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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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照着做了，并且发生了严重的后果，我们不久便可以知道。等到叫他们的时候，他们出来了，于是我们这一群：日本人、官员、各国的外交家、各种人都聚在一起向这位大人物致敬，一起送他到船上，在那里，我们就和这位“非常普通的老人”说了“再会”。
我们回到旅馆里，并且在那里耽搁了一个星期，因为汽船脱班了。当旅馆账单送来的时候，一看竟有八百元之多。父亲说这简直是不合理，这几间屋不过给那位大人物住了几小时罢了，于是这位盛怒的旅馆经理带我们到房里去看。
这些仆人没有虚度他们的光阴！
他们不懂如何使用水笼头，把它打开了取水却不知如何关上，等到旅馆里的仆役发现的时候，房里已浸满了水。这些仆人偷吸他们主人的水烟，把没有熄灭的烟灰丢在地毯上，地毯被烧了十几个洞。他们打破了洗涤盆，把许多名贵的家具毁坏了。总之，他们把最精致的房间弄得破败不堪。
于是父亲付了账。当然，关于这件事，这位大人物始终不知道，父亲也不去向他要求赔偿。这是中国的规矩，官员招待贵宾的时候，一切都得依顺他，不可有怨言，也不可向他清算为他用掉的钱，就像我父亲所用掉的八百块钱一样。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把这事告诉了伍廷芳，他曾经在华盛顿做过大使。伍廷芳笑了笑。
“他的仆人在纽约的大旅馆里也干下了这样的事，”他说，“我不知道这笔赔偿费是谁付的。那么你预备去向他算还这笔钱吗？”
父亲笑了。
伍廷芳也笑了。
他们一同谈着，彼此交换着意见。
“有什么用呢？他是李鸿章呀！”
几年以后，当父亲的东西移交给我的时候，我发现一本旧账簿，那里有一行这样写着：“在横滨招待李鸿章，用去八百元。”
礼仪之邦中国“外交”（1）
父亲在日本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战后中日两国的邦交。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看到在父亲这艰难的工作中的几件中日合作的事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战后日本人对“辫子、光头”的仇恨这样深，就是用遍了全世界的合作互助方法，也不容易克服他们的偏见。但如果根本不合作，甚至于互相对立，那父亲的任务就永远不能完成。
父亲当然也看清了这一点，就是中国的风俗在日本是行不通的，因为日本人不了解它们。所以父亲尽可能地采取日本风俗，就像他以前出使别的国家的时候采取他们的风俗一样。所以只要在他权力范围之内，父亲总把最大的同情和赞美给予那些国家。
在日本过了许久，父亲才发觉他的一等秘书是他的敌人，而且是个很可恶的敌人，因为他瞒着父亲干事。那时候，朝廷正在悬赏捉拿孙逸仙。消息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传来，凡是住在外国的中国人口袋里总要带一张孙逸仙的照片，对着照片仔细端详过路人，希望能捉到孙逸仙而得到赏金。
慈禧太后对孙逸仙和他的宣传恨到极点。如果在太后活着的时候把他送回中国，那一定有生命危险。
在一个忙碌而紧张的日子里，父亲收到一封北京发来的电报：
“孙逸仙在日本，立刻把他逮捕。”
当然，父亲马上知道这并不是朝廷里来的命令，所以把它搁在书桌上放了一两天工夫，一面考虑着这件事应当怎样对付。直到第二天晚上，父亲才发现了一些关于这电报的线索，并且知道，使馆里潜伏着一股企图破坏他在日本的全部工作的势力。
“对孙逸仙的事你准备怎么办？”父亲的一等秘书问。
“我能怎么办呢？”父亲回答道，“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即使知道，甚至于看到他在我的使馆里，我也不能在日本的领土上逮捕人呀！”
“那么你应当去请求日本政府将他拘获！”
“找出孙逸仙来，或者给我证据，他确实是在日本，并且知道躲在什么地方，那我自会采取必要步骤。可是对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我不愿意表示什么态度。”
“但这是一道逮捕孙逸仙的命令！”
“这不是朝廷发出来的，除了朝廷的命令，任何关于孙逸仙的命令我都可以不服从。”
一等秘书非常固执，但父亲也坚持自己的主张。父亲很奇怪，为什么这电报独独发给他？究竟是谁发的？这里面包含着什么意思？
不久父亲又收到恭王的信，还附来一封父亲的一等秘书给他的信，这封信的大意我记得是这样：
“裕庚应该受到弹劾。这里是日本，可是他把所有的中国老规矩都废了，而采取日本规矩。他是个叛徒。他不保持一个中国大官的尊严，也不保持中国在外国的尊严。他是个叛徒，因为他以平等地位对待日本人，而不认为他们比中国人低微。我听说孙逸仙现在在日本，裕庚知道他，并且和他有关系，同情他所做的一切事情，帮助他在日本隐匿！”
