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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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替你把一个庙宇布置得舒舒服服，你却还要到这种地方来！”
“我自己负担这一切费用。这里能使我的家属更安适。”
“但是这是洋鬼子的旅社，你这样要被人家大大地批评了。你还是个新上任的大使，如果让太后知道你这样违反本国的规矩，恐怕你就要被革职了！你一定会受到严厉处分的，太后或许会把你监禁起来，甚至于把你杀掉！这是规矩，出外的官吏应当受到当地官吏的招待！你这样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
我父亲的又慢又小心的答复可能构成最不恭敬的罪名。
“我认为这种规矩是可笑的，我喜欢这旅社，一切费用由我来支付，我决定住在这里了！至于人家的批评攻击，我在朝廷里已受过千万次了。人家早已奏请过把我杀掉的。我受到无数次的警告，说我将要被革职了。我知道人家弹劾我的理由和所以要弹劾我的真正原因。可是我至今没有被革职！相反地，我却被擢升了！这事情你怎样解释？”
“但是，这规矩……”那惶恐的官吏又开始讲了。
“是不合理的规矩，”父亲反驳道，“我不喜欢它，也不愿意受它的束缚，假如我的话会传到朝廷里，我也不怕！”
这件事似乎可以结束了。可是并不，这事一直谈论着直到我们离开天津，而且以后每次经过天津的时候都会被提起。
可是住在外国旅社里还保留一些不相称的习俗，那给外国人看了要觉得好笑。
父亲曾严厉地叮嘱他的大书童：
“有客人来看我的时候，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叩头！”
这是更不守规矩的了！可是在一个会客厅里，满是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和其他各国的人，没有一个看到过叩头这回事。那就很可以明白我父亲不要人家叩头的用意了。想想看，一个客人在这许多外国人中间叩起头来，而我父亲还得向他叩头还礼！这场面该是何等模样！
不可避免的事终于发生了。这时候客厅里正挤满了人。一位官员来见我的父亲，可是他的帖纸不是交给父亲的书童，而是交给旅社里的侍者。侍者没有接到命令教客人不要叩头。
当红帖纸送进来的时候，父亲像一个漏了气的气球一样地萎靡。妹妹和我都在客厅里，还有我的哥哥，他正在和父亲的外国朋友聚会。那个官员跟着他的红帖纸进来了！他看到了，而且认清了是我父亲的时候，就大声招呼着。于是在埃斯脱旅社的大客厅中，他就趴在地上叩了三个清脆的响头。我父亲除了叩头还礼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他刚才正和他的外国朋友用外国话谈论着政治问题，现在人家就要看着他做着与众不同的事了。但是当他跪下来把头在地板下碰了三次接见来客的时候，一个人大声笑起来了。他就是特维纳先生，现在在上海，这些年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不但笑，并且还说出他笑的原因：
“这不是很可笑吗！你们一生中曾看到过更可笑的事吗！两个大人趴在地上撞头！”
就在这随之而来的一片笑声中，我哥哥走到特维纳先生面前：
“先生，”他镇静地用英语说，“我们都是懂得英语的，你笑得不合时宜，这是中国的一种规矩，你应当尊重它，像我们尊重你们的规矩一样！”
立刻，特维纳先生（谁能责怪他，不该认为叩头是可笑的呢？）就向我哥哥道歉，并请他转向我父亲和我们一家道歉。
“我不应这样少见多怪，”他沮丧地说，“因为我听你说过英国话，我想你必定能了解我，我这样的笑实在是愚蠢的，这正显示了我的无知！”
在我们准备离开天津的时候，河岸上是多么的鲜丽啊！各色的轿子，缀着珍奇名贵的饰物沿岸守候着我们，官员们穿了宽大的五光十色的衣袍，舢板船聚集在江边供他们的主人们观瞻。接着，一声号角，船向下流开去，出了大沽口到渤海湾，向第二站芝罘而去。
同行的还有我们一个下属的家属，大都是妇人。当我们在芝罘抛锚的时候发觉海面很不宁静。那妇女们就搭舢板船由临时架上的跳板上船来了。在海波汹涌的时候，你曾经有过从舢板上转入过大船上的经历吗？试想那些妇女们的三寸金莲在平日几乎不能在平地上站稳，一旦要从那起伏不定的甲板上跨上大船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吗？这样，她们只得等着，等跳板比较平些（不至高出她们的头很多，这样一直等下去）以便一跃而上。难怪当时外国轮船的船主们看见中国官员上船要那么愤恨了。
那位下属为这些妇女们担心，他立在跳板的顶上发出各种指示。这时我的哥哥从栏杆里望出去笑得直流眼泪，这更增加了那船长的愤怒，当然，这不是他的错。
“对你自己的女人为什么这么好笑？”他大声地说，“你为什么不帮助她们？”
哥哥立刻敛住了笑容。
“对不起，船长先生，”他说，“我本不应该笑，但是我必须说明她们并不是我家中的人。”
她们不过是跟我们同行罢了。当然这一层关系是很难使船长明白的。
她们上船后，船向上海去。到了上海，那些五颜六色的仪仗又出现了，而且出乎意料的多。
官员们仍坐在华丽的轿中远远地等候着，我们把旗帜向他们扬了一扬，那些堤岸上的官员看见了，其中一个世故比较深的高级官员疑惑地向它注视了半晌。
