法和胡适、俞平伯先生的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