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5-全球城市史-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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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乐观态度大多是基于对全球一体化的影响和世界范围内经济由以制造业为主向以信息为主转型的认识。理论家萨斯基亚·萨森指出，像纽约、伦敦和东京这样的城市占据“新的地理中心”，它们为世界经济管理提供了战略基点。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世界经济中的城市》（Cities　in　a　World　Economy），加利福尼亚绍森欧克斯，派恩弗治出版社，2000，第5、21页。这些巨型城市之后，她认为还有一组第二梯队的世界经济中心，它们包括洛杉矶、芝加哥、法兰克福、多伦多、悉尼、巴黎、迈阿密和香港。　　　　
　　　　显然，这些城市比技术日益落伍、遭受发展中国家巨大竞争压力的曼彻斯特、利物浦、莱比锡、大阪、都灵或底特律等巨型工业城市的前景光明得多。萨森指出：“全球性城市生产的是服务和金融产品。”普遍的观点认为，这些消费品需要用独特的技术和能力来支持，而这些技术和能力只存在于“全球性城市”当中。苏珊尼·麦克格雷格、亚瑟·里波（Susanne　MacGregor　and　Arthur　Lipow）：《将人口带回：纽约与伦敦的经济与社会》（Bring　the　People　Back　I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New　York　and　London），选自《另一个城市》（The　Other　City），第5页；彼得·霍尔（Peter　Hall）：《西欧城市的发展与衰落》（Urban　Growth　and　Decline　in　Western　Europe），选自《大都市时代》第一卷《大城市林立的世界》（The　Metropolis　Era；　A　World　of　Giant　Cities），第113页；塞格雷：前引书，第99～107页；约翰·R洛根（John　R　Logan）：《还是一个全球化城市：纽约的种族与族裔隔离》（Still　a　Global　City：　The　Racial　and　Ethnic　Segmentation　of　New　York），选自《全球化城市》，第158～161页。　　　　
　　　　“距离的摧毁”　　　　
　　　　以上的评价可能会产生较大的乐观情绪，从而替代20世纪60年代以来过度悲观的观点。甚至最发达的“全球性城市”的规模优势也正在被崛起的新技术所破坏，用人类学家罗伯特·麦克·亚当斯的话说，“技术摧毁了距离，这实在让人敬畏”。罗伯特·麦克·亚当斯（Robert　McCAdams）：《文明崩塌的背景》（Context　of　Civilizational　Collapse），选自《古老国家与文明的崩塌》（The　Collapse　of　Ancient　States　and　Civilization），第20页。　　　　
　　　　全球范围跨越巨大空间处理和传输信息的能力破坏了原来城市中心的许多传统优势。整个20世纪后30年的发展趋势是，人口、甚至大公司的总部继续向郊区或小型城市迁移，美国尤为如此。托马斯·克里尔与威廉·特斯塔（Thomas　Klier　and　William　Testa）：《20世纪90年代大公司总部选址趋势》（Location　Trends　of　Large　pany　Headquarters　During　the　1990s），摘自《经济展望》（Economic　Perspectives），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2002；罗恩·马丁、彼得·珊雷（Ron　Martin　and　Peter　Sunley）：《解构链：创造性概念或万能的政策》（Deconstructing　Clusters：　Creative　Concept　or　Policy　Panacea），摘自《经济地理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2年6月6日出版。1969年，美国最大的公司中只有11％将总部设在郊区，1/4世纪后，近一半的公司将总部迁到城市边缘地区。彼得·穆勒（Peter　Muller）：《美国全球化城市郊区的转型》（The　Suburban　Transformation　of　the　Globalizing　American　City），摘自《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年刊》（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97年5月出版；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城市展望》（The　Prospect　of　Cities），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2，第41页。　　　　
　　　　这种发展趋势与少数巨型城市在全球经济中起最终“支配和控制”作用的理念相矛盾。很多一流的服务和金融公司毅然留在已有的经济中心，如波士顿、纽约或旧金山，而“电话掌控业务”的运营商很可能远在西雅图、休斯敦、亚特兰大的郊区或国外遥控业务。李·伯德特（Lee　Burdet）：《不可思议的运动不再持续》（The　Unthinkable　Move　Not　Any　Longer），摘自《南部企业与发展》（Southern　Business　and　Development），2004年2月6日出版。　　　　
　　　　甚至被认为是“全球性城市”关键因素的高端服务也继续向郊区或小型城市分散。在对新增长贡献最大的公司即创业部门中，这一特点尤为明显。彼得·穆勒：前引书；约翰·瑞尼·肖特、金永云：前引书；《引擎抛锚》（Engine　Failure），选自《未来都市的中心》（Center　for　an　Urban　Future），2003年9月出版；伯德特：前引书；汤姆·萨奇曼（Tom　Shachtman）：《街区周围：社区的商务》（Around　the　Block：　The　Business　of　a　Neighborhood），纽约，哈考特布瑞斯出版社，1997，第5页。通讯技术的进步预示了将来经济活动的空间更加畅通无阻，人们能够选择到远郊地区或到像法戈、得梅因、苏福尔斯等小城市工作。包含在Inc　《最好的地点》调查报告之内，2004年3月，由经济学家戴维·弗里德曼做的研究《利兹：黄铜铺就的城市》（Leeds：　Cities　Paved　with　Brass），摘自《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1998年8月29日出版；保罗·福克斯与雷切尔·安史沃斯（Paul　Fox　and　Rachael　Unsworth），《住在利兹城里的城市—2003》（City　Living　in　Leeds——2003），利兹大学，2003；乔纳森·蒂拉佛（Jonathan　Tilove）：　《2000年人口普查发现美国的新城镇都位于远郊并且白人占压倒性多数》（2000　Census　Finds　Americas　New　Mayberry　Is　Exurban　and　Overwhelmingly　White），纽斯豪斯新闻服务（Newhouse　News　Sevice），2001年11月26日出版。迁移的一个结果是郊区景观发生变化，郊区的办公园区比熠熠发光、高耸的高楼更惹人喜爱。《亚洲危机是否会使市郊宽松》（Will　Asian　Crisis　Spare　the　Suburbs），摘自《实业论坛》（Real　Estate　Forum），1998年11月出版，第101页。

