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谢堂前的燕子--台北人 的研析与索隐-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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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喜妹毕竟没死；“肉”，毕竟不能消灭。这是小说的反讽。由于时间永远前流，一刻不停，没有人能够永久保留完整的童真；没有人能长期保持婴童一般洁白的心，不受世俗气息、世俗价值观念的污染。大观园终必垮废，灵性世界不能常在。即连摆脱了肉体桎梏的王雄“灵魂”，也不能改变这个残酷事实，因为，尽管他（它）暂时把喜妹逐出花园（她吓得逃回宜兰），她还活着，随时可再回来；尽管他（它）天天夜里浇水，呕心沥血，使园里杜鹃花“开得那样放肆，那样愤怒”。但花之“盛开”，正是“凋落”之前奏，春天一过，季节一变，任凭怎样努力浇水，亦是枉然。故事叙述者，首次见到花园时，杜鹃花还只在“打苞”。丽儿的童稚纯真，那时还有一段前途，但两三年后的今日，“全部爆放开了”的花朵，所能预期的，就只是枯萎的开始。正如园里女孩子们尖锐清脆的嬉笑声，“一阵紧似一阵”，紧到极点，必将绷裂。
如此，我们钻人这篇小说情节结构的外壳，体味到深藏在内的核心——灵肉对立之主旨。然而，关于文中表现这个主旨的隐喻与象征，有一点，特别容易使人困惑。我就此提出来讨论一下。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篇小说里有许多“性”象征。这些性象征，当然，时常随伴代表“肉性”的喜妹出现。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里，潮湿闷热的夏夜，常影射肉欲的饱和状态。叙述者描绘的花园，虽然多半牵联春日，与纯真女孩子的嬉笑，但有一段描写的是夏夜的景象。这时出现的角色，可想而知，是肉颤颤的喜妹。她“摇着一头湿淋淋的长发”，“把那挂烤就鱼往嘴巴里一送”，“躺了下去”。园子里“一轮黄黄的大月亮”刚爬过墙来，照得那些“肥大的芭蕉树叶”都发亮了。面对着这等样难以抗拒的“肉”之威胁，拥抱“灵”而排斥“肉”的王雄，当然只得“霍然立起身来，头也不回……向屋内走了进去”。我们亦注意到，躺在靠椅上的喜妹，摇着一柄大薄扇，“拍嗒拍嗒的打着她的大腿在赶蚊子”。这使我们惊觉：这花园原来也有蚊子！到底不完美，不是人间天堂！（然而，生为人，而非仙，谁能没有瑕疵！谁能不受肉体现实的沾染？）
话说回来，这篇小说的性象征，用在喜妹，固然很可理解，但使人困惑的，是作者在加强暗示王雄对“灵”的执著时，有时也取用隐约的性意象来表征。譬如小说叙述者首次看见王雄时，王雄“手脚匍匐在草坪上，学着兽行，丽儿却正跨在他的背上……腿子……不停的踢蹬”。这种可以使人联想到性行为的描写，呈现的却是不含丝毫肉意的完整的童真。又如王雄被丽儿舍弃后，每天沉默不语，垂头弯腰，“手里执着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哗啦哗啦，十分迟缓的，十分用心的在灌溉着他亲手栽的那些杜鹃花”。王雄全神贯注灌溉杜鹃花的含义，当然，是王雄不肯让花谢掉，要抓住春天，长保灵性世界。然而他浇水的方式，用“一根长竹竿水瓢”，“一下又一下”，规律地灌入花丛内，亦可能使人联想到性交动作。此外，作者用“血”字形容杜鹃花，固然是取“杜鹃泣血”的含义，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血”这个字和肉体攸关，而杜鹃花，在这篇小说里，主要是象征生命之春，象征“灵性”。还有，最后王雄对喜妹的施暴，旨意是剿除“肉”，以获“灵”。但他施暴的方式，却像是保弃“灵”，以获“肉”。
然而，这种看似矛盾、令人困惑的灵与肉之交相隐喻，却正微妙地暗示出灵与肉之间极端暖昧复杂的关系。作者显然爱灵而恨肉；他显然认为，没有“灵”的肉身，就像走脱了灵魂的王雄肉尸，算不得“人”，只是腐臭得叫人作呕的“庞大的怪物”。一般人，随着年岁的增添，肉性加重，灵性减少。“肉”与“灵”仿佛相克，“肉”一旦成熟发达，就有歼灭“灵”的趋势（就比如男女之爱，一旦越过肉身结合的高峰，就从互相追寻心灵印证的精神阶段转入共享或共担现实生活的肉体阶段）。然而，可悲的是，我们既然降生为“人”，而非神仙，我们的“灵”就又必须寄生于肉，附属于肉。首先，如果没有男女肉体的交媾，生命根本就无由产生。我们的灵魂绝对不能超脱肉体而独立存在，若要独立存在，就必须像王雄那样，毁灭自己肉身，成仙或成鬼（或什么都没有），而丧失“人”的身分。所以灵和肉，一方面互相排斥，一方面却纠缠一处，不能分解。
佛洛依德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上互相矛盾的本能：一种是性的本能，即延续肉体生命的求生本能；另一种更深匿于潜意识内的，是死的本能，即破灭肉体生命的自毁本能。细想起来，佛洛依德的这一大套道理，其实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灵肉之争。灵，要挣脱肉，人就不得不自毁；肉，要继续生存，人就必须满足性欲，不断繁殖。
