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 的研析与索隐-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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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终于如愿——第二天，他便悄悄的死了。致他肉身于死亡的，不是什么疾病，而是他那受冤的灵魂。难怪“验尸官验了半天，也找不出毛病来”。卢先生是心死而亡，所以验尸官在死因栏上写“心脏麻痹”，并没错误。
这，便是卢先生灵和肉的悲剧故事。由于他本来是那样一个温柔、高尚、贞洁的人，他突然间的直线堕落，以及灵肉相互的毁灭，更加震撼人心，更加可怖可悯。而美好的过去，和丑陋的现在，两者之间的对比对照，就是这个短篇小说的主题。
我已提过，细品这篇小说，我们会惊于作者的写实能力。里面的大角色，小角色，一概活生生的跳跃纸上，故事背景等的描写，也是十分逼真有力。我们随便拈一例，看看作者如何介绍描写洗衣妇阿春：
那个女人，人还没见，一双奶子先便擂到你脸上来了，也不过二十零点，一张屁股老早发得圆鼓隆咚。搓起衣裳来，肉弹弹的一身。两只冬瓜奶，七上八下，鼓槌一般，见了男人，又歪嘴，又斜眼。我顶记得，那次在菜场里，一个卖菜的小伙子，不知怎么犯着了她，她一双大奶先欺到人家身上，擂得那个小伙子直往后打了几个踉跄，噼噼叭叭，几泡口水，吐得人家一头一脸，破起嗓门便骂：干你老母鸡歪！那副泼辣劲，那一种浪样儿。
这样活泼生动的描写，不仅把人物勾画得栩栩如生，同时也酿造出一种有点夸张滑稽的语气，反映出叙述者日常的生活态度。
白先勇是如此一个写实能手，但他并不单单为了写实目的而写实。有些作家，甚至是十分伟大的作家，例如法国写实大师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景物，逼真不过，气势磅礴，令人叹为观止。可是一大堆的描述部分，可以和故事脱离，独立存在，不与情节动作或小说主题发生关联。这却是现代小说写作的一大忌讳。
我们如果把《花桥荣记》这篇小说，硬邦邦地解释为卢先生的故事，则作者让老板娘噜噜苏苏道出自己生活琐事，又介绍描写李老头子、秦癫子等广西同乡顾客，就好像也犯了巴尔扎克的毛病。小说六节中的第一节，事实上就和卢先生毫无关系。可是老板娘这些好似无谓又无目的的絮聒，实际上都是有作用的。
贯联这篇小说的大小细节，使之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便是“今非昔比”的主题意识。这一主题意识，从小说的开头，一直穿流到小说的末尾。试看小说开始几句：
提起我们花桥荣记，那块招牌是响当当的。当然，我是指从前桂林水东门外花桥头，我们爷爷开的那家米粉店。
再看小说结尾几句：
我好指（照片）给他们看，从前我爷爷开的那间花桥荣记，就在漓江边，花桥桥头，那个路口子上。
如此，小说以爷爷的花桥荣记开始，又以爷爷的花桥荣记结束。首尾都是有关花桥的光荣过去的记述，难怪作者取名为《花桥荣记》。小说的起点和终点，如此好似合在一起，比如绕一个圆圈，又回返到原来的地方。而循着情节的圆周，潜流于内的，就是“想当年”的感慨意识和乡愁意识。
