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的故事-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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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们各自所属的年级，老师对我们因人施教。她喜欢我们提问，总能给我们满意的答复。我们学习了小学的课程，还有艺术课、手工课和音乐课。我们唱的歌都是从一本漂亮的、带画儿的书上学来的，这书是外婆送的礼物，名叫Sang und klang Fuer’s kinderherz（《给孩子的歌》）。
除了跟弗雷克曼小姐学的那些歌，游戏室里还有台留声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唱片，包括一些精彩的音乐会曲目。我们听著名男高音卡鲁索，唱他的《丑角》和《费加罗》中的咏叹调。我们还跟着两首著名的奥地利进行曲打拍子，踏步走。我还记得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的多瑙河华尔兹》和莫扎特的《小夜曲》。下雨天的时候，鲁珀特与我就把这些唱片听上几个钟头。我最喜欢的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和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一天，弗雷克曼小姐带着鲁珀特和我去维也纳看了一部电影，《雪鞋奇事》。这是一部讲滑雪的电影，也是我平生看的第一部电影。我喜欢片中那些美丽的雪景。巧的是，这部电影是在乌拉尼亚剧院放映的，许多年以后，也是在这个剧院，我们举行了一场音乐会。
在我看来，弗雷克曼小姐在教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对我们的宗教信仰的教育。她教授我们儿童版的《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绝大部分奥地利人信仰天主教，于是她用问答形式解释“十诫”和基督教教规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最重要的就是参加星期天的宗教弥撒。谁要是拿它不当回事就有“道德上的罪孽”。我们懂得，不管是谁，即便是我们的父母，如果要我们去犯罪，我们都不应当听从。根据这些教诲，我们决定永远也不错过星期天的弥撒。
这也招徕一点尴尬。爸爸是新教徒，因为德国的冯·特拉普家族信仰的是路德教。我们哪里知道这个。星期天早晨，碰上爸爸来了兴致要带我们到多瑙河沿岸的森林里野餐的话，叫我们怎么办好？妹妹玛丽亚对爸爸说我们得去做弥撒。我们跟着弗雷克曼小姐上教堂，回到家，脱了外套，放下祈祷书，直奔游戏室。突然——爸爸进来了。他很恼火的样子，像是我们做了什么冒犯他的事。爸爸一直是稳重又和气的；从来没见过他换副面孔会是什么样子。他感到父亲的权利遭到了他自己的孩子还有弗雷克曼小姐的侵犯，他用一种叫人摸不着头脑的方式在我们面前表现出不满。让我们吓了一跳！
差不多半个钟头后，爸爸又像一阵夏日的清风似的回来了。他说他很抱歉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他说，“现在让我们去野餐吧。”我们高高兴兴地在野外溜达了一圈，把苹果穿在树枝上烧烤，把土豆埋在滚烫的灰土里焙熟。
宗教教育与父亲权利之间的矛盾对我们家庭产生影响，这是仅有的一次。那件事以后，爸爸再也没有干涉过我们的宗教活动。后来有人建议为了孩子，他不妨眅依基督教。他与一个嘉布遣会的神父深谈了几次，决定迈出这一步。自那以后，他便与我们一起做弥撒，一切都好好的。
每逢星期六傍晚，弗雷克曼小姐会瞒着我们的父母，跑在到镇上的另一个地方举行的天主教早礼拜仪式那里上《圣经》课。她走开的时候，要求我们安安静静地玩自己的。一个冬天的傍晚，我们发现了一个新花样。游戏室里有个烧着煤的铁炉子，煤烧热了，就得拿根铁制的拨火棍把它们拔下去，好再往上添新煤。沃纳想了个鬼点子，就是把拨火棍放在烧红的煤上，直到它自己也被烧红。接着，他和我便轮流站在炉子面前，在地板上烧制艺术品。
我们的艺术品烧制得妙不可言，还生出了一股奇异的木头焦香。我们哪里知道自己的举动有多危险。炉子倒是离烧着的东西远远的，但我们烧坏了地板！我们玩得忘乎所以，根本没想到弗雷克曼小姐会有多愤怒。当她瞧见了我们的杰作，气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得赶我们上床，接着她也消失在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一早我们被叫到一起，写了检讨书。这些检讨书对她似乎是种安慰，而且，既然房子没有被烧掉，我们的父母对此也一无所知，在弗雷克曼小姐看来，一切就算恢复了正常。
“马丁的小城堡”这个地方，几幢房子都造得很漂亮，依坡而辟的果园一直延伸到铁轨那儿。大小刚好够我们一家子住，我们一家包括爸爸，妈妈，七个孩子，厨子，三个女仆，一个家庭教师，一个保姆，还有施蒂格勒一家：弗朗兹，玛丽和他们的三个孩子。
第二章动荡的岁月（3）
大家住得都很宽敞，院子里也有的是地方让我们逛，不过这里有一条禁令。我们一到“马丁的小城堡”，我们小孩子就被告知不许采果园里的果子，因为那都是我们舅舅的财产。博比舅舅倒是时不时地上门来看看，但是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起过他的水果“禁令”，我想之所以想出这个禁令，大概是生怕我们偷吃生的果子吧。