所以，《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采用的虽是简易文字和客观写实的架构，作者却透由隐喻与象征的高明使用，把人类与生俱来的神秘错综之困境（）赤裸裸呈现我们面前。
《思旧赋》里的气氛酿造《思旧赋》里的气氛酿造
《思旧赋》是《台北人》全集中最富诗意的一篇。作者在书前所引《乌衣巷》一诗的意境与画境，在这里，以小说形式得到充分的表达。而这份诗情画意的由来，是作者在这篇小说里对“气氛”（）的刻意酿造，与成功控制。
此篇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说的是一个年迈体弱而已退休数年的老女仆顺恩嫂，拖着病体从台南来台北，回到主人李长官家探访的情形。情节动作囊括时间，相当短暂，很可能不出一二小时；故事内容之大半，由顺恩嫂和另一老女仆罗伯娘的对话托出，李家是旧日的名门贵族，有过“轰轰烈烈的日子”。但现在，由于时代改变，已经衰败没落不堪。夫人已在两年前去世。她一死，宅中两个曾经受恩的年轻仆人，便勾搭着盗了一箱玉器逃走，于是这一屋，里里外外的事，就全靠年迈七十的罗伯娘一个人“硬撑”。李小姐因为搞上一个有太太的男人，已经离弃了自己的家，长官变得多病多忧，一度闹着要出家当和尚。李少爷到外国以后，精神失常，现在回来在家里住。小说里面出现的角色，除了两个女仆，就只这个始终没说一句话的变了白痴的中年男子。
作者对于这个贵族家庭和这家庭所影射的中国旧传统文化、旧社会系统的没落与瓦解，怀着无止无尽的悼念心情。而这份悼念之情，在全文绝对客观的叙述中，藉由充塞弥漫其间的悠远苍凉气氛，有力地传达出来。现在，我拟就《思旧赋》里作者对人、地、时之选择与描写，叙述观点距离之伸缩，典故与象征的运用，神秘“冤孽”观念的介入，诸论点，来探讨作者如何酿造控制这篇小说的气氛，用以呈现“思旧”的主题，并用以促成小说整体内部的和谐，引发一种深远凄凉的美感。
为了呈现与影射李长官这个旧式贵族家庭与旧式社会秩序的日渐衰微，不合时代潮流，作者在小说开端描写李家住宅外观时，就特别强调古老残破的具体现象，两扇“旧得开了裂”的桧木大门，己“朱漆剥落……沁出点点霉斑”，房子“已经十分破烂，屋顶上瓦片残缺，参差的屋檐，缝中长出了一撮撮的野草来。大门柱上，那对玻璃门灯，右边一只碎掉了，上面空留着一个锈黑的铁座子。大门上端钉着的那块乌铜门牌，日子久了，磨出了亮光来”。而“李宅是整条巷子中惟一的旧屋，前后左右都起了新式的灰色公寓水泥高楼，把李宅这幢木板平房团团夹在当中”。这里，新式的公寓高楼，代表西洋潮流、新时代、新社会。这些高楼把已经残破不堪的李宅，“团团夹在当中”，急不待等它完全垮下，好并吞这最后的一块地盘。新势力对旧传统的压迫，竟是如此！
由于全文的旨意，与作者的态度，是思旧，而非迎新；是回顾，而非前瞻；是悲悼，而非庆贺。换句话说，由于作者要呈现的，是旧的结束，不是新的开始，所以作者十分强调“迟暮”之意，使故事发生在一个“冬日的黄昏”——冬，是岁暮；黄昏，是日暮。而出现在这样一个时分，面对着残破李宅的顺恩嫂，是个早已步人生命之暮的老妇：“背脊完全佝偻了；前额上的毛发差不多脱落殆尽……身躯已经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裹在她那“一袭骨架”上的衣服，在冬日暮风中“吹得抖索索的”。这景象，给人何等萧瑟凄冷的感觉！
从李宅厨房走出，把顺恩嫂接进去的，也是一个“老妪”：“一脸的苍斑皱纹，重重叠叠，像只晒得干硬的柚子壳”；耳垂上穿吊的金耳环子，是老东西，“磨得泛了红”，但罗伯娘和顺恩嫂，除了“老”“古”相共外，除了忠于李宅的心理相共外，其他方面，比如长相和性格，却正巧相反。顺恩嫂多病体弱，枯瘦得“只剩下一袭骨架”，头颅瘦小，头发脱落，一双手“鸟爪般棱瘦”，声音微弱尖细，稍一动弹就“颤巍巍”“发抖”。罗伯娘却是个大胖子，面庞“滚圆肥大”，“一头蓬乱的白发，仍然丰盛”，“身躯有顺恩嫂一倍那么庞大”，“踏着八字脚，走一步，大肚子便颠几下”。她有一双“肥大粗黑的手”，“嗓门宏大响亮”，“粗着喉咙”喊叫。当顺恩嫂帮着扭干抹布，害得自己“两只细弱的手臂在发抖”，罗伯娘却猛力磨洗案台，“鼓着腮帮子，喘吁吁地，磨得案台上都是灰卤卤的油腻水”。
这两个老仆，对李家现今没落的情形，所起的反应，亦表现出她们性格的大异。顺恩嫂脸上“充满了悲戚的神色”，“嘴里喃喃念念”，“咂着干瘪的嘴巴直摇头”，“嗫嚅”地发问，话说一半就“咽住”，“十分凄楚”地叹气，“凄症”地呼唤。也就是说，她对目前李家衰败事实的抗议方式，只是无力的哀悼与哀叹。罗伯娘的抗议方式就激烈得多：她把抹布往水槽“猛一砸”，双手“往腰上一叉”，“肚子挺得高高的”，“冷笑了一声”。接着又在腰上“扎实的捶了几下”。当她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