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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潘金莲的发型-第11章

小说: 潘金莲的发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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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冯晖墓出土的加彩砖雕上,女伎们个个穿着这种长外衣。入宋以后,则是无论男女,都以这种形式的服装为基本衣式,这时,它又被改名叫做“背子”、“褙子”。文献中提到“背子”之处极多,男人们如何穿背子,这里不去谈它。在今天所见的宋代艺术品中,女性们几乎惟一的上衣样式就是这种背子。这时代的女性之采用背子,不是没有原因的,而是自有其特殊的追求。原来那时的女性在背子内不穿其他袄衫形式的衣服,而只在腋下围裹上一到数层抹胸(或叫“裹肚”),把前胸后背裹绕起来。背子是对襟的,而且长长的两襟上,只在腹前用一对衣带系束一下,这样,背子的两襟就形成了一道狭长的“V”形领口,女性的脖颈、部分前胸和裹肚,就会从这道“V”形领口中显露出来。要按今天的标准,这种穿着也是够暴露,够大胆的,可是在宋代,从宫廷到乡村,从皇太后到村妇,个个都是这副打扮,好像司马光、朱熹、程颐他们也都没对这件事发过什么话。相反,朱熹在淳熙年间受命制定祭祀、冠婚服制的时候,规定妇人的“盛服”,即在重要场合穿的礼服,是假髻、大衣(与背子形式相同,只是两袖特别宽大,所以名为“大衣”)、长裙,没有出嫁的女子则是冠子、背子,而众妾则为假紒(髻)、背子(见《宋史•;舆服志》)。可见当时的人对这种着装方式司空见惯,不但觉不出有什么不正常,反而试图把它纳入礼制的规范之中,使它制度化,而最令我们意外的是,在这件事上卖了力气的竟是朱熹。    
    背子加裹肚,袒露部分前胸的衣式,在南方至少沿袭到南宋末年。从辽代和金代的墓室壁画中,也可以看到穿这种衣式的汉族妇女形象,可见,这一种着装方式在北方也延续到了辽金时期。不过,正是在辽代,女性服饰的样式又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已经被中原女性冷落了几个世纪的掩襟衣式出现了大的回潮。由于南北朝时代出现了女性露胸的风气,到了隋末,掩襟衣式就基本被中原女性抛弃了,此后的几个世纪,女性用各式各样的套头衫、对襟襦衫来作为上衣,目的无非是一个——微露酥胸。但是,契丹族的女袍是采用掩襟衣式的(也许是学自中原地区),于是,在辽占据北方之后,一种新的汉族妇女衣式出现了,这就是上穿短掩襟袄,下穿长裙。中原女服转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最古老的样式上,因为这种相对于宋代女服来说是“新”的样式,在大的形式上其实与东汉和南朝女服相同。由于外族的入侵,倒造成了中原女服无意中的一次“复古”,这倒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从墓室壁画上看,掩襟上衣,背子加裹肚,这两种衣式在辽金同时存在,并行了一段时期,但是,入元之后,背子加裹肚的穿衣方式还是终于彻底消失了。女性们重新穿上了斜襟的袄衫,裸胸的风气当然也就从此不见了踪影。在这种情况下,背子原初意在微露粉胸的用途已经不存在了,它变成了一种纯粹用于御寒的罩衣,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外套,在女性感到有必要加一件衣服的时候,就把它穿在掩襟袄外。    
