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夏天-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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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6节 我第一次梦遗后
搬到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之前，我们一直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起先我和父母住二楼，舅舅和外公外婆住一楼。我小学毕业时，因为舅舅结婚，所以不得不做调整，父母搬到一楼和外公外婆挤，而舅舅和舅妈则搬上二楼跟我一起住。 我们的危棚简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结构松动导振性强，并且毫无隔音效果可言。所以重新分配个人空间后不久，我就开始在夜间受到来自舅舅和舅妈的骚扰。当然，那不是他们的责任，但那种剧烈的震动和吱吱呀呀的声音以及含糊不清的喘息却不仅仅是传递到我的骨骼和耳朵，而是更深地进入了我体内，然后以成倍还原的方式重新开始。我不知道那是在我身体里的什么地方发生，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抵御，只能一动不动，任由其自己无限度地发展。而当舅舅最后发出一声类似于呜咽的含糊声音时，我通常已经浑身汗湿，象从山上摔下来一样瘫软如泥，一刹那之间连心跳都会消失。 我开始怀疑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并不归大脑管辖。或者说，它们另有我所不了解的功能。所以当我第一次梦遗后，竟被自己吓得半死——首先，我发现自己尿床了；其次，根据对现场证据的勘查我怀疑我用来尿尿的玩艺患了我所不知的严重病症。 所幸的是，自然规律是值得信任的。怀着绝望的心情，抱着探索的精神，很快我就无师自通地知道了如何不再弄脏被子和床单。我的意思是，在舅舅和舅妈制造动静的时候，我也不会闲着自己的双手。 所以现在的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左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想到那个女孩凌乱的衣衫时，我的心里竟会有些莫名的难受。
第一部分第7节 相识男孩女孩
第一部分第8节 小雨这个名字
补充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小名叫“小雨”。我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性别暧昧的小名，是因为我出生时的那个夜晚上海正下着小雨。不得不承认的是，它让我自小便受尽了同龄人的嘲笑，甚至导致过被弄堂里的小流氓们扒下裤子检查性别的惨痛经历。而唯一可以算作不幸之中的大幸，是那个纯真年代的小流氓们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流氓活动叫做“鸡奸”。 为了阻止这个名字被更广泛地传播，我那可怜的小脑袋瓜曾经想尽了办法。例如，为了防止同学们从我父母的口中听到它，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拒绝和上班的父母一起搭乘公交汽车，主动要求自己骑车上学。于是父亲把他已经骑了近十年的一辆二六老凤凰淘汰给了我，名目竟然是我七周岁的生日礼物。 经过一个月的刻苦训练之后，我便开始骑着那辆链条比铃铛都响的老破车跋涉在八十年代上海老区的清晨黄昏和弄堂小巷。那时我的身材还十分矮小瘦弱，支在二六车上的形象乍看起来就像马戏团里出逃的小马猴，而为了能稳住胯下这个几乎和我一般高的铁家伙，我常常不得不表情僵硬、咬牙切齿、目露凶光，让迎面而来的路人惊惶失措，远远地便四下奔逃。 但我所有的煞费心机和不屈不挠，最终都被残酷的现实证明为纯属自己的天真可笑和一厢情愿。每次开家长会，当班主任拿着我写的厚厚一迭检查让我父亲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发言时，父亲总会这样开口——我们家小雨又给您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可想而知，到后来，连班主任有时气急败坏之下都会脱口而出：小雨你给我回家把你爸叫来！ 因此而更受伤害的我，当时唯有以默默无闻地努力写出更多检查来表达自己无处可诉的悲愤。 但是我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退而将小名作为区分人我感情的标志。也就是说，只有我最亲近的人可以喊我“小雨”，否则我便坚定地不予理睬。 除了我的家庭成员，严浩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幸运儿。可恨的是在我将实情坦诚相告之后，此人居然不但不领情，反而将我嘲笑得体无完肤。 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招呼我，甚至像“傻逼”、“戆都（上海话）”之类的称谓只要我心情不算太糟时多半也会坦然接受。我认为这就是少年时自己非常向往的，所谓成年人的宽容。 我的大名与小名意思完全相反但麻烦如出一辙——“昱”，同“煜”，阳光灿烂的意思。首先，它在小学时就让我有了一个“日立”的外号；其次，由于这个字很生僻，所以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都有任课老师在初次点名时将我的名字念成“沈星”，而在被我善意纠正之后大多都会感到很没面子而恼羞成怒而怀恨在心而在日后找我的麻烦。 这两个含义相悖的名字在最初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我一生的矛盾个性和悲剧人格。这是严浩时隔八年之后对我说的话。因为这句话，还有他脸上的那种古怪笑容，我和他第一次狠狠地打了架。
