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的发型-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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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甚至发明出了高级香料制成的面花。宋人陈敬所撰《陈氏香谱》中记录反复提炼龙脑香的方法：“取脑已净，其杉板谓之‘脑本’，与锯屑同捣碎，和置瓷盆内，以笠覆之，封其缝，热灰煨煏，其气飞上，凝结而成块，谓之‘熟脑’，可做面花、耳环、佩带等用。”用龙脑木料最后一次提炼出的香料，称为“熟脑”，宋人就用这“熟脑”做女人用的面花。
另外，同书中还介绍了一种“假蔷薇面花”：“甘松、檀香、零陵、丁香各一两，藿香叶、黄丹、白芷、香墨、茴香各一钱，脑麝为衣。右为细末，以熟蜜和拌，稀稠得所，随意脱花，用如常法。”把甘松等多种香料捣成细末，用蜜调成糊糊，灌到花模子里，待干后从模中脱出，就形成了芳香的小花片。把这些小花片再用名贵的香料“脑麝”在外表上涂一层，就成了面花。显然，宋人的“熟脑”面花、“假蔷薇面花”，都不仅形、色动人，而且还散发着浓烈的、诱惑的香气。像这样的香面花，以及那些铺翠、描金或贴金、缀珍珠的花子，都是选用高级的原料，经过复杂的工艺才能制成。这类高档品，恐怕就很难在家庭范围内自制自用了，要靠专业人员来精工制作，然后通过商业流通渠道，辗转到达女性消费者的手中。宋人笔记《西湖老人繁胜录》记录南宋临安的“诸行市”，其中便赫然有“面花儿”一项；《武林旧事》则将“面花儿”列在临安的各种“小经纪”行当里，并且注明，这些“小经纪”都是为临安独有，“他处所无者”。可见，高档面花的制作和销售，在南宋的临安确实成了一项独立的行业，更有意思的是，《武林旧事》明确指出，在当时，这个行业也只是在临安一地才有。这一情况，其实证明了时尚史中的一种规律：在中古社会，行政性的首都往往也同时成为时尚之都。
在唐代，花子——面花的制作，好像还没有达到后代那样的豪华程度，还没有用龙脑香直接做的花钿；长安、洛阳的商业贸易，也还不及宋代东京、临安的发达。但是，从唐代文学中可以看出，当时如长安等大城市中，“时尚业”是颇成了一点气候的，张生送莺莺“花胜”这一细节，正是传达了这一信息。这位滑头情人从来都是以“内秉坚孤，非礼不可入”自诩的，想来他不会有贾宝玉淘胭脂膏子那样的兴致，亲手制作花钿这种女人的小玩意儿。他孤身一人到了长安，要弄到一盒花钿送给心上人，也就只能到市面上去买。
第一章 服饰第5节 张生的礼物（2）
实际上，在唐代，女性，包括贵族女性，都很习惯于到市场上去买女人用的物品。在这方面，所透露信息最惊人的，要算沈既济的《任氏传》，传奇中说，在长安的西市中有“衣肆”，男主人公郑子第二次见到心上人任氏，就是在衣肆中“瞥然见之”，当时任氏只有一个婢女陪伴，换句话说，女人们可以在没有男性的监督、陪伴下，自己结伴去逛市场。更神的是，听到郑子的呼唤，任氏竟然“侧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这固然说明衣肆生意发达，顾客众多，另一方面，也显示“男女有别”的规则此时好像不起作用。特别是，同一篇故事中还谈到“鄽中有鬻衣之妇张十五娘”，任氏说她是“市人”，可见，在市场上卖衣服的，也有女人。稍微有些身份或财力的女性，就不会像任氏那样在男女混杂的人群中去挨挤，但是，她们照样也会去市场上买各种女人用的时髦物品，不过是坐着车去。