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的故事-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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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设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极其重要的必需，特别在乡村更是这样——化粪池。不管人们给它安上怎样好听的名字，它总归是化粪池，需要沟渠与之配套。我们向克利夫学习，他是一位被军队评估为4－F的村民，我们很幸运，他当时在家也无甚事可做。克利夫知道乡间生活的种种基本要领，懂得化粪池的所有细节及其重要性。他晓得它得多宽、多长、多深，还有最重要的，沟渠要往哪个方向流。这一切刚一定下来，我们女孩子就开挖了。
最初的几年，我们没有也不想有电。可后来，客人们来了，在天色渐暗的时候，他们习惯扭亮电灯而不是点燃煤油灯，于是全家觉得我们最好还是使用现代的方式照亮新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得到县里的许可，并支付相应的费用。县里的官员说，如果我们自己挖好埋设电线杆的坑穴，那他们就来安装电线杆并铺设电线。多大的挑战啊！因为战争的缘故，男劳力短缺。好吧，我们来挖。我们女孩子挖好坑，县里给我们通上了电。
房子最终完工的时候，它看起来很像一座类似外婆的埃尔霍夫的奥地利农舍。阳台下面的绿色花格里栽种着红白两色的天竺葵，门口的屋顶上小小的钟楼里挂着一只钟，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宽敞的起居室有个舒适的凸窗，我们可以在那里彩排。这儿有足够的空间容纳我们庞大的家庭和开始到来的客人们。我们再也用不着在借来的房子里度过假期了。我们有了家，我们亲手建造了其中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拥有了一片土地，一个家园，还有钟爱它的热情，却没有多少时间。我们在那里只能从7月工作到8月底。然后，我们不得不准备下一个巡回演出。当我们结束那次巡演回到家中，付掉经纪人的费用、宣传代理人的费用和食宿交通费用以后，已经不剩多少钱来对付整个夏季的用度了。我们怎么办呢？
母亲有了一个主意。为什么不开一个音乐营呢？还在奥地利的时候，她、我的妹妹玛丽亚和家里的其他成员都曾参加过在山区举办的音乐营。他们在那里知道了古乐器雷高德，学会了如何演奏，晓得了哪儿能买到等等。在音乐营项目中也包括歌唱。为什么不在佛蒙特为音乐爱好者在夏季举办类似的活动呢？音乐营对休假的人们来说会很美好，而且也能让我们在演出淡季有一些收入。全家都喜欢这个主意，于是特拉普家庭音乐营就出名了。万事又是顺顺当当。
就在我们考虑开办音乐营的时候，我们农场下面山谷里废弃的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就要被拆除了。爸爸和母亲申请了使用权，于是我们得到了15年的租用期。那个地方棒极了，有为客人们准备的营房，有紧邻厨房的巨大餐厅，有露天的圆形剧场，而其他的一些建筑正好能住下我们一家。那儿还有一间做礼拜的棚屋，一个礼品店和一个娱乐厅。正合适我们的音乐营！1943－44年度的巡演结束之后，我们为客人们收拾好了营房。广告传单发出去，客人们进来了。
瓦斯纳神父领导歌唱组，三天之后，从来未曾谋面的人们的嗓音融合成了美丽的和声。他们简直不能相信可以把一队陌生人变成和谐的合唱组。可事情就是这样。一些客人回家以后还组成了自己的合唱队。来自波士顿的客人们组成了这样的一支合唱队，纽约市的组成了一支，纽约州罗彻斯特的也组成了一支。这些合唱队在各自的城市每月聚会一次，一起唱歌，一起重温在佛蒙特格林山中特拉普家庭音乐营的美好时光。
每个歌唱周为期10天，组织营员们进行两次野餐：一次在佛蒙特的最高峰曼斯菲尔德山顶，另一次则在我们农场的大草地上。野餐的食物并不是由食品供应商提供，而是由约翰娜，后来是洛丽领衔的营地厨房准备。厨工们是10位来自纽约市的神学院学生，他们正在佛蒙特度假。野餐过后，我的妹妹玛丽亚领着大家唱小组唱，并教授雷高德课程。
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客人们就在餐厅和娱乐厅中间的草地上聚集起来跳民族舞。每个人在进行健康锻炼的时候都享受到了乐趣。我们家的人则提供音乐：爸爸演奏小提琴，玛丽亚拉手风琴，沃纳吹黑管。有时候，客人们也会加进其他的乐器。一天在小教堂里举行的晚祷中结束。所有的客人、员工和家人都参加祷告，唱感恩的歌曲。
这只是特拉普家庭音乐营活动项目中的亮点。很多人年复一年地回来。我们的营地经营了12年，直到巡演日程不再允许我们继续开办音乐营为止。
现在，音乐营的场地长满了树木、杂草和灌木丛。没有参加过音乐营的人经过那里的时候不会知道曾有个音乐营在此驻扎，人们熙来攘往，在音乐、欢愉和笑声中散发着勃勃生机。那儿再也没有客观存在的念想让人记起音乐营了。只有来参加过夏季音乐营的客人们才会记得在那儿歌唱、奏乐的快乐。
1946年，我们刚结束圣诞假期，还未动身穿越整个大陆去加利福尼亚巡演，一封来自奥地利的信到了。信是萨尔茨堡美国占领军的随军牧师写来的，他讲述了战后奥地利人民窘迫的生活境况。他知道我们家在美国举行音乐会，便询问我们是否能为帮助自己的同胞做点事情。我们立刻就成立了特拉普家庭援助奥地利社团。
