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7-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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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的居间调度作用。
外婆１９５８年５月间从上海到南昌，住在省委附近的三纬路，一幢经过修缮的二层小洋楼里。考虑到外婆是井冈山创立时期的老同志，省委决定让她享受副省级待遇，配备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部小车；因为她身体不好，还专门配备了一名护士。
外婆在南昌住下不久遇到一件高兴事――妈妈带着男朋友，也就是我的爸爸来看她，征求对婚事的意见。
爸爸和妈妈是北京八一学校小学同学，爸爸比妈妈长一岁，高两班，还是学生会主席，名气比妈妈大。那时妈妈喜欢跳舞，经常登台表演，看来是受了外婆的遗传。总之，彼此留下了良好印象。上中学后，他们是各自学校的班干部，时常参加一些校际活动，就又联系上了。直到高中毕业前的一天，妈妈接到一封看了让自己羞红脸庞的信，那正是我爸爸写的。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2）
当时妈妈得了肝炎，住进北京医院。陈毅元帅也在那家医院，他经常来看望这位小病友，给妈妈讲故事，读诗，陪她玩。外公忙，抽不出时间来，但他知道病中的女儿很想念他。外公经常派人来看妈妈，送来吃的、玩的。就在妈妈收到情书，不知所措的时候，外公身边的王医生来看她了。
王医生记得我妈妈穿着宽大的病号服，坐在病床上，羞涩地让他帮自己出个主意的样子。“你喜欢他吗？”王医生问。“这怎么说呀？”妈妈挺不好意思的。
你们年龄都还小。如果你喜欢他，可以互相通通信，了解了解――像长辈一样提出建议的王医生，实际年龄比岸英舅舅还小。不过，他又确确实实是妈妈的“家长”――妈妈和姨妈在师大女附中学生注册登记表家长一栏填的是王医生的名字，这是外公“授权”他写上去的。外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有特殊感。
妈妈认真地红着脸请教王医生怎么个回信法，两只手不断抚摸着双膝。“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回呗”，王医生答道。“那，如何写呀？”，妈妈还是问道。王医生只好具体指导起来，妈妈写下了第一封给爸爸的回信。
后来，妈妈出院了。她回到家，见到了外公。外公紧紧把女儿揽在怀里，高兴地说：你终于回来了，爸爸欢迎你。那一刻，妈妈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１９５８年７月，妈妈要准备翌年的高考，她和爸爸的关系也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就等过父母这一关了。妈妈把爸爸领进了中南海。外公不动声色端详着未来的女婿，父女相视笑了一下――妈妈知道：没问题了。
妈妈说：外公是个十分细心的人。女儿的事，他都关心到了。就拿结婚来说，１９５８年寒假时外婆在上海，妈妈去看她时提起过。外婆说：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这句话妈妈没跟外公讲，一来二去就忘了。倒是外公主动说起：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得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
带着外公这番话，妈妈和爸爸暑假到南昌向外婆原本本转告后，她还是那句话：你爸爸同意，我就同意。
外婆相信女儿的选择，自己当年不也是和外公在井冈山自定终身吗？现在看到女儿长大了，有心上人了，要出嫁了，外婆若有所失，但更多的是欣慰。她明白：妈妈成家后应该在主席身边生活，关心他、孝敬他，同时替没有办法接近丈夫的自己尽一份力。妈妈的婚事，外公满意就好，外婆完全不考虑自己得失。
妈妈的想法是当年就结婚，对此“慈父”外公没有发表意见，“严母”外婆则这样说道：你同小孔相爱，打算结婚，我赞成，但是我希望你们的婚期能拖后一年，等到你高中毕业后再结婚。我是这样考虑的：结婚以前多读一点书，对你今后有好处。结婚以后，生儿育女，杂事很多，你再想读书就难了。
外婆对女儿说的，其实是对自己苦涩一生的理智总结。妈妈觉得外婆的话有道理，决定过一年谈婚论嫁。
我从水静奶奶那里得知：第一次见到我爸爸之后，外婆和她还有这样一段谈话：
你外婆说：他们相爱了很长时间，现在要结婚了。主席让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说：那是应该的。女儿出嫁，不能没有母亲的意见。
你外婆说：嘿，他们彼此相爱，而且主席也同意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她又说：小孔各方面都好，就是有点胃病。
我说：那不要紧，在饮食上注意一点，很快就可以治好的。她说：我也这样想。主席考虑问题总是很周到的。身体是很重要的条件，他不会想不到。
初次见面，外婆就喜欢上了我爸爸这个女婿。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每次爸爸去上海，外婆总是笑眯眯地高声叫着：小孔。外婆的江西口音富有起伏韵律，听起来接近“宵控”。每当外婆那么叫，旁边的亲友和工作人员总是忍不住笑，湖南路往日沉寂的气氛为之欢快起来。
外婆舍不得让妈妈和爸爸走，但她知道外公已经为儿女定下了行程――“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她催妈妈一行尽快去见我的爷爷和奶奶，爷爷孔丛洲任沈阳高级炮校校长。妈妈沈阳之行也很顺利，双方父母都高兴地把我妈妈和爸爸当作自己的儿女。爸爸、妈妈４０年的婚姻堪称幸福，这多少可以告慰我的外公和外婆了。
