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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466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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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    
    第五章“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 1724,甲辰 )的初夏,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 1764年2月1日 )。    
    第六章“史料编年”:从1630年( 明崇祯三年 )曹玺出生起,到1791年(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曹雪芹卒后二十七年,每一年与曹家有关的大事记。    
    第七章“新索隐”:七十五项有关《 红楼梦 》时代背景、知识典故等的资料考证,以及附录二十则《 红楼梦 》流传接受的史料记录。    
    第八章“脂砚斋”:对《 石头记 》上的批语作考证,得出结论是:最主要的一个批者脂砚斋,其身份是小说人物史湘云的原型,乃苏州织造李煦的孙女、曹雪芹的表妹和续弦。    
    所有的这些考据论证,都贯穿着将小说描写和作者的时代、家庭背景密切联系的特点,设身处地体会体贴作者创作心境心理的特点,从某种角度说,可谓“以小说证史”。陈寅恪在《 柳如是别传 》等研究著作中曾创造了“以诗证史”的考证方法,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周汝昌创造的“以小说证史”考证方法,却遭到了长期的批评。想一想,也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    
    其实,“家史自传说”的《 红楼梦 》研究,作者生平家世与小说文本内容的互相交织,其具体的分寸应该把握到什么“火候”,哪些人物和情节更是“原型”的“照相”,哪些部分“艺术加工”的成分更多,多到什么程度,都是可以讨论的。但那是需要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和个案具体对待的,不能从“方法论”上作总体否定,“典型”理论不应该成为独断的霸权法则。    
    中国传统的小说与“五四”以来受西方影响后的新小说是不同的,中国文化悠久的“史传”传统深刻地浸淫其中。而曹雪芹写《 红楼梦 》,那基本性质的“家史自传”色彩更是不容置疑的,而有意将生活原型和艺术表现“假作真时真亦假”以表里相衬、互相影射、水乳交融以致难分彼此的创作方法,的确与通常意义上的“自传性”小说也不尽相同。    
    而正是这一点,突出体现了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天才的独特性、唯一性、传奇性、原创性,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而言,正是一块极富有阐释空间的“处女地”。如果是西方理论界,只怕早已抓住机遇,发明出一大套体系庞大论证精严的理论体系或声名显赫八面来风的学术流派了。    
    可惜中国的红学界根本缺乏真正的理论思辨人才,只知摭拾西方人早已抛弃进历史垃圾箱中的牙慧,搬用西方小说理论发展某一时段的“典型形象”一类“理论”,用来框套《 红楼梦 》,这就必然曲解和阉割曹雪芹的天才创造。新时期后又生硬地一知半解地用什么弗洛伊德、原型批评、维特根斯坦之类遮蔽和歪曲《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光辉,造成一种似乎很“理论”的架势吓唬人,批判“自传说”的“回潮”,赞扬后四十回续书的“伟大”。吵吵闹闹颠颠倒倒几十年,已经进入21世纪,犹自精神抖擞,呶呶不休,后继有人,于今为烈。    
    除八章正文外,还有附录两则和补遗一篇,也是红学有关的史料辑录。最后附有周缉堂( 即周祜昌 )写的一篇短短的跋文。    
    《〈 红楼梦 〉新证 》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无瑕之玉,有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在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 红楼梦 〉新证 》的《 后记 》中,作者坦承:    
    这次重印,也只就纸型挖改了一些讹错,——由我作稿者造成的和由排印方面造成的,都有。增订版印出后(此指1976年的增订版——引者),曾把自己抽阅、亲友摘示、读者指出的三方面的勘误表汇集起来,蜡印油印了几十册,分赠与国内外的相识(刻印油印,感谢王会福、许震才两同志热心为助);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因其难得,遂为复印了若干份,以分赠友好与有关人士。于是欧美学术界亦有知者,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学系系主任倪豪士教授所编中国古代文学学志中,即曾叙录。虽然如此,一个油印本毕竟流布不广,这次重印,就把这项勘误表和我自己在书上陆续补记出的诸多误处,尽可能地改正过来。但是终因目力太艰,实难逐一发现,而且还有已经偶然落在眼里、却因手懒而未作出记号的,时间一过,便又不能省记的情形。因此,这所谓勘正,也还只是改了一部分,定然还有挂漏。所好者近年来有的红学专门刊物又颇对拙著表示关怀,除了刊登大论文批评指教,就也有专为了某一引用史料中的一个字而登出一篇专文教正的例子。这也足见其所受到的重视之异乎寻常了。读者如有需要,望留意检阅。这种例子不属于上述油印勘误表的范围,因为需待核定,又怕挂一漏万,故此次未作改动。略示区别,并使教正文章继续发挥作用,也有其好处。    
    以上主要说的是误字。自然也包括着标点的误植。有的完全是我的失误,有的不完全是,但是我也该负责全部责任。举一个例子,一九四八年邓之诚先生示知《永宪录》一书(此书后来排印出版,即由此引起的)中有曹、李两家的史料。我引用了,却读了破句,“再下诏狱,词连某某”的句法,我竟不知,把标点弄成了“再下诏,狱词连某某”。其原因是不懂“诏狱”一词。后来自己怎么发现了它,已然记不清了,反正也不是由于真读了《 汉书 》之类。这对当时是一个西语系的学生来说,也许不算是最大的笑话,但毕竟成不了“美谈”。从小未见过经史子集,更不要说“读”了。我实际上是由一个只看见过《 千家诗 》的村童而妄意钻研一点学术的人,不闹笑话,那才是怪事。    