    把背子作为一种外衣穿的习惯,一直沿袭到了明清,据《明史•;舆服志》记载,在明初,就曾经规定皇室贵妇以褙子为常服,品级较低的命妇则以褙子为正式礼服的一部分。在明代前中期,女服完全承袭了元代汉族女服的形式,大概是中国女服史上服装形式最拘谨无趣的一个时期。与此相应,背子也发生了萎缩,变成了一种普通长度的短袖衣。从辽、元墓室壁画中可以清楚看出背子先是缩短到普通上衣长度,然后其袖子的形式又变成半长短袖的过程。在明代,它又有了个新称呼,叫“披袄”(见顾炎武《日知录》“对襟衣”条引赵宦光语)。《金瓶梅》里就提到了“披袄子”(四十六回)、“披袄儿”(七十八回),如七十八回写奶妈如意得到西门庆的宠爱之后,在过节时的打扮,是“蓝绸子袄儿,玉色云段披袄儿,黄绵绸裙子”。最近我恰好到手了一本《徽州容像艺术》,其中收有穿披袄的明代妇女画像,看一看那画像,就可以知道如意媳妇的大致形象。


第一章 服饰第16节 披风小识(3)

    大约就在《金瓶梅》产生的年代,女子服饰又发生了一次革命——纽扣的普遍运用,造成了立领的出现。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原服饰的领子样式基本上只有一种,就是直领,其形象就如日本和服的领式;到了明代中后期,立领被发明出来,女服的领子式样,才变成如今日旗袍上的样子。于是,在明代中期以后,一种中国服装史以前从没有过的崭新服装式样出现了——这就是装有立领,领口缝有纽扣,使一对领尖扣合的上衣式样。一说到传统民族服饰,无论是旗袍,中式对襟褂子,还是新近兴起的所谓“唐装”,我们脑海中最鲜明的形象大概就是那包裹脖颈的立领,而这一形式,其实是在明代中期以后才诞生的。而且,在诞生之初,它是女服专用的形式,在图像资料中,还没见过哪个明代男人穿装有这种领子的衣服。    
    也是在万历前后,明代女服终于突破了前中期的拘谨风格,向长宽阔大方面发展,其结果是上衣越来越长,以至于长度远过于膝下,下面“仅露裙二三寸”(《云间据目钞》);双袖越来越大,到了崇祯年间,袖广达三尺。随着整体女服风格的转变,披衫——背子的旧日面目得到了恢复,它的双袖重新变成了宽大的长袖,衣长也延伸到了膝部上下,约略恢复了当年它在鹤氅和披衫时代的气象。有意思的是,纽扣的普遍使用,立领的出现,对于由背子传下来的直领、对襟的这一古老服装样式,却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比如被装上立领之类的遭遇,它倒是没有碰到。女性们流行的是,把这种直领外套穿在立领对襟袄外,这样,从外套的“V”形领口中,内穿袄的立领,以及袄的对襟,都很清楚地显露出来,无论从衣式变化,还是从衣服色彩的丰富来说,都多了一个层次,可以突破当时女服在形式上的单调。大约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披风”一词流行了起来,用来称呼这种长大宽松、样式独特的外套。穿披风在明末的富家女性中是很平常的风气,就比如《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时候,虽然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可还是免不了看见几位女客在柳荫下的船上换衣服,其中“一个脱去元色外套,换了一件水田披风”。    
    入清以后,根据“男降女不降”的通例,汉族女性的服装并没有多少变化,完全沿袭着明代女服的样式,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乾隆年间。也因此才有了曹雪芹笔下的王熙凤形象。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服饰细节,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搞明白刘姥姥眼中的王熙凤究竟是什么样,也才能明白,曹雪芹此时为什么要这样写。正如前面所说,披风只在胸前或腹前用一对缝在两襟上的衣带或纽扣系束一下,这样,披风就形成了一个长长的“V”形领口,而从领口里露出穿在里面的袄衫来。只有清楚了这一点,才能明白王熙凤此时的形象——从石青色披风的“V”型领口,露出内穿立领袄的桃红色,包括清楚的立领的形象,而在披风下,则是裙子的大红色。