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60-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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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存在物的存在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人“受动”于历史，人也“能动”于历史，所以，人又可以说是“受动”而“能动”的历史存在物。人作为“受动”而“能动”的社会历史存在物，不断以其对象化的方式更新着他的对象性存在，这使人的生命情状永远处在一种难以断定其最后界限的动态中。像是晦瞑中一团燃烧不住的活火，人的生命之光以怎样的方式辐射到怎样的远处，人也就在怎样的远处内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世界的边缘是模糊而隐约可辨的，它并非不可超越，但超越这既得的边缘只是达到了新的边缘，而新的边缘又在可超越中。人的这一生命向度是因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而有的，或者说，人的这一生命向度是伸展于人同他的生存环境的关系中的，因此可以称作人的生命的有待向度或对待性向度。此外，人的生命也还有其无待的或非对待性的一面，这即是：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心灵的自我督责，人格的自我提升，境界的自我超越。这后一生命向度是人的生命活动在反观自照的内心世界的展示，是精神的自我审视和自觉反省。唯其不受制于生存境遇而使人的人格、品操、境界、信念不为变迁中的境遇所支配，它相对于生命的对待（有待）性向度可以说是生命的非对待（无待）性向度。人的对待（有待）性的生命存在与人的非对待（无待）性的生命存在构成广义上的人的生命的文化存在。人的生命存在所以是一种文化存在不是因为大自然的赐予，而是由于人自己，由于人自己创造了自己。在自己是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的理由的意义上，人的存在当然可以说是真正“自由”而非“他由”的存在。不过，在对待（有待）性的生命向度上，人的“自由”的实现总是相对的，因为人的任何一种“能动”的行为无不在“受动”的条件下，而只是在非对待（无待）性的生命向度上，人的心灵的反观自照可以超越外在条件的牵累，才可能在某种绝对的意趣上谈到“自由”。
“自由”——单就其本意在于自己是自己的理由而论——是无色的，但人生的自由之光透过人生追求或心灵向往的三棱镜，却折射得出类似于太阳的光谱那样的价值的谱系。这谱系大略为：“富强”、“正义”、“和谐”、“趣真”、“审美”、“向善”、“希圣”等。“富强”是人所祈求的可证之于物质的感性世界的价值，“正义”、“和谐”是人所祈求的可证之于人的政治秩序、伦理（包括人伦与天伦——人与自然之伦）关系的价值，“真”、“善”、“美”、“圣”等，则意味着人为着开拓自己的生命视野、陶养或润泽自己的心灵境界而对更虚灵的价值的祈求。相应于人的生命的两个向度，上述种种价值又可分别辐辏于人的身心的“幸福”和境界的“高尚”这两重价值。与两重价值或“富强”、“正义”、“和谐”、“真”、“善”、“美”、“圣”等价值一体于人的“自由”相称，经济、政治、伦理、科学、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领域整合为一种一定形态的“文化”。任何一种价值追求的寡头化或某些价值追求对其当有分际的越出，都可能造成另一些价值的畸变或萎缩，而这又会涉及诸种价值体现其中的文化整合是否健全。
第一讲 绪论：中国的“轴心时代”先秦诸子学说在怎样的人文分际上（四）
借助上述价值坐标走近先秦诸子，各“得一察焉以自好” 的诸子学说，其宗趣可扼要提示如下：
老子之学是“无为”之学，但这“无为”是被觉悟的“无为”，因此是人“法自然”而“为”的那种“无为”，即所谓“为无为” 。“无为”似乎只是一种否定，一种对任何价值追求的捐弃，但“为无为”终究是一种“为”，它反倒由“无”——“无之以为用” ——默示了确凿而要求诉诸践履的价值祈向。老子《道德经》一书的中心范畴是“道”，它作为某种动势或导向对人的心灵作“复归于朴”的引导。对于老子说来，致“道”也是“见素”、“抱朴”、“致虚”、“守静”。“素”、“朴”、“虚”、“静”是一种被认为有着终极意义的价值，这价值也被称为“真”——“自然”的真切或真切的“自然”。但老子以五千言抉发“见素抱朴”的“自然”之“道”的终于可能，非有对人生之究竟有所了悟因此对前人所遗留的人世沧桑的道理有所“学”而不可设想。“圣”和“学”的不可全然不顾，这使老子浑然一体的玄言在论说“绝圣弃智”、“绝学无忧”时露出了自相抵牾的裂隙。裂隙意味着更大的思想天地的敞开，诸子其他学说——尤其是汲取而非一味否定老子“自然”之道的儒家学说——有可能从这里找到另辟蹊径的最初灵感。
如前所述，孔子以“绘事后素”比喻“礼”后于“质”，这比喻恰好可以用来说明孔子所立儒家之“道”与老子的“法自然”之“道”的关系。“礼”的生机在于“质”的真切，而“质”这一“天”之所“命”的生命原始在达到自觉的情形下顺其自然的提升即是所谓“仁”。孔子之学，一言以蔽之，可称为“仁”学；孔子所致之道，可称为“仁”道，孔子所立之“教”，可称为“仁”教，孔子所期许的“政”，可称为“仁”政，孔子所要培养的儒者，可称作“仁”者。对于孔子说来，“仁”作为人成其为人的本始而终极的价值，其根柢或端倪在人的性情的真率、自然处，它的极致是一种虚灵而真实的境界——“圣”的境界。这境界是形而上的，孔子由“中庸”之途所开出的形而上学是价值形而上学，它给予人的那种亲切的紧张感在于：对于每个人说来，都可以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然而，即使是孔子这个被后人以“圣人”相称的人，他也不能不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庄子学说与老子学说的神韵相贯，都以“道”为枢纽而取法“自然”。