在接下来的巡演中，母亲向观众们发出呼吁。我们称之为“母亲的援助奥地利演说”。每次音乐会结束，她就会讲述奥地利人民生活的艰难。她会请求大家捐助罐头食品、衣服、鞋子、孩子的玩具和任何有用的物品。她也募捐阿司匹林之类的药品和其他一些外国没有而这里能随时随地买到的东西。
反响热烈得让人不知所措。音乐会后的第二天清晨，我们的巴士还未离去，捐助的物品就来了。观众们大包小包，装满了食物、衣服、玩具、鞋子、毛毯、外套和毛线衫。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学校送来了整整一卡车物品，那都是学生们在两场音乐会之间从家里搜罗来的。这些努力和人们给予我们的信任是让人难以置信的。
在巡演的每一站，母亲都要发表同样的演说，然后我们收到捐赠，全都堆在巴士的后面。我们利用一个机会要到了崭新的干净面粉袋，于是在开往下一个目的地的途中，沃纳便站在巴士当中，把所有物品装进袋子。在下一个火车站，我们把它们托运到佛蒙特的沃特伯里。家里的员工中会有人去那儿拿，并用轻型货车运回当前空置的音乐营地。我们把这些捐助物品贮藏在音乐营期间唯一一间不使用的棚屋里。袋子和箱子一直堆到屋顶，要存放到下一次音乐营开营的时候。
第五章格林山中的家园（2）
哈珀夫人是一位精力特别旺盛的营员，她意识到即使在这些东西运往国外之前需要完成的工作量都是非常浩大的。她主动担负起责任，在营员中组织了一队志愿者，分拣并重新包装所有物品。这个能干的小队检查每一件东西，分好类别，装进巨大的板条箱。这些板条箱是斯托木材公司捐赠的，在我们的好朋友克雷格·伯特的指挥下为这项工作特别制造。然后，这些东西被送往纽约市，由那里的天主教慈善组织和其他捐助物品一起运往萨尔茨堡，交给桑德斯牧师，他和他的队员会将其分派给贫困的战争受害者。
我们开始援助工作以来所得到的帮助是巨大的。捐助物品源源不断流向巴士。有时候，连全家坐下的位置都基本上没有了。整个巴士从上到下塞满了珍贵的货品。
然后，萨尔茨堡来信了，其中写有5000个地址。随信而来的是一项请求美国家庭“收养”一户奥地利家庭或一个奥地利人，并定期提供生活必需品。母亲又在音乐会结束时宣布这项需求，而奇迹再次出现。我们感动至深，不仅仅因为收到的物品，更因为美国人民的慷慨和他们帮助另一个国家的意愿。
我们收到了官方发来的要求，也收到了私人寄来的信件，请我们募集奥地利再也找不到的特殊物品。马丁娜在地窖里工作，因为已经没有合适的、足够大的空间收纳一大箱一大箱的捐助物品了。她在那里努力工作，根据这些信件上的要求，一箱接一箱地装满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这些箱子得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打包：棕色的包装纸外面十字交叉绑好结实的带子，再用大写字母写上地址。我学会了美国邮政服务规定使用的这种完美的打包方式。这项技术在我离家以后派上了大用场。
当信件送到我们手中，感谢我们募集的衣物和补给，我们开始知道战争给平民带来了多大的伤害。战争期间，我们和奥地利的朋友、亲属失去了联络，直到多年以后才得知我们敬爱的外婆的遭际。俄国人进驻奥地利的时候，外婆已经快90高龄了，和琼阿姨一起住在“马丁的小城堡”，那里仍旧是博比舅舅的产业。俄国人去维也纳及其周边地区必须经过克洛斯特新堡。很不幸，他们做出了好事，私入民宅，奸淫妇女，偷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
外婆有个忠诚的匈牙利仆人名叫洛约茨，她成功地保全一家人不受伤害。俄国人来的时候，和外婆在一起的是琼阿姨和她的朋友丽莎，后者早年曾在巴基斯坦当过护士。她是前奥地利海军上将豪斯将军的女儿。俄国人进入屋子，命令每个人都到地下室去，外婆没说一个字就下楼了，行动保持了自己的尊严。琼阿姨想为非常时期预备点食物，在走向地下室的时候抓了一条面包和一把小刀。一个士兵看见了她手里的小刀，正要向她射击，丽莎赶忙插话，用巴基斯坦语说道，“小刀只是用来切面包的。”那士兵惊奇地听到了一种自己理解的语言，放过了琼阿姨。他就来自丽莎曾经驻守过的巴基斯坦那个地区。巧合吗？
几个星期以后，俄国人离开了那里，可外婆没多久就过世了。俄军回来以前正好有时间埋葬她。外婆和她的女儿、我们的母亲阿加莎葬在一起。琼阿姨和丽莎一起徒步出逃，拖着一辆两侧有栅栏的小车，装上她们所有的物什。她们一路基本都靠步行，花了两年时间才到达瑞士，琼阿姨在那儿有一所房子。
我们有时会想，援助奥地利，帮助遭受同外婆和琼阿姨类似苦难的战争受害者，这样的工作要坚持多久呢？虽然我们乐意帮忙，可我们救助奥地利的工作还是于1950年结束了。同年，我们在南美和欧洲巡回演出，其中一站就是萨尔茨堡。我们到达萨尔茨堡的时候，火车站挤满了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儿会有这么多人。紧接着，我们看见了熟悉的脸庞，一个由萨尔茨堡大主教罗尔巴赫尔、市政长官约瑟夫·克劳斯和其他头面人物组成的官方欢迎委员会也出现在人群中。
我们见到了一些学校里的朋友，还有斯图茨·冯·耶迪那，他是我们从前的玩伴，现在已经是萨尔茨堡的一名律师了 。受到如此盛大的欢迎让我们所有人万分惊喜，可还有其他节目呢。几天以后，在一个专门举行官方聚会的礼堂举行了正式仪式。大主教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