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目人山谷-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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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沟文化，因首先发现于内蒙古敖汉旗高家窝铺乡的赵宝沟村而得名。迄今为止发现遗址点数十处。经碳14年代测定，较早的为赵宝沟遗址，年代为公元前4270±85年，较晚的是小山遗址，为公元前4l10±85年，距今均有6000多年的历史。
通过考古发现，人们了解到赵宝沟文化与天界崇拜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以飞鹿飞鸟等飞兽来表现祭天、拜天的遗存十分丰富。飞翔的动物纹是赵宝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动物纹，似乎是在写实的基础上加以了神化，明显表示了当时人们出于对上天信仰崇拜而创造出的通灵图像。在这之中，多见飞鹿纹，身体则盘旋如蛇形。在众多此类文物中，最为典型的是一件名为“四灵”纹陶尊的器物。它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所在地东南宝国吐乡兴隆村东13公里处，此地为一座很有规模的祭祀用地穴，面积有33 平方米。地穴中央有一处圆形坑，形成方圆相套的布局。圆形坑内共出土夹砂筒形罐五件，均为祭天用的祭品。在圆形坑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均陈列有祭天的器物，东方以石磨盘、石磨棒为主，寓意农时的播种季节；南方以筒形罐为主，是夏至祭天祀地的祭器；西方以人面纹大石斧为主，寓意农时的收割季节；北方以神兽陶尊为主，是冬至岁终大祭的祭器。祭祀时最重视的是东北方位，在地穴东北边沿上有柴燎祭天遗留下来的红烧土遗迹。
陶尊陶胎为泥质，稍加砂，外表打磨漆黑光亮，有如黑陶。器形似一敛口钵上加一粗而高的颈部，钵的敛口部分成为尊的鼓肩，肩以下圆腹，腹体下部又内收，上下腹间有明显分界，使全器分作上、中、下三段，富于变化。口径25。5厘米，底径16厘米，通高25。5厘米。由于器口与体高同等，使器体显得高耸而又匀称。陶尊腹部刻画“四灵”动物，作自左向右运动式，绕器身一周。右侧领先的是飞鸟，长喙呈弯勾状，嘴中衔着一条卷尾状之物，鸟头有冠饰，尾呈蛇状上卷，有双羽，躯干穿行于卷云纹之中，以右侧展翅显示飞翔状，翅尾和其他部分则大幅变化，加大了飞翔的意境。紧接有几厘米的间隔，此处有一带角的神兽形象已漫漶不清。随后是一带牛角的野猪，它獠牙突出，微张嘴作吹气状，身躯呈蛇体旋卷状，它的其他部分都为以龙鳞纹表现的体躯所掩盖，是在急速游动之中。最重要的是，在它之后有一带有双羽的飞鹿尾，尾部夹有一圆圈纹。研究者发现此陶尊图纹的展开图具有奇妙的透视效果，尤其是鸟、鹿、猪三种动物，从头部到体躯均依次按比例由大向小，由长而短，身体重心则由下而上，强烈地体现了一种由近而远的立体感，充分表达出在天空遨游的流动和神秘意境，一幅标准的透视图赫然在目。使人很难想象它出自于6000年前的先民之手。
赵宝沟文化遗址中除“四灵”陶尊外，还出土有多件飞天神兽纹“天象图”陶尊。据发掘报告称，出土之处可能是崇拜祭天的场所。陶尊的整个画面均以天空作为大背景，以飞翔的神兽为内容，反映出对某种待殊现象的自然与图腾的崇拜，以及来自于对天的崇拜，是上古时代以祭天为主要内容的祭礼活动的一部分。而这些陶尊均已具有专用性的神器功能。陶尊，尤其是这一“四灵”纹陶尊是赵宝沟文化陶器中造型最复杂、等级很高的一件，而且它也是该遗址中出土陶器最大的一件。因此它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值得思考的是，赵宝沟文化在某些方面为何有超水平的发展？为何赵宝沟文化中的刻画动物飞天图案，以鹿纹出现最多？为何广大北方草原地区在商代晚期及以后都喜用鹿来作拜天祭天题材？它对人们理解中亚鹿石文化应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部分 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的部族墓地第14节 鹿石之谜（2）
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萨满教研究》一书中认为把鹿刻在石碑上这件事情，可能是和游牧民族把鹿作为神灵崇拜物有关。这一点与新疆博物馆考古专家王博先生《新疆鹿石综述》一文不约而同，他多年前就感到：“鹿石中最典型的是雕刻有图案化鹿纹样的。所谓的图案主要表现在鹿嘴雕刻成鸟喙状，鹿的造型有些千篇一律地格式化，并且成组地上下整齐排列。这类鹿石的碑体修整也很规范，在新疆主要是刀形和方柱形。鹿的头也有些像鸟首，可以说是一种鸟首鹿身的动物。因此，鹿石可能是用来表现勾通天、地与人联系的立状石刻，将它立于墓地除有崇拜纪念意义外，还能起到巫术的作用。”由此，有一个问题显得日益重要，那就是鹿石上的鹿形为什么是鸟喙状？好似神幻之物。从古至今的动物世界均未发现这种鹿类，它似乎是一种艺术变形，但这种变形为什么是鸟喙状？对此，“许多研究鹿石的国际学者均避而不谈。”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是，塞人风格的鹿形从整体到细节均为写实手法，未有鸟喙状，其前后肢的表现亦是如此，这就说明鹿石中的鹿形是某种特定情况下的样子。然而，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特定情况呢？