那个时候操持一个家可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便当；所以，需要许多帮手来干活。在我们住的房子外面，我们还养了三头奶牛，鸡，一两头猪。还有一个菜园子。要照管这么多农事，爸爸可忙不过来，所以他每天都会与弗朗兹商量这些事。
妈妈打理起家事来，从容不迫，很有效率。我从未见她有过生气、慌张，或是不耐烦的样子。跟着我们一起从湖畔采尔过来的女仆和厨子都很尊敬她，干活很卖力。在“马丁的小城堡”，有个年轻的保姆名叫埃尔弗丽德e，专门照顾几个小不点。她在那个三个年龄最小、都不足五岁的冯·特拉普们身上花了很多心血，她想办法教会他们唱许多歌，让他们总是快快乐乐的。为了让小孩子过于旺盛的精力有处发泄，埃尔弗丽德e经常带着他们走很长的路。
一天，妈妈把我们叫到一起对我们说，“我请了康妮婶婶和康妮的宝宝过来和我们一起住。爱尔兰发生了可怕的战争，她们在那里很不安全。你们要把康妮的宝宝看作是自己的姐妹，因为她没了父亲，也没有兄弟姐妹。”我们答应一定会照她说的做。当然了，我们几个大孩子早在一次大战住在埃尔霍夫的时候就认识她们了，那以后，康妮婶婶和她的宝宝就回到爱尔兰去了。
爱尔兰内战解决了我们家的育儿问题。自然就让康妮婶婶担负起管小孩的事情。康妮婶婶喜欢孩子，她心眼好，又有幽默感，而且还能坚持原则。妈妈很高兴家里能有一个有文化的亲戚可以和她聊聊孩子和家事。康妮婶婶的人生哲学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她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也就是我们的叔叔沃纳，她知道什么是悲痛。
1921年的圣诞节好像是个星期天。做弥撒的时候，我感到不舒服，就告诉了弗雷克曼小姐。她把我送回了家。我记得我就躺在父母房里那个壁炉前的一张小沙发上。医生说我得了脓毒性咽喉炎，建议我卧床休息直到退烧。几天之内，鲁珀特、沃纳、海德薇格还有马丁娜也相继病了。儿童室成了个病房，医生诊断是猩红热，这病正在克洛斯特新堡传播。妈妈和康妮婶婶在儿童室里照顾病孩，施蒂格勒太太则在主楼外的房子里腾出了两间屋子给治愈的和没得病的人住。约翰娜，康妮宝宝和我被安置在那儿由弗雷克曼小姐照料。
妈妈主要照顾还是小毛头的马丁娜，她病得很重。一月间，妈妈也病了。我们不能去看睡在卧室里的妈妈，因为她的猩红热极其严重。成人得猩红热是非常棘手的，常有生命危险。妈妈被送到维也纳的勒维疗养院，在那里断断续续地住了八个月才回来。那时是八月，我们在好几个星期前就都康复了。妈妈又回家了，我真是高兴极了。
她坐在一张轮椅上，披着一条骆驼毛毯子，看上去十分虚弱。“现在我终于回家了，”她快活地说，“但我走不了路了。我得重新开始学习走路。”“我来教你走路，”我说。她很开心的样子，虽然她知道凭我这个小个头是没法实现这个承诺的。
一个星期过去了。1922年9月3日 ，这天是星期天，早晨六点，我被马丁教堂塔顶的钟声惊醒。
这是为妈妈敲的钟，这么想是因为我知道只有在人死了的时候，才会敲钟。我又昏睡过去，直到康妮婶婶进来叫我们起床。
鲁珀特、玛丽亚、沃纳、海德薇格还有我被带到楼下，被告知要去维也纳看外婆。约翰娜和马丁娜留下跟着康妮婶婶。我们上了博比舅舅的车，我问是不是可以和妈妈告个别，全然忘了早先听到的钟声。
康妮婶婶回答说，“不用了，妈妈很累，还睡着呢。”
博比舅舅把我们送到维也纳的布罗伊纳宫，外婆在那里有套房间。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爸爸每天都来看我们。我们问起了妈妈：“她还好吗？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看她？”
听着我们的问话，却无法告诉我们妈妈的噩耗，对于爸爸来说是多么得痛苦！过了几天，博比舅舅又把我们装进了他的车里，开车前往匈牙利，他在那里有栋房子，就在一片李子园的中央。和博比舅舅的这趟旅行是我第一次坐汽车。那时的路多是烂泥路，坑坑洼洼的。车子是老式的敞篷车。博比舅舅知道这一路上没地方买吃的、加油，或是买别的什么必需品，于是以无法形容的惊人速度载着我们奔驰在奥地利与匈牙利的烂泥路上。他一定是想一步就开到他匈牙利的家！车轮驶过之处泥浆飞溅。路边的行人无不被溅了一身，除非他身手敏捷能早早地避让开。在我看来，这实在是一种毛骨悚然的经历。最后，过了看似无休止的几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博比舅舅的家。他，一个单身汉，正处于艰难的境地，要在这栋房子里担负起照管他的这群失去母亲的外甥、外甥女的责任，而这帮孩子却还不知道他们母亲的死讯。
过了些日子，爸爸来了。他把孩子叫拢来，在起居室里的一张小沙发上坐下。我们都坐在他跟前的地板上，他告诉我们，妈妈去天堂了。他没有哭，也没有跟我们多说什么。他只是说，当我们回到家，她再也不会在克洛斯特新堡了。我们当中有人开始哭了，康妮婶婶一个劲儿地安慰我们。“现在你就是我们的妈妈了，”我对她说。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让她取代妈妈，但在一个九岁孩子的心里，我知道，母亲总是要有的。
这似乎有些奇怪，妈妈死的时候，她的孩子们却被急匆匆地送走了。在她弥留之际，我们没能被允许和她在一起；也没能送她到世间的长眠之处。很久以后，爸爸告诉我们，他是希望我们铭记那个我们所熟悉的妈妈——微笑的，快乐的，健康的。或许，爸爸是记起了他的那份伤痛，当年，是他和沃纳叔叔合上了他们所热爱的母亲的灵柩，他希望他的孩子不要体验那种痛苦。
在克洛斯特新堡，我的床放在窗边。躺在床上，就能看看黑漆漆的天空。一天晚上，当我望向窗外的时候，我看到夜空中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