第一部分第9节 外公的传奇
第一部分第10节 反反复复的大提琴
于我的名字由来的真相，是在高中时才偶然得知的。在那之前，外公在我眼中一直是一个神秘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或许是苦候多年仍未得志的原因吧。他沉默寡言，表情终年阴郁，绝少出门。很多时候，他都是独自在天台上耗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可以确定的是，他绝不是在看风景，因为站在天台上除了四周斑驳肮脏的泥墙和颜色如同腐烂的瓦片什么也看不到。 家中其他大人都出门的时候，他会将他的老式电唱机搬到天台上去，坐在藤椅里听黑胶唱片，反反复复地听同一张。那种音乐在我的印象里只是一种极其干涩喑哑的摩擦声，单调而反复，经常会让我指甲发凉，不由自主地跟着磨牙。而外公则在音乐中闭起眼睛，慢慢蜷起身。最初的时候，他用手按住心脏部位，仿佛体内有剧痛似的，渐渐地又松弛下去，举起双手磨娑面颊，让我以为他是在哭。但实际上他的表情只是很疲倦，疲倦而又安宁。这是一种始终让我感到困惑和不知所措的状态，因为在这种时候他仿佛进入了让我感到敬畏而完全与我不同的另外一个时空。 记得有一次，我试探性地走到他身后约两米远的地方，当时他侧对着我，阳台外是带着隐隐血色的黄昏，没有一丝风，落日的一撇余晖涂抹在他沉默瘦削的脸颊上，象蜡黄的油彩。而这样一幅画面在我幼小的眼睛里竟映射出了相当诡异的印象，刹那间突然强烈地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阻隔在我和他之间，仿佛是一面透明的玻璃幕墙，咫尺之外我竟下意识地不能再向前走近半步。 最后他会开始说话。或许只是自言自语，因为他所说的话对我而言根本是不能理解，他对我也仿佛视而不见。此时，我再喊他几声，确认他根本没有反应之后，便会开始自己的探索活动。 我的所谓探索活动其实就是在这栋破楼里面四处乱翻，检查大人们的东西。其诱因是某次在舅舅床下无意中拣到的一本带简单插图的《新婚夫妇指南》。这个不良癖好现在回想起来颇让人脸红，法学家会断然指出这是“侵犯他人隐私”，心理学家会由此分析出“渴望与人交流的心理暗示”，而对于不懂得法律和心理学的未成年的我而言，此项活动确实是那段灰色的生活记忆里唯一一点让人愉悦的色彩。 但遗憾的是直到随父母搬离胡同，都再没有什么可喜的收获。在舅舅那里只找到了一些八十年代初的旧电影杂志，印刷粗劣，内容乏味，上面那些影片和女人的脸蛋都如同一个模子里压出来的。只有一本封面是阮玲玉的大幅剧照，让我惊艳不已，藏在被褥下面欣赏把玩了好一些日子。 其他人那里就更不用提。 倒也有意外的刺激，是翻到了外公和外婆年轻时的一些物品，其中不少我都从未见过。譬如外婆的那些旗袍，阴蓝、深紫、玫瑰红、鹅绒黑，一箱子颜色比外面满大街新时代群众身上的还多。还有外公的旧式西服和衬衣，衬衣的领口或袖口上绣有字母，后来我才知道这些衣服都是在当年的老上海或国外的洋装店订做的，而那些字母则是外公的姓名缩写。这些衣服质料非常好，完全不同于父母和我所穿的的确良和劳动布，用手抚摸会有细腻的快感，像肌肤一样让手心发烫。 还有一些老照片，照片上的青年外公英俊潇洒，气宇轩昂。凝视得久了，我竟会产生错觉，强烈地感觉到画面上的他只要稍一转身，整个旧上海的十里洋场流光溢彩就会从他身后汹涌而出。但是他没有转身。他的目光直视着我，我看到他深邃的眼睛里只有一片寂寥夜色。 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外公听的那张黑胶唱片是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无伴奏大提琴。而外公听唱片时的那些自言自语，现在我也只还记得一句—— 反反复复的大提琴，反反复复的人生。 外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的上海根本没有一个真正的贵族。 这句话很有可能会被你嗤之以鼻，但是倘若你愿意耐下性子仔细思索一下，便会发现，从清朝时只会杀猪卖肉挣钱过日子的屠户，到四十年代可以深刻理解这个革命那个主义的外公，其进化演变过程绝对可以说是路途漫漫，确实可以印证那句老话——三代人成就一个贵族。 但是反过来说，毁掉三代人的一切只需要一代就够了，也是不争的事实。 既然能毁的都已经被毁掉了，也就没我什么事了。这应该算是一件幸运的事。否则，我这一生或许也不会有机会遇到严浩。
第一部分第11节 张昕让我心思恍惚
虽然我告诫过严浩最好从正门进我家，但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依然是走老路从阳台上下来。我猜想他是喜欢找点刺激，但他脸上却又看不出有得意或激动的神色，就像他是从正门进来的一样自然。反而是我自己早就紧张地预感到他会如此出现，每个下午都到院子里探视几次。 “上次的事情还没报答你，请你看录像去吧。”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 我犹豫了一下。因为父母一向不准许我进录像厅这种所谓不学好的地方，但我又非常不希望因此而被他看不起。这时我听到他说：“张昕也去。” “走吧。”我说。 在大院门口，我们遇到已经等在那里的张昕，然后一起上路。 严浩的步子很快，手插在裤带里一个人在前面走，头都不回，好像与我们全无关系似的。后来我才发现这是他的习惯，不管和谁一起走路，他都总是那副独来独往的轻松样子。 张昕穿了一条白裙子，上面有苹果图案，长发披在肩上，前面用发卡别着。我记得上次见到她时她的头发是扎成马尾的，而现在这副样子我认为可爱了许多。此人走路磨磨蹭蹭，还喜欢东张西望，望到我的时候就对我抿嘴笑笑，让我心思恍惚。 路上我偷偷瞄了一眼她的胸部，左手手心里立刻又有了奇怪的充实感，于是臊眉搭眼，埋头走路。 我没有告诉他们这是我第一次看录像。但撩开破布帘走进录像厅后，我竟感到非常失望，因为根据父母的描述我早已把这种地方想象得跟虎穴龙潭一样，现在亲眼所见，只不过就是一间普通民房，横七竖八地摆着几条破长凳，坐着一些面目衣着都再正常不过的家伙。甚至还有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