确实，这一主题意识，即“今不如昔”的感触，在小说里一再起伏出现。我在这篇论文开头，已经提过，《花桥荣记》一篇，采用比较明显的方式呈示主题。我们确可轻易从文中拾得一大把今昔对比的明显例子。小说开头，在介绍爷爷那家“谁人不知？那个不晓？”的花桥荣记之后，叙述者很快就指出：“我自己开的这家花桥荣记可没有那些风光了”。而她现在这么个“春梦婆”，当然不比在桂林时那“有名的美人”。来饭店包饭的李老头子，“从前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人都叫他‘李半城’，说是城里的房子，他占了一半”。可是现在流落在台北，又老又病，被儿子遗弃，最后上吊一死，另一个秦癫子，“在广西荣县当县长时，还讨过两个小老婆”，可是现在，在市政府调戏女职员，被开除，又去摸一个卖菜婆的奶，吃一重棍，打得他额头开花，最后跌进阴沟里淹死。老板娘一心向往代表“过去”的桂林，瞧不起代表“现在”的台北：
我们那里，到处青的山，绿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肤也洗得细白了。几时见过台北这种地方？今年台风，明年地震，任你是个大美人胎子，也经不起这些风雨的折磨哪！
我已提过，就卢先生而言，“今”与“昔”的界线，是他来台十五年后理想之破灭。而我已详细讨论，理想破灭之前之后的他，是怎样的相反不同。就再以他带领学生过街这同一件事，来比较今昔：从前他极有耐心，像一只温驯的、会带小鸡的公鸡；后来他变得暴躁易怒，甚至动手打人。卢先生之前后判若二人，当然就是这篇小说今昔对比主题的最有力的呈现。
小说结尾，老板娘很偶然的看到一幅卢先生少年时期和罗小姐合照的相片。“卢先生还穿着一身学生装，清清秀秀，干干净净的，戴着一顶学生鸭嘴帽。”这样年轻纯洁的模样，和老板娘初见卢先生时所见的“一头头发先花白了……眼角子两抓深深的皱纹”之模样，之间就已有一大段差距，如果我们再拿他堕落以后染发抹膏的小丑模样来相较，这一尖锐对比，刺激得令人心酸。过去，卢先生心灵恋爱的罗家姑娘，长得“一身的水秀，一双灵透灵透的凤眼，看着实在叫人疼怜”。这样一个昔日的女孩，和今日他的肉体终于姘上的“肉弹弹”泼辣浪妇，真是有天地的差别。
总而言之，作者在这篇小说里，表达“今昔对比”主题的方式，是多方面进行的：
一、藉卢先生的故事来呈现主题。
二、藉叙述者本人的身世遭遇来呈现主题。
三、藉李老头子、秦癫子等配角遭遇来呈现主题。
四、藉叙述者的唠叨和她对人对事的主观评语来呈现主题。
而今与昔的对比，就是肉与灵的对比，就是俗垢与纯净的对比。由于时光不断流逝，不肯暂停，没有人能长保青春，不受年岁的腐蚀污染，花桥荣记位于“长春”路底。卢先生在“长春”国校教书，当然是作者有意的反讽。
另有一点，也顺便说一下。像这篇小说的这样一个结尾内容，即以一张年轻时的照片来引发今昔之感，如果处理得不好，很容易流于“感伤过度”（）。白先勇却十分机巧地回避了这个陷阱。他回避的妙法，是用叙述者的现实态度，来中和题材的感伤性，我说过，老板娘来卢先生住所的动机，完全现实，便是想拿卢先生的东西，来抵押他欠的饭钱。她看到这幅照片，全是出于偶然的。她根本无意寻找“纪念品”。而她对这幅照片发生兴趣，也只因相片的背景，恰好是桂林水东门外的花桥。尽管她很仔细的检视相片里的两个后生（如此我们才见到卢先生少年时的样子，而得以比较今昔），并对这一对桂林出身的少年男女之长相“不由的暗暗喝起彩来”，可是她对照片人物的这份兴趣，是一时的，鉴赏性的，无关痛痒的。要不是里面的背景，能让她日后向广西同乡炫示自己的过去，夸耀她爷爷那家“招牌响当当”的花桥荣记，那么，卢先生房里就是真的“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搜不出”，她也不会想到要把这幅照片带走的。
