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5-全球城市史-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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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巴的战争对西班牙的商业未来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以新教徒为主的商人阶层纷纷逃离西班牙人统治的地区。1576年，安特卫普被西班牙军队洗劫一空，从此衰败下去。而西班牙多数有才干之人、资金和商界精英都转移到了北方新独立的城市。黑尔：前引书，第170页；德·福瑞斯：前引书，第30页。　　　　
　　　　阿姆斯特丹：第一个伟大的现代商业城市　　　　
　　　　在与西班牙进行战争的末期，阿姆斯特丹已成长为新独立的新教城市中最重要的一个。与当时欧洲城市明显的区别是，阿姆斯特丹并没有控制在贵族和牧师的手中，而是处于唯利是图的商人和工匠控制之下。精明的荷兰人被17世纪的英国作家描写成“尼科青蛙”（Nick　Frog），“只崇拜财神的泥浆之子”。西蒙·沙玛（Simon　Schama）：《财富的困窘：黄金时代荷兰文化解析》（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An　Interpretation　of　Dutch　Culture　in　the　Golden　Age），纽约，诺普夫公司，1987，第261页；JM宝斯（JMBos）：《十四世纪蒙尼肯丹的工业联合体及之前的事件》（A　14th　Century　Industrial　plex　at　Monnickendam　and　the　Preceding　Events），选自HA　海丁格、HH　范·雷格特伦（HA　Heidinga　and　HHvan　Regteren）主编《梅德布雷克的蒙尼肯丹：中世纪荷兰北部的城市化》（Medemblik　and　Monnickendam：Aspects　of　Medieval　Urbanization　in　Northern　Holland），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89，第21页。　　　　
　　　　公元13世纪的阿姆斯特丹不过就是一个渔村而已。之后，城市的居民扩充了运河系统，以此来有条不紊地扩大他们的贸易能力。随城市的发展，它一点点加强了城市周边的安全，通过行政命令要求用砖建设房屋以防火灾，并采取了措施改善城市卫生。莫里斯：前引书，第164页；西蒙·格恩维德（Simon　Groenveld）：《为了穷人的利益：阿姆斯特丹的社会救济》（For　Benefit　of　the　Poor：Society　Assistance　in　Amsterdam），选自彼得·范·凯塞尔、伊利斯亚·舒特（Peter　van　Kessel　and　Elisja　Schulte　）主编《罗马和阿姆斯特丹：17世纪欧洲两个正在增长的城市》（Rome&Amsterdam：Two　Growing　Cities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urope），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1997，第206～208页。　　　　
　　　　荷兰的其他商业中心如莱顿和鹿特丹也采取步骤提高它们与世界的贸易能力。依仗1800只海船组成的巨大的海上舰队，荷兰城市的企业家们将触角伸向了其他地方。在地中海地区、非洲、亚洲和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他们常常在低买高卖的关键商战中，击败竞争对手。　　　　
　　　　到17世纪早期，荷兰半数的人口居住在城镇和城市，已经成为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84～185页；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荷兰共和国的产生，壮大和衰落》（The　Dutch　Republic：Its　Rise；Greatness　and　Fall），英国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第113～115页。荷兰的主要城市阿姆斯特丹让人感觉新鲜又似曾相识：这是一个人口密集的现代城市，并没有太多显眼的英雄雕塑和宽敞的城市大道，教堂、宫殿以及遍布的小巷、繁忙的码头、整洁舒适的住宅区却十分普遍。为赢得独立，阿姆斯特丹人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他们没有寻求军事冒险，建立一个新的罗马。他们仅仅是想摆脱一切干扰，进行贸易。沙玛：前引书，第15、253、294、311页。　　　　
　　　　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教教义也帮助城市培育了以贸易和商业活动为中心的市民文化。加尔文教牧师删去了旧天主教教义中反对高利贷的规定，摈弃了根深蒂固的反对资本企业的偏见。相反，荷兰人把物质上的成功看成是上帝对他们认可的证明。17　世纪荷兰十分流行的史籍中这样写到：“阿姆斯特丹是在上帝的一手提携之下，才走到繁荣和伟大的顶峰。”沙玛：前引书，第44～46、300页。　　　　
　　　　就像古代的亚历山大里亚、鼎盛时期的开罗和15世纪的威尼斯一样，阿姆斯特丹商业的成功还要归功于城市广大的多元化的人口。该城市宣称诸多教派都可以在那里和睦相处，其中包括天主教、胡格诺教、犹太教、路德教和门诺教等宗教机构，以及处于主导地位的荷兰归正教会。处在官方认可之外的宗教人口约占城市总人口的1/4。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评价说：“宗教包容的奇迹在贸易集中的地区总能找到。”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0页。　　　　
　　　　商业活力与多元人口的结合为艺术、技术和哲学的大胆创新营造了一个理想的氛围。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宗教法庭审判官的儿子罗德里戈·曼里克抱怨说：“如果为了免遭邪教徒、谬误和犹太教的嫌疑，就不能拥有任何文化。”卡门：前引书，第116～117页。而荷兰城市不但容许公开探索和创新，而且也在它们的大学、科学团体和出版物中培育这种精神。　　　　
　　　　实践证明，这种进取精神对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起初，荷兰的贸易严重地依靠葡萄酒、木材、蔗糖和化学制品等商品。然而到了17世纪，荷兰使用了创新技术，更加果断地转向了“高利润贸易”——染料、釉料、陶瓷、尼龙、精制家具和织锦等商品。荷兰的企业家同样出口工程服务、工业技术和专门知识到范围更广的欧洲国家，甚至遥远的墨西哥。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85～188页；伊斯雷尔：前引书，第116～117页。　　　　