现代大都市结论　城市的未来（3）

　　　　例如，全球证券业曾经不可阻挡地云集于纽约和伦敦繁华的商业区，现在它们已经逐渐将更大份额的业务转移到两城市外围的郊区、其他小城市和海外去了。公司总部或许还留在城市中心高耸的公司办公大楼里，但更多的公司活动和业务却在其他地方进行。卡斯特斯：《信息化城市》，第151页；彼得·穆勒：前引书；《引擎抛锚》，包含在Inc《最好的地点》调查报告之内。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零售业。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纽约在绝大部分零售业中都居主导地位，到2000年，零售业中最大的20家公司没有一家的总部设在纽约。而以纽约为依托的时装设计师、广告策划执行董事、贸易展览组织者和投资银行家继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零售业公司都将总部设在别处，如沃尔玛零售公司在阿肯色的本顿维尔有效地经营着公司业务。国家零售联盟（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2003，来自网页。　　　　
　　　　纽约现在仍然是发达世界中最重要的巨型城市，但是很明显，分散的趋势使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受到威胁。在全美国就业机会膨胀的20世纪后30年，纽约的私营部门实际上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的就业机会。纽约虽仍保有强大的服务性经济，但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西格尔所说，就长远趋势来看，纽约在“每一轮新的发展周期中”会进一步下滑到国内其他城市的后面。查尔斯·V巴格里（Charles　VBagli）：《曼哈顿办公用房不足危及经济增长》（Office　Shortage　in　Manhattan　Imperils　Growth），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0年9月9日；西格尔：前引书，第253页；《引擎抛锚》；杰克逊：前引书，第185页；约翰·诺基斯特（John　Norquist）：《城市财富：美国生活中心的复兴》（The　Wealth　of　Cities：　Revitalizing　the　Centers　of　American　Life），纽约，柏修斯书屋，1999，第60页；安迪·纽曼（Andy　Newman）：《纽约城市郊区的温和的衰退》（Recession　Seen　as　Gentler　for　New　York　Citys　Outer　Boroughs），摘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04年2月6日出版。　　　　
　　　　甚至在工业高度集中于中心城市的日本，软件和其他以技术为主的经营活动已经从大阪和东京主要城市中心开始向城市周围的辖区转移。同样，香港占优势的高技术制造业和工程技术大量转移到其周边的中国大陆地区。“电讯城市”的兴起预示着新的高端工业独立区域的崛起，包括法国、比利时和韩国等国内城市化欠发达的地区。　　　　
　　　　家庭通讯办公的逐步推广进一步降低了城市区域所发挥的特有的传统功能。目前，虽然以家庭为中心的经济现在处于萌芽状态，但它表明，拥有精良技术的工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他们的工作和居住地点。约瑟夫·N佩尔顿（Joseph　N　Pelton）：《电讯城市的崛起：全球化社会的分散》（The　Rise　of　Telecities：　Decentralizing　the　Global　Society），摘自《未来学家》（The　Futurist），2004年1～2月号；威廉·J米切尔（William　J　Mitchell）：《比特城市：空间、位置与信息高速公路》（City　of　Bits：　Space；　Place　and　the　Infobahn），马萨诸塞坎布里奇，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5，第94～98页；道·巴塞洛缪（Doug　Bartholomew）：《你的地方，还是我的地方？》（Your　Place　or　Mine？），摘自《首席财务官》（CFO　magazine），2004年3月15日出版；谢里丹·塔特苏诺（Sheridan　Tatsuno）：《高科技城市的策略：日本、高科技与对21世纪的控制》（The　Technopolis　Strategy：　Japan；　High　Technology　and　the　Control　of　the　21st　Century），纽约，学府出版社，1986，前言第15～16页；布鲁斯·斯特克斯（Bruce　Stokes）：《一号广场》（Square　One），摘自《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1997年5月24日出版；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80，第204～207页。　　　　
　　　　昙花一现的城市　　　　
　　　　在此情形之下，甚至那些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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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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