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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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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了这句话以后,他栗然发冷,把下巴骨放手,使它回入深坑,他自己便逃到院子里去了,这样结束了第五步的描写。    
    第六步:陈士成的病态越陷越深,精神更失去了控制,举动更越出了常轨。考试落弟而掘藏,这两个举动多少还有一点联系,至于掘藏不成又想到山里去掘藏,便是我们现在所谓开矿,那却离题太远了,西高峰与祖传老屋有什么关系,与“左弯右弯”的谜语又有什么关系?至多只可以说两种举动同属于掘藏,但到西高峰下去掘藏,与在老屋底下掘藏,到底大有分别,一个是人为之藏,一个是天然之藏;这是赤手空拳,半夜出门,徒行三十五里的落弟童生所掘得了的吗?    
    这时候陈士成的疯狂状态已到了最高峰,和西关外三十五里的西高峰一样高了。这时候导演者的月亮已经高踞在西高峰的顶上,导演者月亮的化身而为陈士成的配角的“白光”也“浩大闪烁”的在西高峰的周围出现了。    
    陈士成第三次用他那自己心声的回响认为客观存在的老手法。耳朵边又听到窃窃的低声说:“这里没有……到山里去……”他心里也便决定的想着:“是的,到山里去!”    
    陈士成走后的空屋,篇中有几句话描写:“灯火结了大灯花照着空屋和坑洞,毕毕剥剥的炸了几声之后,便渐渐地缩小以至于无有,那是残油已经烧尽了。”作者这几句话结束了对于陈士成的心理进程的第六步的描写,“残油烧尽”一方面写着实景,一方面也象征了陈士成当前的命运。    
    第七步是暗笔了。陈士成的前程迢迢三十五里,从叫开城门起,居然独行了十五里,这十五里路是怎样跄跄踉踉地走过来的,走到十五里的万流湖边是怎样落水的,作者都没有记述。    
    陈士成的死,是自杀的呢,还是失足落水的,已经无可查考了。我们看作者一步一步地记载陈士成的心理进程,由相对的常态,转到极度的变态,月亮对他发生的主导作用,他对月亮的化身“白光”的追慕,那么最后一步自杀也是很自然的。    
    自杀者的心情常常是要与自然融为一体,意识的或下意识的。陈士成一直受月亮的导演,精神兴奋到极度,他既然可以把自己眼帘上的月影认为藏神的白光,自然也可以把万流湖底的月影认为藏神的白光,依旧受月亮的导演,下水去追慕,于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是自杀的说法。否则他出门的时候月亮已在西高峰上,等他走了十五里路以后,月亮必已落入西高峰后面,他一时成了一个没有导演的演员,这时白光当然也没有了,于是他也成了一个没有配角的演员,精神极度兴奋之余,凄凄遑遑,走投无路,自然的失足落水。这是反自杀的说法。    
    作者在篇末一节文字中,若隐若现,若有若无,说明陈士成死后的情形,也是极高妙的艺术。据我的猜想,作者这一节文字的描写,可能取自范爱农先生落水的事实。范先生的落水,至今似乎也没有定论,说他自杀也可以,说他失足落水也可以,总之是社会有问题,才有这样一个事实。可见《鲁迅全集》。    
    总结起来,《白光》这篇八页长的短篇小说,心理描写极其深刻,结构谨严,观察犀利,对于主角寄以浓厚的同情,而对于不合理的考试制度,是加以无穷的憎恶。作者因为生在民元前三十一年,废止科举前二十五年,所以篇内所用有些名词对于我们似乎不熟,但绝对无害于它的艺术的永久价值。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2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我所见于“示众”者

    孙福熙    
    《语丝》第二十二期是我在家中接到的,看到其中有鲁迅先生的《示众》,很想立刻细读。但在家,不知怎的,总不能分出一些时间来看他。到了西湖,我有分配我的时间的主权了。我的房在寺中最后的一进。点起煤油灯,越显出四周的静寂:几个和尚都已睡去了,而且离我远得很哩。因为房间高大,而且灯光被返光罩所阻,光亮不出桌面以外,所以就是在房间中望四壁,也还觉得辽远得很。有时听到房后六一泉中水响,可以想见游鱼跳跃出水而立刻掉入;也可以想见水面起一水圈,渐渐扩大到无穷远。在这环境中我看《示众》了。    
    我十分明白,我不能看懂鲁迅先生文意的一半。他多少年以来所有的境遇的崎岖,加以他的观察的锐敏,使他看透世情。二十余岁的我哪里能够完全懂得他的用心。这里只就我自以为懂的一点说说。    
    在普通情形中,一个淡黄制服挂刀的巡警与一个穿蓝布大衫白背心的男人,倘若不是父子,兄弟或朋友,有什么关系呢!然而两个无论什么人,当初似乎毫无关系的,常常可以发生极大的关系。《示众》的作者用一条绳,巡警牵着一头,一头拴在白背心的臂膊上,说明似乎毫无关系的他们俩的关系。就我的看法,这条绳是全篇主意的象征,我们只要看以下的许多叙述好了:    
    “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    
    “但是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却想乘机挤进来了;秃头怕失了位置,连忙站直……    
    “但他钻到第三——也许是第四——层,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    
    “一个挟洋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    
    “长子弯了腰……但不知道为什么忽又站直了。于是他后面的人们又须竭力伸长了脖子……    
