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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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父亲和母亲向罗伯特总统呈递国书的时候，妹妹和我就赶紧利用机会尽情游玩，因为我们知道，不久我们的课程就要开始了。这期间，我们几乎整天在外面，到城市的各处去逛，对每样东西都感到惊奇，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其实大部分东西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我们就认识了巴黎。那时候我们讲的是法国话，不过讲得并不好，只是能敷衍过去罢了。
又是一种新的语言，你总记得我们的中国仆人在日本时的困难吧？在巴黎，这困难加倍的严重，两个法国仆人只会讲法国话，四个中国仆人又只会讲中国话，这样，他们中间自然常常发生争执，不过有了在日本的经验，我们对这些麻烦渐渐习惯了。
使馆的办公室和住房在同一层楼上，而且是相接的；随员们的住房，在我们的公寓后面的另一所公寓里。
我们还没有布置好，父亲的国书还没有呈递，那些老朋友已经来看我们了。这里我还要说起，父亲母亲和总统夫妇极为友好，我们在巴黎的四年中，他们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在法国的首都巴黎，我们遇到了多少外交上的重要人物啊。
母亲有许多美国朋友，有些是在几年前到美国去的时候认识的，有些是在中国认识的。我们刚安顿好他们就来了。
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提供一些意见，有的说起我们小孩子该如何受教育。
我相信，假如我们完全依照他们的计划，那么我妹妹和我一定能受到极完美的教育。
有一个提议我们接受了，直到现在，我想起来还觉得满意。
“伊萨杜娜•；邓肯，”有一位太太说，“在巴黎教跳舞，我有两个女儿，你们的两位女儿又是这样美丽、可爱，我想我们这四个女孩子可以给邓肯小姐开一个班，请她教她们。”
这计划实现了，有三年工夫我们跟着伊萨杜娜•；邓肯学跳舞，每星期三次，每次一个半钟头。
每天早晨有一小时的法文课。红芳还是那样，监督着我们，宁可不让我们吃早饭，不准我们稍有迟到。
但是我很喜欢法文，法文教师也很赞赏我，我的法文在她的指导下，进步得极快。
几乎一到法国，母亲立刻就买了一架钢琴，所以在法文课之后，我就学唱歌。这也是我极喜欢的功课，我尽力地学习。
然后是勃朗小姐一小时的英文课。可是她那时候病得很厉害，极想回到自己家里去。
午饭后的一个钟头，对我来说完全是浪费的，而且还永远是一种尝试。不错，那湖南教师一直尝试着把古文经典灌输进我的脑里。我承认，虽然我很惭愧自己这样做，我是有意地把这一个钟头的时间浪费掉，看着钟，等候着，祈求着这一个钟头快些过去。我发现，湖南教师盼望着这每天一小时的时间过去的热切程度也不亚于我，因为我恨他，极力和他作对，他也恨我，所以最好我能够早些离开他。
国文课以后，如果是轮到学跳舞的日子，那么我们便到伊萨杜娜•；邓肯的艺术院去学舞，每次一个半小时，每星期三次，这是最最快乐的时候。我极爱跳舞，邓肯小姐似乎也很有兴趣教我们，我想起她的时候总对她有极大的好感。当然，那时离她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还早。
我们的音乐教师在艺术上有极高的成就。她开始教我们的那年，正是她得到音乐学院奖金的一年。
在巴黎的一段时期，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时期，我在这四年中充满了活力。我们家里不断地有各国著名的外交家来访，在他们中间，父亲的尊严的体态时时出现。他看来和他们完全不同，因为他始终穿着中国的长袍，佩着他的官衔的标记；但也可以说他和他们完全一样，因为他很容易使自己适应环境。母亲是喜欢作乐的，这里她可以尽量地满足她的欲望，因为在那时候，中国大使的俸禄是非常高的，为的是太后要她的代表人在外国人中争得光荣，为了这缘故，我可以断定，我们的使馆可以列入巴黎最奢华的家庭之中，各国的贵宾流水似的经过我们家里。
这时候我们的屋子已经改造得很华丽了，我们把从中国带来的刺绣物都装饰起来，于是我们的屋子很快变成了艺术之宫，为了这缘故，人家都喜欢到我们家里来。
父亲与我新世界的展开（2）
我常常奇怪，父亲怎么会有这样的精力管这么多方面的事情。可是他却是镇静地、谨慎地过着他忙碌的日子。他努力地工作，殷勤地拜访。在巴黎，外国的使馆比在日本还要多，所以这种拜访的次数自然也增加了：待客，开舞会，设宴会。
我的妹妹和我还是年纪太小，不能参加社会集会，可是有志者事竟成，这里虽然没有屏风，却有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给我们偷看流水般的来客。这些人由于好奇，都要来看看我们这些外国人，穿得这样特别，说的话又是和他们这样的不同，但是不久竟成为极好的朋友。这些朋友中，有许多到现在还是我的朋友，而且无论在什么地方，我只要看到他们便能记起他们来。
不久以后，来客中的大部分我都认得了。每当仆役长通报来客姓名的时候，我妹妹和我便孩子气地去偷听他们，依次学着各人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声调。两个淘气的孩子，为了寻求快乐把自己变得好像一对顽皮的猴子。
