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回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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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时间过得真慢，对新屋的探险，几乎已完成了，花园、假山、高墙都看过了，而父亲还不回来。中午到了，太阳开始偏西了，下山了，可是父亲还没有回来，他在恭王那里整整有一天。
父亲真的回来后，我又大大地失望，因为他忙得很，没有时间来应付一个被好奇之心煎熬着的九岁的女孩子。父亲的样子很严肃，他的脸显得又长又机警，可是他什么也没对我说。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父亲对我表示不耐烦，这大大地伤了我的心。到底恭王对父亲说了些什么呢？
父亲为什么这样激动？我难得看到他激动得要用踱方步来抑制自己，也难得看到他这样焦躁。不过他总得对一个人讲话，那我就可以去偷听了。
终于他对母亲讲出了他的遭遇，虽然我那时候完全不懂，后来我当然懂了。这种成长后了解到的知识使我把这里所记的当时的对话多少染上了些色彩。
“恭王要求你怎样？”母亲问。
“我们正在和日本打仗，”父亲说，“恭王奉太后的命令要组织一个军务部，不属于原来的陆军部而自成一独立机关。恭王做部长，我做副部长！”
这是多么惊人的消息啊！太后之下就是恭王，恭王之下就是我父亲，这在中国确是个不小的位置啊！可是父亲似乎并不显得高兴，也许他内心是感到高兴或光荣的。
“恭王专发命令，我只要监督着执行他的命令。幸亏恭王是个聪明人，很肯受谏，所以我的工作或者不会像最初料想的那么难。”
“这新的部门究竟预备做些什么工作呢？”
“成立这新的部门是为了拟定策略，对付日本。我明白，恭王自然也明白，假使战争真的爆发，我们是绝对无力抵抗日本的，我们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战争什么都不知道，可是日本却知道得很多，打起仗来，我们失败是必然的。不过我们总得尽力或者希望得到别的国家的同情而出来调停，帮助我们打破这个僵局。”
对一个九岁的孩子，这是多么深奥的字句，可是我耐心听着，然而懂得这些话的真正的意思，还是在几年之后。不过对于我，父亲所讲的几件事确是有趣的。
破落的使馆恭王府里的集会（2）
“新的部门中最高级的官员，与恭王不很亲近，”父亲继续说着，“他是一个年老、善良的人，对中国的古典文化知道得很多。就因为他很聪明，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学者，才被选了进来，可是不幸得很，他对战争简直是一无所知，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帮助，更不知道如何为中国准备抵御外侮。今天就发生了几件事，那时我们正召集新部门中的人员，你也知道有许多中国人，都相信外国人穿的是直的长裤而不是舒适的长袍，所以他们没有膝盖，腿是直而硬的。这让像我们周游过外国的人觉得是多么可笑啊！但是，说来你也许不能相信，这论调很顺利地传播着，以致有人建议要全体兵士带着长竹竿作为这特别的用途——用以去打那些日本兵，他们因为腿是僵硬的缘故，一打便不能再起，再也不能参加战争了。
“这时候我不能沉默了，因为那老学者对于这种建议似乎很满意，竭力要试一试。于是我另外贡献了他一个新建议，希望他由此可以明白刚才那种用竹竿抵抗的建议是多么的荒谬！我发问道：为什么不用整部的经书把我们的军队武装起来？当我们和日本人肉搏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经书向他们投掷，书是很重的，一定会像竹竿一样有效地把他们绊倒。而且书比竹竿贱得多，因为中国多的是经书！”
母亲大笑起来。
“那么，”她说，“这老学者又说些什么呢？”
“他说些什么？”父亲喊道，“他丝毫不认为这提议荒谬，相反地，他竟接受了，像他接受用竹竿抵抗的建议一样，而且他决定让这策略在新部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
母亲的回答是无可奈何的沉默。很明显，这位老学者是不懂得幽默的。不过也难怪，他除了中国经书以外，什么都不懂，叫他怎么又能懂得幽默呢？
“这还不算，”父亲继续说，“虽然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绝对没有力量抵抗日本，可是有些人竟认为我们优越条件多得很。讨论到军备问题，一个人发表意见说，我们有十艘商船，完全可以武装起来开到海中和日本人对抗，把他们赶出我们的海岸。想想看，十艘载旅客都不适用的，只能装载货物的慢船，竟想一挥手而变成军舰！”
这足以表明我父亲生活着的那个时代，普通官吏乃至最高级的官吏是多么无知。我父亲很早就是个主张维新的人。从上面这种情形看来，我们可以想到他的工作是多么的艰难。自从父亲担任了军务部里的工作后，天天有奏章给皇上，而他也已固定地被归入一般中国传统思想所不能容忍的人群中。这种环境使我父亲的政治生涯一直在尝试和痛苦中度过。可是在他的小女儿心目中，却深深地刻上了对父亲裕庚这伟大而神圣的印痕。
破落的使馆政见的冲突（1）
中日战争结束了，关于“战争”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战争的结束，使我父亲家里添了不少来来往往的外国客人。
我清楚地记得我父亲和查理士•；邓倍上校的一席话：