    “巡警突然间,将脚一提,大家又愕然,赶紧都看他的脚……    
    “忽然,就有暴雷似的一击,连横阔的胖大汉也免不得向前一跄踉。……”    
    如此之类还多着哩。都是叙述一个人存在着,就是偶然与毫不相干的人相遇,也要发生许多关系,而且常反拨过来影响于自己。老妈子决想不到他的苏州俏要碰车夫的鼻梁,而且间接的使自己跄踉。挟洋伞的长子应该饱看而无阻了,偏有死鲈鱼因被他所阻不得不竭力伸长了脖子,而使他生气。——现在多数的人非但没有同情,而且,因为争夺惯了,总以为他人的损失就是自己的得益,所以做了损失不利己的事也觉得快活:    
    “胖孩子……想从胖大汉子腿旁的空隙间钻出来。胖大汉赶紧站稳,并且将屁股一歪,塞住了空隙,恨恨地问道:‘什么?……’    
    “车上的客依然坐着,车夫已经完全爬起,但还在摩自己的膝髁,周围有五六个人笑嘻嘻地看他们。”    
    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爱人,不给人以氢气瓶中混入空气燃烧时就要爆裂的智识,他不至于炸破手。他受了欺侮,所以想复仇,他看人受欺侮,所以想代人复仇。然而,他在日本专制了拿回来复仇的短刀可曾沾过谁的血了呢?我知道没有。或者,他可曾用无论哪一种方法毒害过他的仇人呢?我也知道没有。大家看起来,或者连他自己,都觉得他的文章中有凶狠地态度,然而,知道他的生平的人中,谁能举出他的凶狠的行为?他实在极其和平的,想实行人道主义而不得,因此守己越严是有的,怎肯待人凶狠呢?虽然高声叫喊要人做一声不响的捉鼠的猫,而他自己终于是被捉而吱吱的叫的老鼠。《示众》中巡警与白背心之间的一条绳,推广而至于其余看客间相互的种种关系,就是他确信的人道主义的根据。他岂肯抛弃他确信的主义。他是医学家,所以,欲达他的主义,他不用短刀,便用他手头的解剖刀,遇见中国人身上的毒疮,他就刺。到了现在,只看他凶狠地拿了刀刺人:他刺人是想人活还是想人死,几乎大家或连他自己都要看错了。    
    若论他的艺术,可惜我智识太浅,也不能尽量懂得。应本报征求青年爱读书者三百零九人中有六十九人举《呐喊》的,日常见人也总说起爱看《呐喊》。他的文章中没有风月动人,没有眉目传情,他的描写如铁笔画在岩壁上,生硬以外还夹着——尖利的声音,使人牙根发酸或头顶发火,例如:    
    “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着嘴喘气。”    
    究竟他用什么艺术使人如此爱看呢?我的意思,第一个条件是崭新,他用字造句都尽力创造。(以先他用“驼背五少爷”之后,“瞎子阿二”等等满天下了。这是模仿,不是创造。)他的这把德国式的解剖刀,虽然没有雕琢,没有藻绘,却极光亮整饬而锐利,这一点已够使人催眠而乐于被割了。加以他的手术的敏捷与审察患处的准确,虽不用麻醉药,也使人不加反抗——因为原来痛痒已极的,刺进去反觉凉爽畅快了。(鲁迅先生用文章所刺的疮是中国人大体的疮,所以大家都感觉到的。)我附带的说一句,我是想学得用了山水与情感的微妙引人入胜的,然而我相信,在恶疮遍身时代的中国,即使我学得很好,用软笔醮了甜的,香的,美丽的,凉爽的药品,在疮口缓缓地敷,总不是去患的惟一方法。(看过《社戏》中的彩色,可知《呐喊》的作者除解剖刀一般的铁笔以外还有生动的画笔哩。)就我个人而论,曾经何等的感受鲁迅先生鞭策之益呵。    
    读完《示众》之后,又听到屋外池中的游鱼的跳跃。我虽然独居着,却跟池面的水圈扩大,包括《示众》文里的与其余一切的人物于大我之中了。我相信,鲁迅先生虽还以不能尽量爱人为憾,而实际上已如水圈之波及无穷远了,我受的只是其中极微的一点而已。    
    以鲁迅先生的文章之有特性,倘若在外国,各杂志上早已满是研究他的作品与他的生平的文章了。在中国虽然我们很爱读他的作品,总少见评论的文字。我为了想抛砖引玉,所以顾不得自己的浅薄了,还是要请鲁迅先生原谅的。    
    注释    
    本文原刊于1925年5月《京报副刊》,是研究鲁迅最早的文章之一。曾收入台静农编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作者在文尾曾有如下注释:“这是民国成立以前鲁迅先生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化学教员时的事情。他在教室试验氢气的燃烧,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了,故于出去时告学生勿动收好了的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裂。但是取火柴回来一点火,居然爆发了;等到手里的血溅满了白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时,他发现前两行只留些空位:这里的学生,想来是趁他出去时放进空气之后移下去的,都避在后面了。”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四部分关于《阿Q正传》

    孙福熙    
    《阿Q正传》的演出,轰动了干燥沉寂的昆明。    
    鲁迅先生的口中,叫阿Q为阿桂,后来也依照大家读为阿Q了。阿桂确有其人,被采取作为小说中的典型。他是一个乡下老实人,作为中国病根的代表。于是“儿子打老子”的种种根性加到阿桂的头上。    
    导演郑婴先生特别重视这一点,认为这作品是讽刺的,他的主旨是憎,他的精神是负的,因此,在讽刺里的憎也可以说是一种爱的姿态,揭发一种恶,即是扶植相当的一种善。鲁迅先生尽力的想使读者憎恶阿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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