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克林顿回忆录-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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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讲结尾，我向美国人民提出一个挑战，告诫他们，通过他们的选票，他们迫使春天来到。但光靠政府还无法产生他们想要的国家：“你们也必须在我国的复兴中发挥作用。我激励年轻一代的美国人为国服务……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从这个充满欢庆的山顶上，我们听到了从山谷中传来的为国服务的号召。我们听到了前进的号角。现在，我们已各就各位。有了上帝帮助，我们必须回应这个号角。”　　　　
　　　　尽管有几位评论者对我的演说提出了批评，说其中既没有强有力的词句，也没有让人感兴趣的具体内容，但我自己对演说却感觉很好。演说中有些地方雄辩有力，思想清晰，表明我们在削减赤字的同时，将增加对将来非常重要的投资。演说还激励美国人民给予需要帮助的人以更多的帮助，愈合我们国家的裂痕。我的演说非常简短，是历史上第三短的就职演说，排在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和华盛顿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之后。林肯的那篇演说，是所有就职演说中最好的；华盛顿的那篇演说还不到两分钟。实际上，他只是说，谢谢，我又回来工作了。如果我干得不好，批评我。相反，威廉·亨利·哈里森１８４１年发表的演说是历史上最长的。那天很冷，他没穿大衣，讲了超过一个小时，结果患上了严重的肺炎，４３天后因此而去世。我的演说很简短，至少显得很有同情心，也没有任何怪异之处，人民了解我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以及我打算怎么做。　　　　　
　　　　


第二卷五、弹劾之后

　　　　经历了弹劾的曲折风波，人们经常问整个过程中我是如何保持头脑清醒，至少是怎样坚持正常工作的。如果没有白宫职员和内阁成员，包括那些虽然对我的行为感到气愤和失望但始终和我站在一起的人，我是做不到的。如果不是美国人民及早做出决定，坚持让我继续留任，我遇到的困难还会更多。如果有更多的民主党议员在１月事发时或８月我在大陪审团作证时为自己寻找安全的退路，事情的解决会更困难些，然而，他们挺身而出迎接挑战。而且还有各国领导人的支持，如曼德拉、布莱尔、侯赛因国王、哈韦尔、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金大中、希拉克、卡多佐、塞迪略，以及其他我所敬仰的人对我的鼓励。尽管我对自己仍感到厌恶，但是拿他们和我的敌人对我的态度相比，我又感觉自己并非一无是处。　　　　
　　　　来自朋友和陌生人的爱与支持确实给我帮了大忙。那些写信给我或是在人群中向我亲切问好的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些对我是何等重要。那些给过我建议、来白宫看望我或是打电话来要同我一起祷告的宗教领袖们提醒我说，尽管我遭到了许多方面的谴责，但上帝是仁爱的。　　　　
　　　　帮我胜利渡过难关的最重要因素是亲情。希拉里的兄弟们和我的弟弟都曾给了我强有力的支持。罗杰开玩笑说，无论如何还是做个没有陷入困境的弟弟感觉更好些。休每周都从迈阿密赶来和我玩拼字游戏，谈体育赛事，让我开心。托尼来和我们全家打皮纳克尔牌。我的岳母和迪克·凯利也都给过我巨大的安慰。　　　　
　　　　不管怎样，我们的女儿仍然爱我，希望我坚守阵地。最重要的是，希拉里自始至终都支持我、爱我。从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就喜欢她的笑容。在这场荒唐的闹剧中，每周一次的咨询会以及击退右翼政变的共同决心把我们往昔的笑容又带了回来。到头来，我倒要感谢那些折磨过我的人：他们可能是惟一能让希拉里又对我产生好感的人。我甚至不用再睡沙发了。　　　　
　　　　从琼斯案作证到参议院宣布我无罪的漫长日子里，凡是在白宫家里度过的夜晚，我大多数时候都要花两到三个小时单独待在办公室，阅读《圣经》以及关于信仰和宽恕的书，重读托马斯·阿·肯比思的《模仿基督》、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以及我所收到的几封最有思想的书信，包括新泽西州恩格尔伍德的拉比梅纳切姆·吉纳克写来的一系列小型布道。对我影响极大的是《７０乘７》这本关于宽恕的书，作者约翰·克里斯托弗·阿诺德是基督教布鲁德霍夫社区的长老，该社区在美国东北部和英国都有信徒。　　　　
　　　　人们不断把诗歌、祈祷文、语录等寄给我，或者干脆在公众场合塞到我手中。我还收到了两块石碑，上面刻有《新约》中《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的内容。据传在耶稣和经常指责他的法利赛人最后一次见面时，后者把一个有通奸行为的女子带到他面前，称根据摩西制定的法律，他们要将这个人用乱石砸死。他们嘲弄耶稣说：“你要说什么？”耶稣没有回答，而是俯下身用手指在地上写字，仿佛没听见他们的话。他们再接着问，于是他站起身来说：“你们当中有谁没有罪过，请他扔第一块石头。”听完他的话，他们“由于受到良心的谴责，一个一个离开了，从最长者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只剩耶稣和那个女子时，他问到：“指责你的那些人呢？没有谁谴责你吗？”“没有，我的主。”耶稣说：“我也不会谴责你。”　　　　
　　　　很多人都扔石头砸过我。通过自己制造的创伤，我被暴露在世人面前。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一种解脱——我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当我苦思冥想自己犯错的原因时，我也试图搞清楚敌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仇恨，为什么会如此迫切地去说并去做那些与他们所宣称的道德信仰相悖的事情。我总是带着厌恶的眼光来看待别人想要对我进行的心灵剖析。但在我看来，那些极右翼政治和宗教势力中许多与我誓不两立的批评者和媒体中大多数爱发表评论的人，他们确实都占据了安全的位置，可以评判别人而不被评判，伤害别人而不被伤害。　　　　
　　　　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过和人性的弱点的感知，以及童年时得到的无条件的爱，使我不愿意去评判和谴责别人。而且我相信，无论自己的缺点有多么深重，都远远不会像我的指责者们的权力欲望那样危害我们的民主政府。１月下旬，我收到了纽约州比尔·齐夫写来的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他是个商人，我朋友的父亲，但我们素未谋面。他说，他对希拉里和我所承受的痛苦感到遗憾，可是风雨过后带来了彩虹。因为美国民众已经变得成熟和敏锐，能够看穿人群中哪些是“被魔鬼附身的毛拉。尽管这不是你的本意，可是在揭露他们的真实意图上，你做得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都多，包括罗斯福在内”。　　　　
　　　　在楼上办公室度过的那些孤独的夜晚让我逐渐明白：无论敌人的动机如何，要想得到别人的宽恕，我首先要宽恕别人，即使是对那些以怨报德的人。另外，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在做人上，我永远也达不到至善至美，但希拉里的脸上又有了笑容，切尔西在斯坦福大学表现得依旧出色，我还在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而且春天就要来临。　　　　
　　　　