明清时代所染出的桃红色是多么纯净、温暖、明艳,那得非亲眼看到才能知道,根本不是我们这些只看过化学染色的人所能想象的,大红色的纯正也是如此。曹雪芹让王熙凤同时穿上这两种红艳温暖的色彩,不能不说大胆。有些读者或许会觉得,一个人同时上穿桃红下穿大红会显得很“怯”,但是,须知披风的石青是一种微微泛红色的黑色,在王熙凤身上,我们和刘姥姥能够看到的惟一完整的衣服形象,就是这件黑色、对襟的长外衣,而袄和裙都只露出很有限的一部分。如前面所说,在明末到清中期,女子上衣以长为美,披风很长,所以裙子的红色不会露出很多,而露在披风领口中的桃红色自然也只是有限的一抹。所以,曹雪芹在这里是用大片的、整体的黑色“压”住了上面的桃红和下面的大红,也可以认为,这里主要的色调是黑色,而映以桃红和大红,这在色彩学上是多么精彩的搭配!黑色既使两种不同的红色变得更强烈和鲜艳,也使二者趋于协调和统一。此时的王熙凤,大概惟有用“暖艳”二字来形容,要知道凤姐平日是“粉面含春威不露”的,她的狠毒,她的冷酷,都是深藏在表面的亲切、热情之下。可以想象,曹雪芹此时设计的这一套衣装,在展示了一种沉着的富贵气象之外,也在外人如刘姥姥眼里,制造了王熙凤温暖亲切的一种假象。不管怎么说,经这一笔,王熙凤已足以成为文学史上最鲜明、明艳、动人的形象之一。    
    然而事情还不止如此。这件披风是“刻丝”的,这一工艺的特色就决定了它所织出的衣料一定不会是单色,而是会有五彩花纹,甚至按当时常见的情形那样,织有金银线。因此,这一片黑色绝不会发“死”、板滞,而是有金银五彩的花纹做调剂。另外,那件桃红袄是“洒花”的,就是说桃红底上布满了小朵折枝花之类的彩色碎花,因此,在整体的明艳、大气中,又透着活泼、精致。王熙凤的披风和大红裙是衬有毛皮的,当时的皮衣都讲究出锋,即在衣服边缘露出一道毛皮边来。因此,在石青披风和大红裙的边缘,各有一道茸茸的毛皮边,这在改琦的“图咏”上表现得很清楚。所以,毛皮在这里也起了色彩上的调和与变化的作用。    
    说到毛皮,我们就不能不说一说王熙凤身上的打扮在质地上的美感。按照当时的穿衣习惯,可以推测,桃红洒花袄多半是缎的,缎是一种闪光、光滑的织物;刻丝是平纹织物,质感类似于锦,不闪光,但显得更厚重些;红裙的洋绉则是用特别的工艺织出独特花纹效果的一种缎。另外,不要忘了王熙凤头上带着紫貂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昭君套类似于没有帽顶、头顶处中空的皮帽子,是明清贵妇冬日家居时戴在头上御寒的一种头饰,而勒子是那时代女性额头上的一种装饰,是一条窄带横勒在额前,这里写明是“攒珠”的,即是用珍珠串出花纹做成的。珍珠,缎,洋绉,效果似锦的刻丝,以及紫貂、秋鼠、银鼠三种不同色彩、手感的高档毛皮,在这里形成了质感上的互映成趣。写到了这里,曹公又让王熙凤“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还让平儿捧着填漆茶盘,盘内是茶杯——一个小盖钟儿,于是金属、漆器、瓷器也以各自不同的色泽和质地加入了这一场质感的小合唱。这种对物品的材质之美的敏感,大概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粗糙、俗气的物质环境中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这样一种富贵的气氛,再配上凤姐慢慢给手炉拨灰的安适神态,展示了一副温暖、闲适的冬闺的画面,在构图上,还有平儿这个丫鬟立在一旁捧着茶杯,这不是一幅典型的仕女图吗?也只有像曹雪芹这种真正经过大富贵的人,才能写出这样传神的贵妇形象吧。这里只是简单地写了一位少妇坐在她自家的炕上,可那富贵的气势,却是逼面而来。“白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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