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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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外表确也是论人的标准之一，凭借外表论人，所得结论也间有正确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外表是最粗浅的一个标准，如果只用这一个标准，而远弃了别的标准，那末错误是常常难免的。
进一层的论人标准便是知识了，以外表论人，虽然谁也难免，但是谁也知道以此为戒；至于以知识论人，则大多数人都认为比较合理，比较可靠，比较少错误。一切考试制度便是建筑在以知识论人的标准之上的。
可惜知识这一标准，只比衣服仪容进了一层，衣服仪容有如表皮，知识只是真皮而已。两者既都是皮相，那未必有身体精神全部生活的核心在。
如果不能达到这核心，只凭知识为论人的标准，即使比单凭外表较为合理，可靠，少错误，结论到底不能完全正确。
鲁迅先生少壮时代一腔热血忧国忧民，常常于言谈中透露“这样的国民如何能做中华民国的主人”一类语句。有一次他因为有慨于北平那种乌烟瘴气的社会，报纸上竟公然记载某乩坛上关帝又“显灵”了，他说：“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考题，关帝能不能显圣？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他及格为中华民国国民。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请他搬到长城以北去。好在废帝溥仪还在，便把这批国民交给他作为封建帝国的臣民！”
这一段话自然是他的笑中有泪的愤激之谈，严正的说，他也决不肯用这种愤激谈形诸笔墨的。事实上他也知道，水平以上的国民住一个区域，水平以下的国民又住一个区域，天下决不容有这种奇事。不过国家已经成了民国，国民知识的水准尚是如此，他的忧国忧民的热情是溢于言外的。
这种热情的透露，表示他还少壮，他的论人标准．还徘徊在凭借知识的阶段里。
一个人力车夫，他的衣服仪容，当然是不及格的；他的知识水准，能不能通过“关帝能否显圣”的试题，我想作者一定凭直觉认为通不过的，外表的考验不及格，第一试通不过；知识的考试不及格，第二试又通不过；现在一个少壮的观察家，很可能不准行第三试，轻轻易易地得到结论，认为这个人根本要不得了。
作者对于车夫的前半段观察便是如此，请看原文：
“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
“我便对他说，‘没有什么的，走你的罢！’”
“车夫多事，也正是自讨苦吃，现在你自己想法去。”
但是事实的表现，却使“我”出惊了：
“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却毫不踌躇，仍然搀着伊的臂膊，但一步一步的向前走。我有些诧异，忙看前面，是一所巡警分驻所，大风之后，外面也不见人。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
照我上面的妄说，这便是第三试的举行了。
一、误了“我”的路，便是牺牲了“他”的工作，“他”的利益。
二、没有人看见，做这种牺牲利益的事，决不为求名。
三、他负责任：老女人既然倒到他的车把上来，他应该对于负有地方治安职责的警察，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交待。
四、他有人类爱：他不怕“多事”，不怕“惹出是非”，不怕“自讨苦吃”，勇敢地做这一件爱人如己的事。这样惊人的结果，安有不使作者五体投地的？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这简直是宗教性的崇拜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作者那时候的心情。但是高山景行没有“威压”的力量，没有“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的力量，所以那时候车夫的伟大的“后影”，其伟大实有更甚于高山景行者。
如果只凭外表，或只凭知识，没有考验一个人的言论行事，岂不是很会有眼不识泰山，把伟大人物轻轻放过的吗？
从前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好学的结果只是知识的增加，与“忠信”仍是两件事。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一件小事》（2）
有时候只凭外表，只凭知识，决不能知道这个人是否“忠信”，所以必须考验他的言论行事了。
用孔子的话写作者当时的心情，应该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甚于迅者焉，不如迅之好学也。”因好学而增加知识，成为学者，教授，作家，那是环境，机缘等等的凑合，比较偶然的，比较容易得到的，远不如“忠信”那样的重要。
所以本篇的最后一段结论说：“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努力的要想到我自己。几年来的文治武力，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子曰诗云’一般，背不上半句了。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更分明，教我惭愧，催我自起，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这“一件小事”对于作者有那样重大的关系：看国家民族，自悲观至于乐观；看一般既无外表又无知识的苦同胞，自愤激，隔阂，怜悯而至于尊敬，亲切，崇拜；看自己的事业，自“没有什么用”也“没什么意思”（《呐喊》自序中语）的古碑钞写一类性质的工作而至于为大多数人群奋斗而满含着勇气和希望一类性质的工作。
