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发型-第4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只绝世珍品炸成了碎片。从那以后，我一直以为“青花”就是“青瓷”，那种含蓄的，似绿非绿的单色釉，如千峰翠色，雨过天青，澄莹如玉，素洁似冰。忘了具体是什么时候，我突然发现青花并不是青瓷，而是在白瓷上画满深蓝花纹，一时非常吃惊，也很失望，又很诧异——不明白，这样的东西怎么就会被欧洲人那么看重？　　　　
　　　　我的发现青花之旅既然有了这么样的一个开头，此后一路行得多么磕磕绊绊，曲折有趣，简直就是可以预料的了。印象比较深的一次磕绊，是有一次要介绍15世纪尼德兰画家维登的名作《受胎告知》，对着画面定睛一看，忽然发现，画上有一只青花瓶。我于是向人请教：画中画的，是中国瓷器，还是欧洲人自己仿烧的瓷器？听的人一下就失笑了：在那个时候，欧洲人根本就烧不出来瓷器！我听到这样的说法，还有点将信将疑，后来，有机会接触到一本介绍西方古董收藏的书，才发现人家说得果然不错。　　　　
　　　　刚从朋友手里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很有点不以为然的：书中介绍的所谓古董，也太小儿科了！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本初浅读物，却给我结结实实地上了一课。关于荷兰名画家维米尔，我曾经写道：“他生活在17世纪荷兰的代尔夫特小城……”其实，在维米尔的时代，代尔夫特城并不小，它是当时欧洲最兴盛的制陶中心之一。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把大批中国瓷器引入欧洲，青花瓷器正是其中的大宗。这在当地可是掀起了一股追捧的热潮，王室和贵族巨富都以拥有青花瓷器为自豪。进口的奢侈品毕竟是很昂贵的，普通人家消费不起，于是，欧洲的许多地方都设法利用陶器来仿造中国瓷器，从这一巨大的市场缺口中获利。代尔夫特，正是其中最著名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它的“代尔夫特精陶”，在最初主要就是仿制中国的青花瓷。原来，维米尔生活在一个兴旺热闹的商贸和手工业中心，原来，他身周围的世界，是青花缭绕的世界，沸腾着对中国瓷器的向往和复述，以及改写。　　　　
　　　　早就听说过明清外销瓷这一概念，但是，直到那时，我才算是对世界贸易史上的这重要一页有了些许具体生动的感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L君，从她那里，开始模模糊糊地了解到中国瓷器在欧洲近代文化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了解到欧洲人面对中国瓷器的矛盾感情。但是，关于青花瓷在中国以外的身世，这其实只是一个完整故事的下集。　　　　
　　　　也许是因为历史在心灵中的刻痕有深浅的不同，西方人对于青花瓷的研究要远比中国人更热烈。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了一对带有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铭记的青花瓶，揭开了元代青花瓷研究的序幕。所谓“重新打开一段尘封的历史”，形容这一研究领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以这对“至正十一年”青花瓶为标准，专家们顺藤摸瓜，在全世界各地陆续甄别和发现出大量元代生产的青花瓷器及其残片，它们当初在景德镇制造出来，通过海路和陆路外销到亚、非各地。其中，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传世品，就集中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比宫、伊朗德黑兰的国家博物馆。在国际上的相关研究热热闹闹进行了七十年之后，2001年，一行中国陶瓷研究专家终于来到托普卡比宫，亲眼看到、亲手摸到了这批已近同天外传说的绝世珍品。这称得上是奇迹的一刻吧，它们当初走出中国人的视野，是六七百年前的事了。然而，像大多数同胞一样，我对这个时刻一无所知——自己当时在注意些什么呢？幸得从前同事Y君的热情推荐，在一个阳光的日子，我读到了专家们从伊斯坦布尔归来后写下的文字。追随着这些痴情者的喜悦，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在二十四小时后，就会在电视上直接面对保留了我们的一段过去的那座城市，面对弥漫在它的街道上的硝烟，人们面上身上的血迹。　　　　
　　　　难怪万里远来的中国专家们激动。如托普卡比宫所藏那样高水平的元代青花瓷器，在中国本土几乎是看不到的。“这种外销的青花瓷器是用最好的原料制作，筛选最精的青料绘制，由最好的窑工烧制出来的。代表了我国青花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李辉柄：《考察托普卡比宫馆藏元代青花瓷器——兼谈我国青花瓷器的发展》，《托普卡比宫的中国瑰宝——中国专家对土耳其藏元青花的研究》，北京文物局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页85。下简称《瑰宝》）。相比较而言，同时期为东南亚市场及国内市场生产的青花瓷，则主要是利用国产青料绘制、体积小、工艺相对粗糙的“低端产品”。托普卡比宫这一批在异国他乡获得了新生的中国瓷器，与国内、东南亚等地出土的元青花，在风貌上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其硕大的尺寸、雄健的造型等等特征都显示，当初在制造时，是遵照了西亚地区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观念。并且，其所使用的钴蓝颜料，据研究，也是直接来自西亚地区。专家们由此推测，这批青花瓷，是景德镇根据西亚所下的“订单”，进行来料加工而制成。