    油印勘误表当然没有大量传布的可能,这次除了纠正那些便于挖改的错字之外,还有一部分则并不是挖改个别字所能解决问题的说明之类。我商请出版社同意,摘印在卷末,聊以表示救正和歉怀。还有一些散见于其它拙著如《 曹雪芹小传 》、《 恭王府考 》等书中的自叙旧作失误的地方,也请参阅,此处就不再详列了。总之,像这样的书,所涉太广,百绪千端,个人的学识思虑,实在远不足以胜任,所以它不会成为“完美无疵”之物,自己从来也没有存过那种“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念头。我特别感谢三位学者:朱家溍、黄裳、张加伦。他们都给我寄来了极长的信札,逐条指教了数十处的问题。徐恭时替我勘列误字,十分详细。他们对我的这样一本不太像样的习作,给予了那么巨大的爱护和鼓舞,使我至深感动。    
    还有就是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他们都用极热情而深刻的词意对我表示同情、支持、勉励,而且能对我的处境和困难有所体察和理解。多年以来,我能在红学研究这一方面坚持下来,是这些各行各业、各种年龄身份的读者给了我精神力量。说真的,我内心感激他们超过了感激其他的援助。他们的一些话言,常常使我阅之目眶潮润。


《红学泰斗周汝昌传》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三十而立(16)

    《〈 红楼梦 〉新证 》“问世传奇”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回应。这种影响和回应持久不衰,正如上引末段所说“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源源不断。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回应呢?总结一下,大概不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红楼梦 》是一本有着巨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文学作品,从问世以来,一直是备受读者欢迎的著名小说,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品位。清朝那种“开谈不说《 红楼梦 》,纵读诗书是枉然”的笑谈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普遍认同。与《 红楼梦 》有关的一切消息、读物都会很快受到社会关注。    
    同时,1953年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已经弥漫着浓郁的“火药味”,1949年以前流行的许多消闲性读物如《 火烧红莲寺 》一类武侠小说、张恨水的言情小说等已被批判而禁止流通。这就无形中留下了巨大的阅读期待空间,像研究《 红楼梦 》这样古代文学经典的著作自然更会格外引人瞩目。    
    二、《〈 红楼梦 〉新证 》包含巨大的信息量,其所搜集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和《 红楼梦 》文本的资料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让读者美不胜收。所有想要在红学研究方面一试身手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可以从中采撷到需要的材料为己所用。    
    事实上,此后的许多红学论文论著,无不有意无意地从这本书中获得资料和信息。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人情凉薄,文德不高,采用而毫不提及来源,甚至用各种“笔法”造成一种自己找到“原始资料”的假象。而一旦发现了个别可商榷的地方,更是自鸣得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 红楼梦 〉新证 》讽刺批评。    
    周汝昌对这种情况当然也深有感触,曾“发牢骚”说:“后来以迄于今,对《 新证 》的稗贩与偷袭,几乎无日无之。这可以不必置论。惟有那些本是从此书获得提示、启发、引绪、指途而续加研讨而有成的著述,却也往往装做是他的原创,并且捎带倒打一耙。这就难怪海外学界对‘倒打一耙’者时有讥议之言了。”(《 天·地·人·我 》之《〈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所谓“讥议之言”,海外的赵冈在20世纪70年代说过的话很有代表性:“目前的风尚是别人的贡献很少有人愿意提,但缺失则被人永志不忘。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就是绝好的例子。他的贡献,很早就开始溶入他人的见解中,但他的误失,则继续不断有人提出检讨。”    
    三、《〈 红楼梦 〉新证 》使用将小说文本和作者家世相联系的研究方法,得出了许多新奇的结论,颇有一点思考的挑战性和阅读的趣味性,往往让读者耳目一新。同时,其推崇前八十回而贬低后四十回的鲜明倾向性,论述语言的尖锐性,对于读者来说,无论认同还是反对,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引发“读者反应批评”。    
    比如上面叙述到的对曹宣的考证,对贾母和贾赦、贾政关系的论说,还有笔者没有详细介绍的脂砚斋是史湘云之原型的说法,涉及八十回以后佚稿情况的初步引逗——如说史湘云终嫁贾宝玉,还有对后四十回的激烈态度,等等,都会勾引起阅读者的浓厚兴趣,或激发出继续探讨的热情,或促生想要说“是”或说“不”的欲望。    
    爱好历史的读者可能对“史料编年”一章兴趣盎然,钟情文学的读者又可能对“红楼年表”和“脂砚斋”两章爱不释手,有“考据癖”的读者会对种种新鲜的推考玩索欣赏,思想敏锐的读者则可能对其中带有激情的锋利评论感到过瘾,对后四十回有感情的读者又想拍案而起……    
    总之,《〈 红楼梦 〉新证 》的“集大成”特点,使它吸引了有各种不同阅读趣味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    
    四、《〈 红楼梦 〉新证 》的一大特点是“提端引绪”,也就是说,许多问题都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研究的余地。它的一些结论,甚至其推考的方法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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