《太平广记》卷二九八“赵州参军妻”条讲述说，一位女性要去洛阳的市场上购买端午节所必须要用的“续命缕”，结果是“车已临门，忽暴心痛，食倾而卒”，接下去就展开了一个灵怪故事——这位女性的灵魂竟然被泰山神“三郎”抢去了！所有的鬼怪故事，都一定要采用一个最日常不过的场景作为开始，以此来增加故事的真实感，这里，是采用了女性准备乘车上街购买过节礼物这一在当时人看来最平常不过的事件。唐代文学中涉及女性坐车到市场买东西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李廓《长安少年行》中描写一位贵公子：“游市慵骑马，随姬入坐车。楼边听歌吹，帘外市钗花。”这位富贵闲人起了逛街的兴致，可是懒得骑马，于是索性跟着爱妾一起乘车出游，逛街的内容之一，就是买“钗花”。
《玄怪录》中“郑望”一条，是一个标准的鬼故事，可是其中有个重要情节却透露了长安时尚业的面目：这个叫郑望的人从东都洛阳到长安去，半路上，投宿到一位主人自称“王将军”的人家，“将军夫人传语，令买锦袴及头髻花红朱粉等”。所谓“锦袴”，应该是指后世所说的“膝裤”，类似于腿套，女性把它们（“膝裤”都是成双的）套在小腿上。因为有时候长裙微起，会从裙下露出一抹“膝裤”的影子，所以，它一向被认为是很性感和诱惑的东西，女性们也特别注意所穿“膝裤”的华丽、时髦，免得万一裙子被风吹起，泄出的裙底春光却被旁人笑为老土。“头髻”，就是专门制作的假髻。“花红”，显然是指各种花朵形状的饰品，既包括“钗花”等人造“象生”花朵，也应当还包括花钿这类小饰物。“朱粉”自然是指胭脂香粉一类化妆品了。女性一身上下所需的武备，长安的市场看来都可以提供。与之可以相佐证的，是《任氏传》另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郑子要为任氏买衣料做新衣，可是任氏偏偏不肯，而宁愿买一套做好的成衣。当时，郑子还“不晓其意”，后来才清楚，自己所热爱的人儿实际上是狐狸成仙的化身——这其实是一个狐仙的故事。任氏虽然有种种常人所没有的神奇本领，可是，普通女性都有一手功夫的女红，她却不会，幸亏长安的服务业发达，很容易就可以买到成衣，她才不至于阴沟里翻船，而是顺利混了过去。可是，话说回来，如同“赵州参军妻”这个故事所展示的，赵州参军之妻本人并不是什么狐仙，只是个平凡的妇女，可是，像长命索这样的东西，她也不再自己动手，而是去买现成品。按风俗规定，端午节时的“续命缕”，属于本该由女性亲手编制的“女红”，并且，一年只在过节这天用一次，可是女性也照样可以去到街市上买来，这也许已经涉及到“消费观念”的问题了吧。
从以上这种种线索，唐代大城市中，特别是首都长安城中，商业的繁荣，店铺的热闹，专门为女性服务的时尚业的发达和全面，已经足见一斑了。《玄怪录》的故事中说，几个月后，郑望从长安东归，还真的把将军夫人“所求物”送到了王将军家——然后就是鬼故事的部分了。唐代的长安，在女性心目中的地位，好像有点像今天的上海，它的“时尚业”天下闻名，在外乡外省，一旦有人要去长安——那时能出门四处跑的，多半是男人——就会引起女性们特别的留意，对她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机会，可以托这些上京城的人顺便捎带一些时尚用品回来。要按照《玄怪录》的演绎，女性死了化成地下的鬼，都还恋恋不忘长安城里的时髦，我真不知道今天的女性对于上海、巴黎是不是也能热情到这样的地步。不管怎么说，既然长安的流行对于闺中的生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些有缘一到京师的人，如果有心的话，也当然会想着特意买一点这类物品带给远在外地的女性，比如我们的张生就是这样的一个有心人。