第四章　鉴赏第61节　世界的青花（2）

　　　　事情可能还不止于此。据土耳其文献记载，青花瓷绘制釉下蓝彩所使用的钴蓝料，是由波斯商人带到中国，同时一起带来的，还有这一颜料的烧造技术。如果这一记载属实的话，那么，青花瓷简直就是在西亚世界的直接订单下催生出来的。实际的情况是，西亚早就研发出了用钴蓝颜料绘制的釉下青花陶器，其诞生的年代，要早于中国青花瓷的出现日期。在元、明时期，最精美的青花瓷，长期是依靠进口颜料“苏麻离青”来烧制，蒋奇栖女士推断，“苏麻离青”应该来自伊拉克历史上最重要的制陶中心之一，那至今仍然称做“萨迈拉”的地方（蒋奇栖：《中国青花瓷对阿拉伯世界瓷器发展的影响》，《瑰宝》，页130—133），这一情况，对于青花瓷最初的来历，或许有所揭示。我不知道，专家们的这些推断是否暗示着，瓷器中釉下彩绘这一重要技术的成熟，是借力于西亚的制陶传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青花瓷在景德镇的出现和发展是迅速的，在不久前的宋代景德镇还只是生产以刀具刻画为装饰手段的青白瓷，而到元代，以毛笔绘制出的青花瓷，却是如此的精美和完善，这中间似乎缺少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渡期”（《景德镇民窑》，方李莉著，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页39）。由于托普卡比宫等处所藏的精美元青花在装饰风格等方面明显带有伊斯兰文化、包括伊斯兰彩绘陶器装饰手法的痕迹，而《元史》中又有“西域有国，大食故址，地产珍异，户饶良匠，匠给将作，以实内帑”的记载，刘新园先生认为，“现存土耳其及伊朗等地的元青花的设计者，极有可能是在将作院中服务的波斯艺术家”（《元青花花纹与其相关技艺的研究》，《瑰宝》，页107）。这种种线索，都摇荡着我们的传统思路。青花瓷之所以如此重要，还不仅在于它的“美感”；这一品种的烧制成功，创造了在瓷器制造中使用釉下彩的技术，为白瓷向彩瓷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因此是世界瓷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当然，从唐代以来，在中国本土，釉下彩技术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和前进。但是，元青花的重新被发现，似乎暗示着，釉下彩瓷这一如此重要的技术品种最终得以成熟，不仅是本土技术单线前进的结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西亚的制陶经验，本土与外来的结合，才造就了青花瓷在较短时期内的迅速成熟。　　　　
　　　　当然，事实是否如此，显然是中国陶瓷研究领域里热烈争论的问题。比较慎重的观点认为，元代，景德镇在与其他瓷窑竞争外销市场的过程中，在传统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在白瓷上施以釉下青花的新品种，受到了国际上的欢迎，从而站稳了脚跟。不过，即使这一比较谨慎的结论，也不否认西亚之于中国青花瓷的重要作用。景德镇所以能够凭借这一新品种而逐渐跃升为“瓷都”，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迎合了国际市场的需要，首先就是西亚市场的需要。元代宫廷自身并不使用青花瓷，也“还未成为民间普遍使用的日用瓷。因此为国内生产的元青花产量并不大”（《景德镇民窑》，页44）。也就是说，青花瓷从真正诞生的那一刻，就是面对以西亚为主的外销市场，甚至可以认为，它是西亚市场需求的催生儿。在14世纪，一个瓷器新品种，可以基本不依靠国内市场，仅仅依靠国际市场，依靠亚洲另一端的需求和定货，便得以立足和发展壮大，这是完全出乎今人意料的事情，我们对于中古经济世界的想象，恐怕有重新调整的必要。至于青花瓷后来逐渐在本土普及，倒是有点类似外贸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味道。　　　　
　　　　青花瓷的幸运在于，它获得了一个强大背景的支持——白瓷底上布满深蓝花纹，正好符合伊斯兰文明的审美观念。那一时代，景德镇对于这一外销市场所倾注的力量，也远胜于对国内或其他地区。“大量文献证明当时中国最好的、最合格的青花产品都送到了西亚，这些青花瓷很多（今天的）陶瓷专家会认不得，因为其他地方根本就没有这么精美、特殊的元青花”（许明：《通往托普卡比的梦幻之路》，《瑰宝》，页138）。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本土的青花颜料比较灰暗，发色不理想，于是，波斯商人们把西亚制陶传统中所发现的优质釉下钴蓝料带到了中国，让中国工匠们以之制作出发色浓翠、鲜丽的绝品，中国白与波斯蓝，就这样永远地结合到了一起。“托普卡比宫的大件元青花之美让你有震撼感——它的发色是那样湛蓝，明亮，清纯，宝石一般地闪光，你简直无法描绘这种现场感受”（许明：《通往托普卡比的梦幻之路》，《瑰宝》，页１３９）。由此，也形成了中国上品青花瓷的生产长期依赖进口颜料的奇观。西亚地区可以影响万里之外的中国制瓷业的图景，其实力的强大雄厚，怎可容人小视！当然，正如专家们一再强调的，元青花的生成，是发生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之中——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建立，元朝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都造成了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异常活跃。李辉柄先生在文章中决定，在讨论青花瓷的成形时间时，不用“起源”一词，而用“起始年代”一词，以避免偏执于“构成青花瓷器的某个因素”，这是一种识见深远的提示。青花瓷自始至终都逸出了中国史的范围，而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因此，与其究其源，不如溯其流。


第四章　鉴赏第62节　世界的青花（3）

　　　　在我一直的印象中，瓷器是古代中国最了不起的发明之一，从青瓷到白瓷再到彩瓷，这个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自我生成的过程，是在中国的土地上独立发生和完成的；引用常用的说法，“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然而，一向被认为最具民族特色的青花瓷，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国际市场的催生，是受益于异域文化的促动和提示，是得到了伊斯兰文明的审美观念的激励，这，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消息。直到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自己长期以来，对于青花瓷，特别是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