有的人说鲁迅先生的作风甚至思想曾有什么“转变”，我觉得“转变”是事实上不可能的，但“进展”却是可能的。《一件小事》便是很明显的一个进展的里程碑。进展的路径有如上节所述。
因为作者个人思想进展的里程碑，所以还要附带加上一点时间上的考证。本篇写作的年月是“一九二○年七月”，就是民国九年。作者是民国元年进京的。本篇第一句却说“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元年到九年怎么会是“六年”呢？
本篇第三节的首句“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大北风刮得正猛，……”那么“一件小事”发生在民国六年，自元年到六年正是六年。而作者这一篇材料，却在心中蕴藏着三年了。蕴藏三年而后发表，更可证明这篇作品在作者思想进展上的重要。
注释
本文原刊于《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头发的故事》（1）
——《呐喊》谈丛
孙伏园
《头发的故事》在《呐喊》四小品中，篇幅最长，叫它“小品”并没有充分的理由，也许因为，第一，它与《一件小事》同为双十特刊应征而作，而它比《一件小事》更为应景；第二，它的论议多于描绘，讲说多于记叙，一口气读完，教人有“小”的感觉。
这头发的“故事”，由一位N先生夹着论议，用悲凉愤激的态度讲说出来。讲说的日期是双十节。听讲的人只有一个“我”，N先生的后辈，所以称N先生为“我的一位前辈先生N。”
篇中直接的人物只有这两位，而这两位事实上只是为讲说故事的方便而设的。
由全篇故事看来，这“N先生”应该是作者自己，而篇中介绍N先生，却说“这位N先生本来脾气有点乖张，时常生些无谓的气，说些不通世故的话。当这时候，我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他独自发完议论，也就算了。”
这“大抵任他自言自语，不赞一辞”的“我”，是N先生的后辈，那么，作者是站在后辈的立场，来客观地记述自己的言讲，描绘自己的性情了。
在谈《一件小事》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件小事》是作者思想进展的里程碑，由凭外表与知识论人的阶段，进展到凭言论与行事论人的阶段。因为论人的方法进步了，所以在外表与知识都不及格的苦百姓群中，也能发见像《一件小事》中所记的人力车夫那样伟大的人格了。
如果我这看法是正确的，那么《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还是思想进展以前的作者，但作者也自知进展并不甚远，所以愿意站在一个后辈的立场，来记叙描绘自己一下。至少作者已经自觉，在写《头发的故事》当时的作者，与《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之间，不免多少有了一点距离。
这便是作者所以要把镜头□在一位后辈的手中，而摄□思想进展以前的自己的理由，至于这种看法的根据则在整篇《头发的故事》中。
故事讲述以前，有一段引子，是对于日历上十月十日不载“国庆”字样的一腔愤慨。
这是当时的实在情形，除了“财政部印刷局”等几家官办的和商办的大印刷机关以外，一般商办的小印刷局所印的日历，十月十日很少载“国庆”字样的。
那时的中华民国已经不绝如缕了。
手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仍在南方一次又一次地重做革命工作，政府的腐化反动已达极点。小商人是胆小如鼠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一事”，是他们的普遍心情。日历上不载“国庆”字样，至多不过惹起鲁迅先生的愤慨而已；万一载了“国庆”字样，而被政府硬派为有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嫌疑，不但印刷局就要封闭，连身家性命也难确保，岂不是自讨苦吃吗？
N先生第一句与后辈青年的对话就愤激得不平凡：“他们对！他们不记得，你怎样他；你记得，又怎样呢？”真正记得双十节的，觉得双十节可贵的，一次一次的革命屡起又屡仆了，这是他愤激的由来，所以他说，“你记得，又怎样呢？”
他描写当时北京双十节的萧条情形，同时他说他自己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因为一记起来，双十节前后为了创造中华民国而受苦难与死亡的先烈们的脸便浮现出来在他眼前，所以他说，“我不堪纪念这些事。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N先生这样结束了他的引子，并开始了他的“头发的故事”。
第一段讲古今来多少人在头发上吃苦：古代以剃去头发（髡刑）为一种刑罚，仅次于大辟（割去脑袋）与宫刑（割去生殖器），虽然微乎其微．但受髡刑者必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实在因为百姓不愿拖辫子；洪杨时代，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拖着辫子的便被长毛杀！最后一句说：“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第二段N先生讲他自己的头发了：出国留学，剪掉辫子，被未剪辫子的同学们厌恶；而且险些儿被留学生监督遣送回国，所以这监督自己的辫子，不几天之内也被留学生们剪去了。
这是一段史实，可惜这监督的名字我此刻记不起了，我也听吴稚晖先生说过，似乎是姚甲。当时的辫子真是个问题，吴稚晖先生自记他在戊戌年（一八九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