庄子所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 、“无以人灭天” ，是对老子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的呼应，而庄子所谓“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 也正是老子所谓“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的另一种说法。在庄子这里如同在老子那里，致“道”也是致“朴”、致“虚”、致“静”、致“纯白”，这“为道”既然是取法“自然”，就不能是“有为”而致，而是让人“无为”地“自化”、“自正” 。不过，庄子以“坐忘” 、“心斋” 阐释道家的修养，虽然与老子“为道日损” 相契合，却还是另有一种格局，而且同是讲“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的“无不为”以“消遥”为目标而“游”于万化，显然比老子的学说所流露的那种生命情调更富于艺术人生的风致。
正像庄子与老子学说一脉相承，孟子对孔子之道作“十字打开”式的阐释，使他成为孔子之后儒门义理的延伸和拓展中最值得看重的人物。孟子之学是典型的心性之学，其价值取向直承孔子而从孔子圆融的默识冥证中为儒学导出了一种与立教初衷相契的义理规模。孟子所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既是对孔子“志于道”、“依于仁”的立教旨趣的印可，也是对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真谛的道破。孟子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的说法，与孔子所谓“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意趣相贯，而他所说“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 ，又正是对孔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语的最恰切的诠释。孟子的“舍生而取义” 与孔子的“杀身以成仁”所说的是人生在终极性的两难抉择中的同一种决断。甚至，孟子由“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 所企求的“仁政”，与孔子由“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所向往的“德政”（“为政以德”）也并无二致。但孔子对“性与天道”毕竟持一种渊默的态度，他的学生子贡因此而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之叹，而“性”与“天”在孟子那里却是其学说推绎的异常重要的范畴。不过，孟子论“性”、“天”终究是从“心”说起的，这被一再作了言辨的“心”正与孔子对“性”与“天”默而识之之心全然相通。
后世学人以“孔孟之道”称说儒家教化是切合儒学的主导趋向的；与这一主导学脉构成某种张力，战国末期的荀子以“明乎天人之分” 、“察乎人之性伪之分” 为儒门义理辟出了另一条蹊径。荀子祖述孔子、子弓，贬斥子思、孟轲，其学“隆礼”（崇尚礼仪）、“重法”（推重法禁）而以“礼”为中枢。他上承孔子“依于仁”、“立于礼”、“义以为质，礼以行之” 之说，着意强调：“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 ；“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 。“礼”被置于处仁行义、反本成末的枢纽地位，“礼”也因此被视为内圣外王得以一以贯之的关节点。在荀子看来，就内圣而言，“礼者，所以正身也”，“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 ；就外王而言，“礼者，治辨（治理）之极（准则）也，强国之本也” ，“礼者，政之輓（牵引）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 。正因为如此，他也这样劝学：“学至乎礼而止矣。” 如果说“隆礼”在相当程度上是对孔子所谓“立于礼”、“齐之以礼” 的伦理政治取向的信守，那么，可以说，荀子对“法”的看重已经涉及“齐之以刑”而多少对孔子以至孟子的“德治”或“仁政”追求有所歧出了。不过，荀子毕竟是儒家人物，总地说来，他是把“法”笼罩于“礼”的，他说过“礼义生而制法度”、“礼者，法之枢要也” 一类话；甚至，在他那里，“礼”对于“法”的更值得看重，也表达在他的与孔孟相通而又异趣的“王霸”之辨中——他指出：“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第一讲 绪论：中国的“轴心时代”先秦诸子学说在怎样的人文分际上（五）
在可堪以“教化”相称的意义上，先秦诸子中真正能够与儒、道两家鼎足而三的是墨家的学说。墨家学说的创始人墨翟曾“学儒家之业，受孔子之术” ，但他不满于儒家礼乐的烦扰与奢靡，终于以对节俭和兼爱的倡导另立一种学派。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 为主导价值取向，注重功利而讲求实效。对墨家说来，兼爱和互利总是关联在一起的，这固然注定了他们所说的“利”必然是那种“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的天下为公之利，同时也表明了他们所说的“爱”并不具有超越功利的品格。墨子目睹当时各诸侯国存在的“昏乱”、“贫困”、“熹音湛湎”、“淫僻无礼”、“务夺、侵凌”等问题，针对性地提出了“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等十项治国的措施，对这十项措施的论述构成留传于后世的《墨子》一书的主要内容。墨子认为，一种言论或主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