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常可见到风神飞廉的形象，《三辅黄图》记载：“飞廉神禽能致风气者，身似鹿，头如雀，有角而蛇尾，纹如豹。”可见飞廉风神的形象是“鸟头鹿身”，与鹿石中的鹿形象相一致。据国际岩画委员会委员孙新周先生研究发现，“飞廉”与阿尔泰语中的“风”音同，几乎在鹿石分布区的有关民族的语言，对于“风”的称谓都与“飞廉”的发音相近。而至今在北亚地区流行的萨满教中，其中神的形象也是一只长着翅膀的鹿，与赵宝沟陶尊鹿纹一致。究竟是谁让鹿长了翅膀？这鸟喙状是由于风所致，而这风是从何而来的呢？生活在蒙古高原以西（注：鹿石集中分布区）的民族有一则传说，将鹿与天体联系到了一起，这则传说讲：有一个天上的猎人带着三只大鹿及其小鹿飞向天上的猎户星座。这则神话传说几乎为我们开启了研究鹿石之谜的大门。虽然它一直尘封在历史的角落里，但终有一天就显现了它的存在价值和辉煌。猎户座为赤道带星座之一，对它的关注，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过。1983年底，美国加利福尼亚喷气推进研究所的天文学家借助红外天文卫星，在猎户座方向发现一个过去从未见到的神秘天体。这个天体与木星一样大，离地球只有50万亿英里，天文学家猜测它是从另一星系突然飞来的。从1983年1月至11月之间卫星扫描时在猎户座方向两次发现它，这表明该天体在此段时间在空中没有移动，对此天文学家备感奇怪，于是后来世界各地有一批倍数很大的望远镜开始搜索跟踪这个神秘的天体。
更为重要和奇妙的是，猎户座与埃及金字塔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古埃及学家及建筑学家亚历山大·拜德威（Alexander Badaway）博士和美国天文学家特林波（Virginia Trimble）发现了大金字塔正殿南侧的通气孔，在建筑当时正对准着猎户星座的三颗星。比利时籍埃及学家罗伯·波法尔曾做过一项有关猎户座的研究，震惊学界。他发现猎户星座呈斜线状，与银河相较，略为向西南方向偏斜，而金字塔的排列也呈斜线状，与尼罗河相较，也略为向西南方偏斜。如果，在一个无云的夜晚仔细观察的话，人们会发现猎户座的三星中最小也是最上面的一颗，也就是阿拉伯人称之为“明他卡”的一颗，稍微向东偏离斜线。这个形式完全被模仿、运用于金字塔在地面上的排列状态：曼卡拉金字塔，稍微向东偏离了由卡夫拉金字塔和大金字塔所形成的斜线。非常明显地，这三座建筑属于同一个大建筑构图的一部分，非常精确地各就各位……它们显然在吉萨地面上重现了猎户三星的模样。波法尔还利用一种非常先进的电脑绘图程式，发现金字塔和猎户星座之间的特殊对应关系，任何时代、任何观测角度都存在，而于某一特定时代，关系尤为精确。可以说金字塔的建造者利用天然与人工资源的混合，制造出一个大型天文地图一样。这位大师用尼罗河谷的南部流域来代表当时所见的银河；然后，他又盖起了三座金字塔，完全按照当时所见，以代表猎户三星。三座金字塔和尼罗河谷之间的关系，就完全与猎户三星和银河的关系一样，大师的聪慧、智性和雄心，完全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景象，可以说，他试图将某一个特定年代印迹于金字塔之上。
此时，人们不禁要问充满神秘科学知识的金字塔为何如此衷情于猎户星座？它们这些知识与猎户座肯定不应是一种浅层次的表面关系。由此上溯到前面讲到的猎户座猎鹿的神话，是否为一种神秘现象的文学演绎呢？
动物被吸上天空后，遭猎杀事件早在19世纪就已引起部分国家的关注，但对此人们无法解释这是什么现象。在中国早于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15中即载有此类事件：“弘治癸母 （1493年5月），蓟州大风雷，牛马在野者多丧其首。”
据《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专题文化卷》记录，在黑龙江沿岸原始森林区新石器时代格特坎河畔岩画上，即刻有猎杀鹿头事件：画中有一内“十”字大圆圈，旁边地上有许多鹿角和盘成一圈的蛇，而在一侧的人像，穿戴十分宽大，形象古怪奇特，文曰：“其中有许多形象简直不是人，而是天神，他们都长有三个指头，圆形脑袋为一些短线条所环绕……” 在东北恰恰有一则萨满神话为上述岩画作了很好的注解。据民族学专家孟慧英女士所著《尘封的偶像——萨满教观念研究》一书记载，在鄂温克—鄂伦春人的信仰中，宇宙之神埃涅坎是圣坛上最重要的女天神，她主要的功能是主宰生命灵魂。在鹿产仔的月份进行的温搜坎仪式，萨满跳神，旨在于万物复苏的季节飞往天界埃涅坎布嘎，以获取神圣的法力和鹿及各种野生动物的灵魂。萨满唱着歌朝太阳升起的方向走去，歌中讲述的是他怎样到埃涅坎布嘎去，在他的旅途中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最后，他终于抵达天界女神的居所，向她索要神圣的猎鹿法力和驯鹿与野生动物的灵魂。埃涅坎从自己的切姆普里神袋中掏出被猎取的绒毛状的驯鹿与野生动物的灵魂，撒到萨满的神服上，同时使神圣的法力附到神鼓之中。于是萨满小心翼翼地将绒毛收起，然后从天界回到地球，随即他抛下野生动物的灵魂，只留下驯鹿的灵魂。接着他用获得的法力将鹿诱入圈套中。整个仪式即说明了萨满祈求猎鹿天神赐福于猎户的内容。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举行使自然界复活和获取法力的仪式时，均使用槌柄末端呈鸟头状和鹿头状的鼓槌；鹿与天界主生甚至主死的观念在民间传说中多有遗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