妈妈每次来看外婆，外公都会亲自为她打点行装，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北京土特产品。妈妈每次都以北京人的身份，向外婆逐一介绍。这对于从未到过北京的外婆来说，是十分新鲜有趣的。也许就是这次，妈妈受外公之托，给外婆带来一方白手绢。看来，外公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离开延安时托人给他捎回的那方白手绢。妈妈带来的白手绢已经泛黄变旧了，那是外公一直用的。外婆看着它，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作为外公外婆之间的信使，妈妈联系着他们深沉的情感，每次都是满载而归。久居南方的外婆会让妈妈大包小包带上当地的时鲜蔬菜，都是当年外公爱吃的，在北方不易买到的。妈妈记得比较特别的一次是外婆托她给外公带过一个耳挖勺。外婆知道外公是个“油耳朵”，有掏耳的习惯。这件小小的物件，寄托着外婆的一片深情。
１９５９年夏，广州市委工业书记曾志随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丈夫陶铸来参加庐山会议，听说外婆在南昌，便来看望。１９５４年曾志去上海时想见外婆，但没见到。想来那该是外婆发病，被实施“冬眠疗法”期间的事。她们１９４７年东北一别，１２年不见，外婆一眼就认出了曾志，握住她的手久久不放。
曾志试探地问：大姐，你还记得么？１９３２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我送了两双战士缴获的回力球鞋给你穿！外婆眨了眨眼睛，笑了笑说：怎么不记得？你送我的那两双鞋好经穿！穿了好几年，我一直舍不得扔掉，后来实在无法穿了才丢了＇注３＇。
球鞋的事是这样的：１９３２年外公率军攻下福建漳州，与正在那里做地下工作的曾志见了一面。当时外婆正怀着儿子毛毛，在瑞金住院，未能随军，这让曾志非常遗憾。当时曾志比照自己的脚搞到几双女胶鞋，还有肥皂、万金油之类生活日用品，分出一部分让外公转交外婆。三年没见了，她非常想念曾经和自己合盖一条被的贺大姐。＇注４＇
曾志感慨道：当时胶鞋对一个战士来说，那真是太需要的了，行军打仗最用得着。谁要是有一双胶鞋，那才叫众人羡慕呢！也许，外婆就是穿着曾志送的鞋走完万里长征路，甚至是走完万里西行路的，她又怎能忘得了呢？曾志有感于贺大姐记忆力之强，姐妹情之深，见外公时特别拿胶鞋一事作为有力证据，说明她头脑是清醒的。
那天外婆留曾志吃饭。过去曾志听人说大姐有多疑症，吃饭吃菜总要等别人动过筷子才敢吃，生怕其中下了毒。但她亲眼看到的，是大家姐妹一般亲亲热热的样子，仿佛又回到了井冈山“一个碗里吃饭”的年代。
外婆告诉曾志，自己经常失眠。曾志马上介绍自己服用的效果比较好的安眠药，把随身带的留下了一些。告别出门时天色已晚，外婆当面服下了曾志留下的药，还说：希望今天睡个好觉。她高高兴兴送走了老战友。＇注５＇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3）
曾志在回忆录中这样谈到她与外婆的见面：
我端详着子珍，不到五十岁的人，却像个老妇了。花白的短发，瘦弱的身体，上身穿件退了色的短绸褂子，下面是条黑色的半短裤，赤足拖双布鞋，手中拿一柄蒲扇。那年南昌酷热，宾馆是用大盆的冰块来降温，而她只能用凉水泼地以度三伏，所以客厅湿漉漉的，两脚像泡在水里……但她质朴、真诚、善良，而且还保留有几分的清秀。
见我来看她，她十分高兴，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个没完，都是自己的零星家事，她说话有条有理，脑子也很清醒，每当提起毛泽东，她都毕恭毕敬地尊称为“毛主席”，不像流传的那样，说她有精神病。
我依依不舍地告别子珍，回到山上我就去见毛泽东，我告诉他我去看望了子珍。“怎么样，她还好吧？”毛泽东关切地问，“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说话表情神态跟正常人一样，记性也很好，过去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晚上两点，当ＸＸ（引者注：小封，即封耀松）值班时再来。”＇注６＇
外公最初没有想让江西同志（汪东兴虽在江西，但属于中央到地方挂职锻炼性质）介入此事。与外婆的秘密会面当然被外公归入私事之列，不好麻烦地方，更不能兴师动众。曾志按外公安排告知汪东兴，汪东兴找时任庐山会议江西接待委员会主任的方志纯商量。他们初步决定：由曾志和方志纯夫人朱旦华承担此事。
外公在此之前还做过一些调查。就外婆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外公问过近年来与她有过接触的水静、曾志、汪东兴等人，答复都是：身体还好，精神正常。汪东兴说得更具体：贺子珍和跳舞、看电影呐！
这些知情者中，方志纯和曾志于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８年去世。２００２年，我在南昌采访了年逾九十的朱旦华。旦华外婆也是与外公外婆同辈的毛家人中惟一在世者。她谈起了与我外婆在江西共同度过的时光。
可能就是曾志见外公并与汪东兴联系的当天下午，外公请两位女同志――曾志和朱旦华在美庐二楼吃了一次便饭。说起这次吃饭，也有一个笑话。当时方志纯通知妻子，毛主席要请她吃饭。朱旦华又惊又喜，忙问丈夫：你去不去？他摇摇头说：我又不是女同志。方老话中有话，朱旦华被弄糊涂了。
后来她才知道：外公这次请客，由头是一位女同志（曾志）引起的，主题则是另一位女同志（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