偶尔，在茶会上或别的比较不正式的场合中，客人们会要求见见我们，于是我们便被带去见他们，有时候也帮忙招待他们。这些客人常常会评论我们美不美、可爱不可爱，说得那么直率，就好像我们不在他们面前一样。我不知他们可曾想到，有时候他们的话会多么深刻地刺伤孩子的心，而且孩子的心一旦被刺伤，这种创痛是多么不容易忘怀和难以医治。
我们曾经费了许多时间，想让母亲明白我们姊妹俩需要和外界多接触，因为她向来看管我们极严。
我记得有一次举行茶会的时候，我妹妹和我也正在招待我们自己的朋友。一位有身份的太太也来参加这种茶会。我们几位年轻的朋友希望能看一看这位太太，于是在仆役长的怂恿和帮助下，我们那几个朋友装扮成仆役，代替仆役们去侍候客人。我们干得很好，而且把这位太太看得很仔细，可是母亲几乎被搅昏了，但是当时她什么也不能说，因为这种骗局万一被拆穿将使她自己多么窘迫啊。可是等这位贵客走后……要是没有父亲的劝解，我们可能会受到一次极可怕的责罚。母亲对孩子的倔强和顽皮向来没有忍耐心。
我们在巴黎还要住四年，可是我们的家，已经成了外交家的中心了。我妹妹和我渴望也能成为这个中心的一分子，可以参加大人们的集会。我们觉得，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有这种权利，可是母亲固执得很，她认为，一切朋友，若没有经过她长时期（这个“长时期”往往是我们不能等待的）的观察而认为满意的，对我们都不会有好处。
年轻人的集会，虽然我们接到请帖，但她是不被允许参加的，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才稍稍准许我们去，但是往往去了半个钟头以后便要逼着我们回家，差不多只准我们看一看，就必须回家。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我母亲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像我们姊妹俩这种顽皮的孩子是很容易闯祸的。
可是我们却不管这些，我们渴望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并且急于要看看这个刚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新世界。
父亲与我战云笼罩了中国（1）
有一年的时间，巴黎对我们来说像是奇境。我们忙碌着，享受着每一分钟，却没有想到困苦的时期已经开始了，这件事使世界各国都感到惊恐。
我那时候在圣心院，所以不像以前那样有机会和外界接触了。
当我在复活节回家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坏消息。
父亲收到一纸从中国来的简单的手谕：
“朝廷现在召你回来，立刻带着你的家眷回中国。端王。”
这手谕吸引了我们全家的注意力，下面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对话：
“中国一定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情了。”父亲说。
“为什么端王要给你这样一个手谕呢？”母亲问。
“这是值得怀疑的事。端王是皇族里的人，可是他决不愿意，也没有权召我回去。假如我是真的被召回去，那么命令应当来自皇上。要召回一个大使，不管他在外国做了什么事，或是将要做什么事，总得依照一定的步骤。端王是我的大敌，这是一个诡计，要引我们回去投他的罗网。”
“立刻打电报给荣禄，”母亲提议道，“把端王的手谕原样录上，请他决定该怎样做。”
父亲照母亲的意思做了。在离开中国之前，荣禄和父亲曾规定了一种密码，这种电码在旁人看来完全不懂，可是荣禄和父亲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荣禄的回电来了：
“朝廷并没有召回你的消息，尽管放心留在你原来的地方好了。”
当然我们知道，可怕的事情在中国发生了。端王一定从太后那里取得了特权，否则他不敢擅自下这个命令。虽然他这种举动对太后是保守秘密的，但是端王，他和任何人一样知道，无论他的计划怎样秘密，迟早总要传到太后耳朵里的，现在这封电报就是证明，所以他其实并不怕太后知道。
父亲比较着这两封电报，不住地摇头。
“这就说明中国正在黑暗时期。”他说。
此后隔了大约一个月光景，父亲接到荣禄的信，大意是这样的：
“中国现在正处在纷乱中，你的敌人这样多，假如你现在要回中国来，那真是太傻了。你不但做不了什么事，反而会招来更多的麻烦。端王正在怂恿太后收用义和团，同时我也觉察到自从进朝廷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不能说服太后。我用尽了方法劝谏太后不要听信端王的话，可是，太后虽然对我仍旧像以前那么好，但是对端王的话总是很感兴趣。假使义和团真的被收用了，那谁会知道中国的灾难将到什么时候结束。有一天我碰到端王，于是我就和他谈了一会儿，这就是我们的对话：
“‘你难道不知道吗？你现在正在引入一种极大的危机。我是个平民，我的一举一动不能影响大局。可你是端王，是皇族，你如果做了使自己失面子的事，你也就影响了整个朝廷的体面。’
“端王对我非常无礼，还带着一些讥讽，并说我现在已不能说服太后来反对他了。这倒是真的。
“‘我还要见一下太后，’他告诉我，‘我要找一个机会表演一下，让太后自己发觉我的义和团的本领。’
“端王，你是知道的，是个不足道的人，可是一直到那时候为止，太后是始终信任他的。
“端王带着他的意见来见太后，这对他是个极好的时机。这几年来，太后恨透了外国人，因为他们想瓜分中国。端王说，他的义和团非常厉害，刀枪不入。当然你和我一样，知道这全是胡说，可是太后却认真地听着，我的劝谏也没有效果。端王是个狡猾的人，他想只要太后答应义和团进来，那他就可以有方法说服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