　　　　荷兰日益膨胀的中产阶级对城市发展成为文化中心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6、17世纪的荷兰的艺术家常常是技艺精湛的手工艺者如织锦的设计者、剪毛师、金银匠等人的后代。这些艺术家常常得到当地商人和制造业精英们的支持。艺术不仅成为赢得荣誉的渠道，也是挣钱的一种方式。伦勃朗就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他的名气远远超过了他作为大学教授的名气。伊斯雷尔：前引书，第350～351页。

西方城市再拔头筹第十一章　财富之城（3）

　　　　伦敦　　　　
　　　　文化的民主化在欧洲其他城市清晰可见。技术的进步使普通民众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接近书籍。到16世纪30年代，甚至是法国普通的劳动者也能买得起一本《新约全书》。传统的障碍消除了。如斯宾诺莎人斯宾诺莎人的祖先原居住于西班牙的埃斯皮诺萨地区，因其犹太种族出身，受到西班牙的伊斯兰与天主教以及封建专制的迫害。译者注。这样的犹太人和妇女当时可以参与到知识与文化的对话当中。法国作家路易丝·拉贝勉励妇女们说：“知识给予我们的荣誉属于大家，谁也不能把它从我们身边偷走……或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黑尔：前引书，第274～276页。　　　　
　　　　*这种新的精神在伦敦最为突出。在16世纪末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伦敦变成了包括从戏剧到激烈的科学与技术辩论等一切展示新事物的精彩的舞台。长期以来被禁锢而且使人心生恐惧的知识，此时被看作最有价值的东西。黑尔：前引书，第78～79、137页；AR迈耶斯（ARMeyers）：《中世纪末期的英国》（England　in　the　Late　Middle　Ages），伦敦，佩利肯出版社，1951，第211页。　　　　
　　　　不久，伦敦在学术成就和商业活力两个方面都开始超越阿姆斯特丹。到17世纪后期，荷兰人很明显已经失去了其曾经拥有的那股勇猛无畏和坚韧精神。荷兰的资本家——和以前威尼斯的资本家一样——常常选择成为食利者、土地和股份投资者，而不主动进行新的商业冒险。　　　　
　　　　荷兰的精英们主要对短期的商业利益感兴趣，1636～1637年对郁金香的狂热就是一个缩影，而他们缺乏决心捍卫在海外拥有的至关重要的领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其对待羽翼未丰的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态度。一位早期的探险家认定新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定居点是“一个绝佳的天然码头，可以接纳世界的商业”。这个面积不大的殖民地被河流和海湾包围，向大海敞开，居民人数不到1000人，是荷兰企业扩张的无与伦比的好机会。　　　　
　　　　但由于它受到周围英国殖民地的包围，有被入侵的危险，荷兰的商业界害怕投入用于防卫的资金而退却了。他们所关心的是坚守苏里南，它四面环海，易守难攻，而且岛上的蔗糖等　“商品”十分丰富。1664年，荷兰人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将新尼德兰拱手让给英国人，后者很快将这个城市更名为纽约。亨利、巴巴拉·范·德齐（Henri　and　Barbara　van　der　Zee）：《美好而不同的地方：荷兰控制下的纽约》（A　Sweet　and　Alien　Land：The　Story　of　Dutch　New　York），纽约，韦金出版社，1978，第2～3页；《新阿姆斯特丹：贸易邮递的边疆》（New　Amsterdam；Ftontier　Trading　Post）；尼古拉斯·范·瓦森纳（Nicholas　van　Wassenaer）：“口述史学”（Historisch　Verhael），选自肯尼思·T杰克逊、戴维·S邓巴《帝国城市：穿越世纪的纽约》（Empire　City：New　York　Through　the　Centuries），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2，第26页。　　　　
　　　　世界资本主义之都　　　　
　　　　在新阿姆斯特丹更名为纽约之后不到10年，伦敦就已经做好了充当世界资本主义首都角色的准备。彼得·伯克（Peter　Burke）：《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17世纪精英的研究》（Venice　and　Amsterdam：A　Study　of　Seventeenthcentury　Elites），英国剑桥，政治出版社，1994，第135～139页；范·德齐夫妇：前引书，第492～494页；埃德温G伯罗斯、迈克·华莱士（Edwin　GBurrows；and　Mike　Wallace）：《愚人村：1898年前的纽约城市史》（Gotham：A　History　of　New　York　City　to　1898），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第73～74页。这一角色的转换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之前的意大利城邦那样，荷兰城市也受到资源匮乏和人口下降的制约。与其相反，伦敦能够吸引英国数量更多的人口充当定居者、士兵和水手。英国还拥有煤炭、铁和锡等重要的原材料。再加上英国极为开明的统治，这些因素将足以使荷兰城市臣服于伦敦之下。奥利弗ARink（Oliver　ARink）：《哈得逊河上的荷兰：荷兰控制下纽约的经济社会史》（Holland　on　the　Hudson：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Dutch　New　York），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6，第248～250页。　　　　
　　　　伦敦的崛起依靠的是将伟大的首都城市的优势与荷兰和意大利城邦的商业才干相结合的能力。自公元14世纪起，伦敦已经吸引了国内更广大的年轻且有抱负的各个阶层的人口。甚至像温彻斯特和林肯等老的城市中心衰退之时，伦敦的人口和经济迅速扩张。　　　　
　　　　像荷兰一样，新教主义的胜利加速了伦敦商业的发展。亨利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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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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