不论哪个读过历史的学生都知道，假使这一番话被证实了，那我父亲是毫无疑问地要被革职的，因为太后恨孙逸仙比恨任何一个人都更甚。因为外国庇护孙逸仙，所以太后对外国更恨，她常想把所有外国人都赶出中国，为了达到这种目的，她曾在义和团运动的时候命令端王去烧毁在北京的外国使馆。
我们的一等秘书的信在北京的官场中曾一度引起风波，靠了恭王和父亲的友谊，情势才稍稍缓和下来，就是皇帝和太后读了这封信，也没有批评什么，只说放着以后再说，这也就是说不要管这件事了。
父亲并不对一等秘书说起这件事，只是要他为自己的话找出证据。他当然不能找出证据，因为据我们知道，那时候孙逸仙并不在日本。但是这封信给父亲一点启示，就是在他的下属中有他的仇敌，那仇敌拿了父亲所给的薪金，而暗中却在设计陷害他。每当有人对父亲说起这件事，叫他辞掉这个秘书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回答：
“我在这里尽我的责任，照我认为对的方法去做。假使皇帝和太后对我不满意，他们可以召我回去，另外派人来代替我。如果我辞掉这个秘书，那么别的仇敌一定要起来代他说话。”因为父亲办事公正，赏罚严明，竟和使馆内外的中国人结下了冤仇。
有一个日本人向父亲控告，神户的一个中国商人，从中国偷运一批很值钱的货物到日本，用船装到神户去了。虽然对这件逃税的案子日本政府也有权处理，可是为了表示两国友好，他们把这案子交给父亲办理。父亲立刻派他的一等秘书去调查，调查结果说，这完全是日本人诬告。
为了维护两国的友谊，父亲又派他的二等秘书，请日本的官吏陪着一同去审核了一遍，结果证明是那名中国商人犯了罪，于是父亲立刻命令把他的店封掉。
我们的一等秘书，虽然他自己也查明了中国商人的罪行，可是他却写信给北京的监察御史，叫他去朝廷上奏章弹劾我父亲，说他袒护日本人而欺侮中国人。不管是非曲直，奏章终于上了。在日本的中国人原该得到中国使者的保护，可是这一次的奏章，也像以前弹劾父亲的奏章一样，成了悬案，而且渐渐被遗忘了。
几年后，太后曾当着我的面对我母亲说起过这一连串的弹劾我父亲的奏章，并且解释说：
“我从来不相信他们。裕庚是荣禄推荐的，他像荣禄一样忠心。”
但是当父亲惩罚中国走私商人的消息传到中国侨民的耳朵里的时候，侨民们都咆哮起来。有些侨民竟到父亲这儿来质问。概括起来那些侨民的意思是这样的：
“不管中国侨民在日本干了怎样的事，中国大使总应该袒护他们。即使他们错了，也该替他们辩护，设法把这件事扯开去，抹杀他们的罪行，至少应当对中国人的罪行装做不知道。在外国人头上占些便宜有什么关系呢！中国侨民不是一向为所欲为的吗！”
父亲自然不愿意和这些人费口舌，就像他对付他的一等秘书一样。这位一等秘书口袋里正藏着一张孙逸仙的照片，希望能捉到他而得到一笔赏金。
这些只是父亲所遇到的困难中的一小部分。弹劾父亲的奏章潮水似的涌到朝廷里去。
不久，传来消息说有一个代表团已由中国派来考察财政，这个团里包括李模楷、三个秘书、两个翻译、两个李的仆人、一个理发匠、一个厨子和每个秘书的一个仆人。
礼仪之邦中国“外交”（2）
我记得很清楚，李的一等秘书的名字叫王大琪，以后我还要讲到他。父亲知道这代表团到了，就派他的一等秘书到横滨去迎接。他自己太忙了，不能去，也没有去的必要。我们的一等秘书把代表团带到东京的使馆里。李模楷一进门就责备我父亲不到横滨去迎接他。末了李模楷说：
“立刻陪我们到我们的房间去！”
“我没有为你预备房子，”我父亲说，“我自己的家属需要这里全部的房子。”
“你不知道我来吗？”
“那有什么关系！你考察，自有公费给你，像我一样。你自己可以去住旅馆，我不能为你预备房子。”
“叫你的秘书让出房子来！”
“对不起，我没有房子给你！”
李模楷的一等秘书有趣地听着这一番谈话。从此，父亲就和代表团结了怨，原因是他不愿意毫无理由地供养这十三个人的代表团，后来他知道这代表团来，朝廷提供了大笔款子。很明显，李模楷是想吞没这笔款子，而要我父亲来代他付出一切费用。
李模楷的一等秘书和我父亲的一等秘书开了一个两人会议，批评我父亲。于是这个财政考察团也改变了他们的任务，不是考察财政，而是来监视我父亲了；这里我得声明，李模楷本人经父亲解释后立刻就明白了，不再来找麻烦了。
“他很容易让出几间房子来的，”王大琪对我们的一等秘书说，“可是他怕没有房子招待他的日本朋友了，这当然是做不到的！所以他为了日本人，不惜拒绝招待我们！”
王大琪这人就是许多弹劾奏章的根源，加上我们的一等秘书的帮助，他当然完全了解我们的情况。王设法打听父亲薪俸多少，交际费用去多少，还有我们在日本的生活中的一切细节。我们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一样是王大琪所赞成的！
受了王大琪的怂恿，李模楷想不经父亲的介绍而直接去见日本的大官员，幸亏父亲事先得到这消息，才劝阻了他。父亲和李模楷又互相拜访了一次。李模楷想拜见天皇，父亲请奥间伯爵帮助，得到天皇允许。为了这事，王大琪又上奏章到朝廷，说从这件事就可以知道我父亲和日本人的关系多么密切，否则奥间伯爵决不会依着我父亲的意思去请求天皇的。
可以说，财政考察团在日本没有得到丝毫财政方面的报告，却把我父亲在日本所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