诗词中提到花钿，往往强调其轻、薄、精巧的特点，王建在《题花子赠渭州陈判官》中，就说花子像香粉一样轻，比蝉翼还薄。这样轻薄的小小装饰物，张生拿来作为礼物送给心上人，想来不至于吝啬到只送一片、两片，他托人千里迢迢送去的“一盒”中，盛装的花钿数量应该不少，总有个几片、十几片，甚至几十片的。因此，张生送给莺莺的礼物之一，就应该是装满了一只小盒的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小花片。我们可以推想，像这样在市场上一盒盒买花钿的顾客，一定不在少数，而这些缤纷的花钿，通过各种路径，最终都到了女人的妆奁盒里。路德延《小儿诗》中描写小男孩淘气，女人的东西他也要掏弄玩耍，其中的举动之一就是“妆奁拾翠钿”；顾夐《酒泉子》中描写一位感情失意的女性，则是：“掩却菱花，收拾翠钿休上面。金虫玉燕锁香奁，恨厌厌。”她把镜子遮盖起来，把翠钿和金玉首饰也一同锁进奁盒，决心不再打扮自己了。从这些描写，我们可以推想，就像今天的时髦女性的梳妆台上会有成套的人工美甲、假睫毛一类小装备一样，当时的女性在妆奁盒里，也会备有数目不少的或自制或买来的花钿，每天化妆的时候，会按照自己的个性设计、当时当地的心境，以及参考最近流行的时髦风气，来挑选出几片，贴到脸庞上、双鬓上。
花钿之于唐代女性如此重要，张生千里迢迢送给莺莺“花胜一盒”，似乎也是很“懂得女人心”的，不愧是个“有情思”的“萧郎”。我们今天报纸杂志的时尚版上，不就总是在鼓吹，男人如果真心体贴女人，就得理解女人“天生”爱美、爱时髦、爱时尚物品的心理吗？这些时尚版甚至倡导说，今天“新好男人”的最新最酷版，就是愿意并且善于给所爱的女人选购内衣作为礼物。据网上的八卦消息，“新好男人”一族的镇场大将、英国足球明星贝克汉姆前些日子就身体力行，主动或者说擅自给“辣妹”太太买了一件胸罩，结果是所有的尺寸都不对，辣妹只好第二天跑去名品店退换，用这件胸罩给自己和儿子布鲁克林各换了一件汗衫；可见“新好男人”并不好当，有难度。从这一点来说，一千来年前的张生，也可以算做好男人、好情人的一个范本了，我们不能拿对贝克汉姆的标准来要求昔日的“士大夫君子”，不能要求他肯给女人买内衣，他能想到买化妆品作为礼物，似乎也就够体贴、多情了。当时，崔莺莺与寡母是在回归长安的路上滞留在了蒲州，就像一条被晾在河滩上的鱼，张生的小礼物，可以说还是给她送去了一丝长安的流行与奢华的气息呢。可是，他真的理解莺莺的“女人心”吗？说实话，花钿、唇膏，只是一般时髦的小玩意儿，在当时来说，大概也不是太破费的东西。很显然的，张生的举动，只是男人给女人献殷勤的一般方式，没什么特别的意思。来旺去一趟杭州回来，不也一样知道悄悄送给孙雪娥“两方绫汗巾，两双装花膝裤，四匣杭州粉，二十个胭脂”吗？
莺莺也送给了情人几件礼物，作为回赠。是她自小佩带的一枚玉环，还有一束发丝，一个文竹茶碾子。这几件礼物，在莺莺的心里，都是充满深意的，她希望，对方的情感能像玉一样“真”，自己也要像“环”一样贯彻始终。此外，发丝象征着她缭乱的心绪，茶碾子上的湘妃竹斑，就如同她为这段感情所流不尽的泪水，她指望着张生看到这三件小礼物，可以感念自己的一片深情，“永以为好”。可结果怎么样呢？崔莺莺在其中真诚倾诉自己混乱矛盾心情的长篇回信，被张生当做情场胜利的证据，出示给朋友们，闹得“时人多知之”，于是士大夫们题诗的题诗，感叹的感叹。这是真真正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