“我不能相信这么一艘小船能航行到日本，”他强调说，“它太小了，你和你的一家实在是冒了一次大险啊！没有地方睡，没有地方休息，舱房也是仅仅聊胜于无。假使一个大使必须要像你一样在这种小船上受苦，那我一辈子也不愿当大使了。”
父亲告诉他这是一艘给养船，不过是载我们到停在黄浦江的“奥西那”号船上的，这对于那位官员是一件奇闻，这也显出当时的大官也是这样的无知。但是当他得知父亲和他的家眷们是乘了洋人的船去的，事情就弄糟了！直到现在我还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古老的中国对自己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竟然一无所知。
当我们下行到“奥西那”号轮船时，一定有人会以为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船都是属于我们的了。因为轮船在疾驶，而所有的沙船、舢板船和“军舰”都围集着人看我们，它们与给养船愈聚愈近，近得几乎影响到行船的安全，然而这就是西洋人所说的“送别”吧！
我必须在这里告诉你一些事。本来可不必说，但是现在我却决定说一下，因为这也可以反映出在帝王时代的中国人，他们心目中的“洋鬼子”是什么。我们的随从人员，对于外国的一切东西都不信任。当他们听说在“奥西那”号上有各式各样的舱位时，他们就疑惑：以为这上面的厕所一定就是捕捉那些不经意的中国人的陷阱！他们更以为外国的厕所是不分男女，互相通用的。
于是……
破落的使馆官场的尊荣（3）
许多下属家中的妇女们便自己带了形式古怪的便桶到她们自己的舱中去，这些东西是光明正大地带去的，由一个婢女挽在手臂上。
你当能想象当时父亲和母亲的憎恨了。当这些累赘物在万目眈视下被带到船上去的时候，所有的规劝解释都不能稍稍扭转她们牢不可破的成见。于是母亲跟往日一般，报复性地准备和她们对抗到底了。
她命令红芳打扫房间。她所说的房间就是指船上所有的寝室，现在被那些人占据着。
红芳很热心地照她的话去做了，做得很令人满意，这也是红芳的特性。她早被吩咐要做得安静、尽责，并且不能引起他人的注意，因为那些人正等候在舢板上，到我们起航向日本下行的时候才能上船，那时所有的眼光又要集中在我们这里，一直到我们离开了这里才罢。
当那些由下属们的婢女带上来的讨厌的东西，被开始从舱门中或较低的甲板上丢入黄浦江中，像浮筒那样上下沉浮的时候，连那些严肃的中国人看见了都笑了起来，何况在“奥西那”号上的外国人呢？仔细地想想吧，这是多么有趣的事！
最后，我所渴望的航程开始了。我幼年的时候大半是生活在外国，所以对于什么航行我都赞成，日本也一样地为我所喜欢。
以后我将告诉你关于航海的经验和一个公使带着一群随员在大海中航行的种种不便，但是我不说这一次，因为以后我们还有其他的旅程，而且假使用这一次的航行来代表一切似乎也太武断了。
接着我们到达了日本。
我不知道我以前曾否提起，在我们的随员中有一位教师。
他是从湖南来的，他没有被留在沙市、武昌、汉口或者北京。
破落的使馆光头辫子（1）
我们到了日本，在神户上岸，租住在东方饭店。我们要到东京去，父亲叫一个干事陪我们到帝国饭店去找房。因为听说从神户到横滨这一段海程常常是不大安宁的，所以父亲主张乘火车去，火车是多么慢啊！父亲为我们一家包了一节车厢，其余的随员们挤在另一节车厢里。
我们要一直旅行到晚上，那儿没有睡觉的地方，必须坐到天亮，父亲知道了这一点，所以为我们包了一节车厢，因此我们仍然过得很舒服。
车中并不像西方的火车那样有横的座位，只有沿车的两旁有两条长凳子，所以我们对着走廊面对面地坐着。在走廊上可以从这一节车厢走到那一节车厢上，来往的乘客络绎不绝，好似没有尽头的河流一般，为了这些乘客，我们只好时时缩进我们的脚。
“光头光头辫子！光头光头辫子！”
许多日本人的头伸进窗来，把我们上下地打量了一番，然后又互相讨论了起来。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也都不知道，就连我们的日文翻译官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并不懂日语，虽然我们是把他们当做日文翻译官带来的。
“光头光头辫子！光头光头辫子！”
我好几次听到了这种声音，打在我的心上就好像是催眠的祷钟一般，声音中似乎有恫吓和嘲笑的意味，我们都想他们大概把我们当做不利于他们的人了。我很清楚地记得这几个字（听了这许多回我怎能再把它们忘记呢？），自己认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要利用我所知道的其他文字去解释的日本话，现在，我当然已完全明白了它的意义，其实在听到后不到一个星期，我便完全明白了。他们就是说：
“辫子！辫子！光头！光头！”这就好像带着辫子的中国人到美国去，被美国的顽童牵住了辫子叫：“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
虽然，当时我们不懂它的意思，却也能体会到日本人不欢迎我们到他们国家去。我们是日本人的敌人。两国间的战争刚刚结束，仇恨刚告终止，我们还是第一批到那里去的中国人，他们不欢迎我们，希望我们能知道他们的意思。
于是……
“辫子，光头！辫子，光头！”
但是，日本人虽然用仇视的态度对待我们，我却忽然热爱起日本来了。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美丽的服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