第二卷六、中国使馆事件

　　　　月末，希拉里和我在华盛顿主持了最大规模的一次首脑会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其和平伙伴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庆祝北约成立５０周年，并重申我们在科索沃问题上取得胜利的决心。之后，民主党领袖委员会的埃尔·弗罗姆以及西德尼·布卢门撒尔又组织了一次有关“第三条道路”的会议，这一思想由我和布莱尔共同倡导，突出了我们的价值观、思想和战略，与会者有德国的吉哈德·施罗德、荷兰的维姆·科克、新任意大利总理马西莫·达莱马。这一次，我侧重于加强相互间的积极联系、减少分裂和破坏的因素，在经济、社会以及安全政策方面达成国际共识，以便这些成果在我离任后能继续发挥作用，造福于美国和世界。“第三条道路”的发起和北约成员国及其使命的扩大让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但与许多很好的方案一样，这些都会因为意外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尤其是面对日益增长的对全球化的敌视和恐怖主义的抬头。　　　　
　　　　　　　　　
　　　　５月初，杰西·杰克逊劝说米洛舍维奇释放三名美国军人，他们是在塞族人与马其顿共和国接壤的边界被抓住的。这之后不久，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训练中坠毁，两名美军士兵丧生，成为我们在这次行动中的惟一伤亡。鲍里斯·叶利钦派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来见我，商讨俄罗斯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向，以及参与随后维和行动的强烈愿望。与此同时我签署命令，再给韦斯·克拉克增派１７６架飞机，继续施加压力。　　　　
　　　　　　　　　
　　　　５月７日，我们遭受了这次行动中最严重的政治挫折——北约军队轰炸了在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造成三名中国公民死亡。我很快得知炸弹命中的是预定目标，但根据中央情报局过时的地图，中国大使馆所在位置被错误地标为一幢用于军事用途的塞尔维亚政府办公楼。这类错误正是我们一直要极力避免的，因为军方一般使用航空摄影确定目标；而且在此之前，我和比尔·科恩、休·谢尔顿、桑迪·伯杰一周见面几次，确定要轰炸哪些有影响的目标，以最大限度削弱米洛舍维奇的力量，并将平民伤亡降至最少。事件发生后，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极其沮丧，立刻给江泽民主席打电话道歉，但是他没有接，所以我在公众场合一再道歉。　　　　
　　　　　　　　　
　　　　接下来三天，抗议在中国各地不断升级。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形势尤为严峻，尚慕杰大使发现自己已被团团包围。中方认为轰炸是蓄意所为，拒绝接受我的道歉。我最终在１４日和江主席通上了电话，我再次表示道歉，说我敢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故意命令轰炸大使馆。江主席说他知道我不会这样做，但也说他确信五角大楼或中央情报局中有些不愿意看到我和中国接触的人，可能会故意在地图上做手脚，从而在两国间制造麻烦。他说，很难相信像美国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种错误。　　　　
　　　　　　　　　
　　　　我自己也很难相信，但事实不容改变。最终我们克服了这个障碍，但道路曲折而又漫长。我随即任命海军上将乔·普理赫担任新的驻华大使，他即将以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的身份退役。中国军方非常尊敬他，我相信他能帮助修复两国间的关系。　　　　
　　　　


第二卷七、告别白宫

　　　　当我回到总统官邸时，天色已晚。我们还没有整理好行李，箱子到处都是。我必须做出决定，哪些衣服运送到哪里——纽约州，华盛顿，还是阿肯色州。希拉里和我都不想睡；我们只想从一个房间踱进另一个房间。我在白宫的最后一夜感受到的荣耀与刚参加完我们的第一个就职舞会回到家时一样。这种兴奋一直伴随着我。八年来这里一直是我们的家，看来让人难以置信，但现在就要结束了。　　　　
　　　　我回到林肯卧室，最后一次读他的葛底斯堡演说手写稿，凝视着他签署《解放宣言》的印刷画，当时他就在我现在站的位置。我走进女王厅，遥想当年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艰难的日子里曾在这里住了三个星期。我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空空的书架和空白的墙壁，回想起我在此召开的所有会议和打过的电话，北爱尔兰问题、中东问题、俄罗斯、朝鲜半岛还有国内的斗争。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诵读《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