其实，说起来，不仅是小说结尾，而是卢先生的整个悲剧故事，单就题材本身来说，过于感伤化（），过于戏剧化（）。白先勇却十分巧妙地藉由叙述者现实、轻松、风趣的“语气”或“语调”（）控制抵挡住这两种趋向。大凡一个小说作者，写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不在于选用什么样的题材，而在于如何处理他所选用的题材。
《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秋思》的社会讽刺和象征含义
《秋思》是《台北人》中最短的一篇，全文仅四千字左右。这篇小说不但字数少，情节动作的规模也小，整个故事，只是主角日常生活的一小切片，以及她片刻之间的流动意识。
然而这个“袖珍”短篇，却也和别篇一样，具有《台北人》整体的一贯特色，兼具生动的社会写实和深刻的象征含义。《秋思》同时也是《台北人》里社会讽刺意味较浓的一篇。
情节动作之推演，所占的时间，大约不出半小时。主角是上流社会的华夫人——抗日时期一位大将军的未亡人。华将军显然是在抗日胜利之后大陆沦陷之前的一个秋天，在南京患喉癌去世。撤来台湾后，华夫人住在台北，依旧过着富裕豪华的生活。她有一个女儿，住在外国，显然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华夫人常和同她年龄相近的几个上流社会太大，相聚打麻将。其中一个万大使夫人，由于丈夫不久要外放日本，十分勤快地学着日语，并模仿起日本人的举止风俗来。华夫人免不得和她社交周旋，内心却对她怀着轻蔑与妒恨。
小说开始时，华夫人正准备赴约，到万公馆打麻将。年轻的美容师林小姐，已替她做完脸，正在小心翼翼替她修剔手指甲。两人随意交谈，林小姐十分羡艳地称赞华夫人皮肤的美色，并悄悄告诉她，万夫人不久前动过拉面皮的美容手术，结果不大成功，最近额头又有点松下来了。又说万夫人涂眼圈膏，是为了遮掩眼袋子。两人说着发笑。她们对照着华夫人要穿戴的宝蓝色真丝旗袍和翡翠手饰，细心斟酌，选择指甲油的颜色。不久，万公馆打电话来催，华夫人便穿戴齐整，又对镜端详一番，觉得头发梳得太死，林小姐便用一把尖柄子的梳子，替她挑梳那高耸的贵妃髻，突然华夫人在镜中看见林小姐在她右鬓上角头发里翻找，于是她颤然明白，头上又出现了白发。林小姐又替她拢了好几下头发，把白发掩藏在里面，不露出来，她才走出房门，去乘她的私人汽车。
在花园里，走向大门的时候，她忽然在一阵秋日凉风中闻到一股冷香，那是从墙东一角盛开的几十株“一捧雪”发散出来的。“一捧雪”是最上品的白菊花，却十分娇弱，在台湾很不容易养活。去年种下去，差不多全枯死，华夫人叫花匠敷了一春天的鸡毛灰，才活过来，突然间白茸茸一片，开得十分繁盛，万夫人因为跟日本人学插花，曾开口向她讨几株插盆。华夫人心里极不甘愿把这些尊贵的白菊送给她，但因万夫人嘴巴十分刻薄，她怕遭她哂笑，只得勉强去采几株，当她用手把一些枝叶拨开，却赫然看见，在一片繁花覆盖下，许多花苞竟已腐烂死去，冷香之中夹杂着一股花草腐烂的腥臭。这股腥香，使她联想起她丈夫病死前的情景，因为，当时他床头几案上插放的三枝“一捧雪”，也发散出同样的气味。那三枝大白菊是从他们南京住宅花园里采的，那时一共种有百多株。华夫人特别记得，抗日胜利那年，“一捧雪”开得最是茂盛。那年，她丈夫带领军队开进南京城的当儿，民众又哭又笑，热烈欢迎。英俊无比的华将军，挽着她走进花园，在白浪一般翻掀的“一捧雪”前面，异常温存地把一杯酒敬到了她唇边。
仆人报告车子已经开出。华夫人走向大门，临行，她吩咐老花匠黄有信，去把“一捧雪”的残苞修剪一下。
以上就是《秋思》情节之大概。
这篇小说的结构，前后可以分为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