“我们受美国的帮助真不浅，”在这次谈话中我父亲说，“我们决不能对日本人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仗，请你们停止战争吧。无论怎样说，总是一件很失面子的事情，因为中国丝毫没有准备作战，幸亏美国出来帮助我们，替我们调解，这样多少保全了我们的面子。中国将深深地感激你们。”
当然我那时候不大懂得这些话，尤其是当他们用“帮助”、“调解”等字眼的时候。但是我觉察到很严重的事情要发生了，中国将有一番大变动，对于我的家庭也将要大有影响。能够像我父亲和邓倍上校这样平静地谈论这个重要问题，让我感觉是件很不寻常的事。在那些多事的日子中，上校是常来的客人，当我不大认识他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喜欢他，并且知道他是我父亲的朋友。从现在的情形看来，战争算结束了，不过另外有些事情将要发生了。
父亲自己虽是一个满洲人且属于白旗，却首先赞同了中国的维新运动，也曾有过许多维新的企图，可是很少能付诸实施，因为中国实在不想有什么改革。他想改进邮政事业，计划一个新的赋税制度，但是这些都连续地被和他有仇隙的和反对维新的人竭力阻挡住了。
很幸运，他是恭王的好朋友，当“鸦片战争”时美丽的圆明园被毁而无法恢复的时候，他曾出过很多力。恭王一方面顺从慈禧太后的一贯政策，一方面对父亲的计划也很赞同，尤其是改善邮政机构和印制国内的邮票。于是恭王就成了父亲在朝廷中的一支生力军，虽然父亲对太后的印象也很好。
然而，中日战争之后的几天呢？
每天都有客人：美国人、英国人、汉人和满族人——所有各国的人。有父亲的朋友，也有父亲的仇人，然而他们因为地位的关系都必须去拜访他，而且他们也很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肯负责任，不畏难。
这些客人们的影子在我记忆的网膜上移动着，好像画在奇怪画布上的怪画。高大的人有的很自傲，有的又胆小懦弱；胖人们挂着笑容判定着国家的命运；头颈细瘦的人当讲到悲凄的结局时，他们那明显的喉结一上一下地动着。有些人依照着中国的习俗到父亲这里来造访。这个习俗是这样的：每当一个官员领了一份很丰厚的薪金时，那些贫穷的人可以作一次拜访请求每月给他们一笔钱。不知有多少人不事生产而每月向父亲领取五十或一百块银洋钱！翻译人员甚至不会说外国话。秘书不会阅读和写作。外交官不知外交二字究竟是什么意义。职员们只知道呈文请求加薪！这就是习惯！父亲也从不去揭穿他们。这并不算是不合法的俸禄，因为这钱不是政府拿出来的，而是大官自己拿出来的，并且据我所知，因为父亲性格非常慈善，这当然被那些门客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主人，所以他的门客特别多，那些得到国家更多俸禄的大官也不如我父亲的门客多。这原是一种风气，谁都不认为有什么不合理。只有那些门客，他们才会发觉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譬如，有事情要麻烦他们了，或是因为他们不要求，主人便不自动加薪了。
这是一个混乱的局面：一所屋子里挤满了客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请愿的，用着那种父亲所厌恨的迂回曲折的言词，虽然在这种传统的风气下，没有一个中国人懂得怎样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来意。父亲往往预先知道他们来的目的了，因为在中国是没有秘密的，可是他不得不听完他们长长一大篇的议论，谈到天气、朝廷里的新闻、政治问题、最近的战争，谈到天下一切事情，除了他们此来的目的，父亲的不耐烦和这一种坏风气是造成人家在太后面前进谗言的原因。幸运的是我们的“老佛爷”有她自己的见解，并不听信人家的谗言。尽管这样，这些谗言对我父亲以后的行动至少不会有帮助。在中日战争这一个艰苦的时期和战争结束后短短的一个时期中，与父亲有仇隙的人几乎天天到太后面前去进谗。有的埋怨我父亲迫使他们直截了当地说出意见而不让他们说应酬话，有的说他要改良邮政组织是染上了外国的习气……父亲所做的每件事都给他们一个进谗的机会，而太后答复他们的总是一贯的“留到将来再说”，其实是不再谈起了。恭王确是父亲的好朋友，还有荣禄也是他的忠实的朋友，在父亲的一生中，他们始终是太后的忠臣和亲信。
父亲第一个受到人家批评，说他对外人屈服，因为在这新组织的军务部里大家主张在中日之战中打一仗，索性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赶出中国国境。我父亲就反对这种见解，而且因为他反对得这样坚决，使他在满汉两族中结了不少怨。有一个满洲官员无法解释他自己对我父亲仇视的态度，就说：“我不喜欢裕庚，我向来不喜欢他。”
另外有一席谈话在我印象中也很深。荣禄（关于他的事情我知道得很多）是我父亲多年的老友，他来访我父亲的时候，我照例又去偷偷地听着。
“裕庚，”他说，“我很了解你，并且我是你的朋友。你也明白，我们已是多年的老朋友了。现在我要给你一些劝告，假使你接受我的话，我还可以帮助你。”
“你说吧。”我父亲说。
“朝廷里弹劾你的奏章没有一天间断过，”荣禄说，“到现在为止，太后只是把这些奏章搁着。可是她每次都看的！她很保守，对你所建议的改革，她大都不赞成，但是她现在对你没有什么表示，因为她信任你。但是这每天的弹劾将来总会对你发生作用——你将要有无穷的麻烦。你知道太后是多么好强，她是个富于妄想的女子……”
“你要说的是什么事？”我父亲打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