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4-征程军魂-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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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从驻中法边界时跟蛮子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群集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　　　　
　　　　“我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自己体格很强壮，能跟兄弟们共同生活，跟他们密切接触，因而获得他们的信任。不管大战小战，我事前总要查勘地形，精密计划一切。我的主要战术总是很成功的，因为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总是从一切角度勘明敌人的阵地。我跟民众保持很好的关系，这给我不少帮助。蔡锷是有名的战术家，他教我许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带有德国步枪。我以为另一种对长官对士兵都很重要的要素，是对政治的了解，有了此种了解，他们才能坚决地为主义而战斗。此外就是经验——你仗打得越多，越能了解政治。　　　　
　　　　“离开四川的刘湘后，我搭船到了上海，找寻上海的共产党。那时候，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光景实在黑暗，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1920年），吃上了鸦片烟。1920年底回到云南，在离开云南前买了一些戒烟的药品，1921年我向西康作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在到上海的途中，仍在戒烟。到了上海时，差不多戒脱了，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根绝了烟瘾。”　　　　
　　　　在上海期间，朱德碰到了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和其他国民党领袖。孙中山曾动员朱德参加国民党，领兵去打陈炯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朱德想亲自去看看欧洲大战的结果，并到德国研究军事，朱德拒绝了孙中山的邀请，9月间在上海搭船赴欧。　　　　
　　　　1922年10月，朱德到了欧洲，并在柏林认识了周恩来等人。他发现周恩来等人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正是他一直追求的目标，便要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朱德36岁。　　　　
　　　　由于朱德在德国活动频繁，经常参加党组织活动，最后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朱德借机环行欧洲，并到了美国，在美国一直住到1926年。　　　　
　　　　1926年回国后，根据党的命令，朱德继续利用其在川军中的声望从事革命活动。他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到他过去的好朋友杨森的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由于“这些军阀都是吴佩孚的旧部，杨森是吴氏部下的长官”，后来朱德这样回忆说，“他们曾阻挠国民党北伐，然而我劝告杨森把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终获成功。我做了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党代表，但未担任军职。1927年，因杨森态度依旧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依然跟北洋军阀有联络，湖南唐生智奉命率领国民革命军打杨森。我这时离开万县，到了江西。1927年1月间，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部队，被任命为南昌军官学校兼南昌公安局长。”　　　　
　　　　正是在此期间，朱德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共产党人一道组织了反对蒋介石的南昌起义，迈出了创建红军的第一步，朱德因而成了“红军之父”。


“一言九鼎”的红司令乱世英杰（3）

　　　　红军渡过湘江后，国民党基本上判明了中央红军的意图，即继续沿湘桂边境经绥宁、洪江、黔阳北上湘西，同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蒋介石又在城步、绥宁、会同、洪江等地，即红军西去湘西的路上集结了重兵，并赶筑工事，张网以待。同时蒋介石还电令贵州军阀王家烈以有力部队配合中央军行动，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面对这一形势，刚刚脱出虎口的红军究竟向哪去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争论主要在中革军委的领导人博古、李德和受到他们排挤的毛泽东之间展开。　　　　
　　　　对军事一无所知的党的最高领导人博古，完全听命于李德，他们无视当前敌情，仍然要坚持既定原则，北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指出前去湘西有巨大的危险，蒋介石在那里已经设下陷阱，布下一张大网，正等着红军往里钻，如果一味朝着湘西走，红军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因此，他提议改向敌人兵力十分薄弱的贵州进军。　　　　
　　　　毛泽东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首先，可以避免同优势的敌军决战。红军经湘江一战已空前减员，极度疲劳，如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就势必要与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决战，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其次，可以避强击弱，争取主动。在各路敌军中，黔军最弱，武器装备最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战斗力低下。黔军内部派系纷多，矛盾重重，红军可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再次，可以打乱敌军围歼红军于北上湘西途中的计划，并与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有利于红军以后的战略发展。　　　　
　　　　然而，顽固不化的李德、博古置毛泽东的合理建议于不顾，仍率红军向湘西挺进。朱德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太了解毛泽东了。可是，作为一名军事上的领导人，他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太小了，他不得不等待机会。　　　　
　　　　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了贵州的黎平，这时，博古和李德仍然要将红军带向湘西。在这种情况下，18日，党中央就红军的下一步行军方向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博古、李德、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林彪等都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就红军的行动方向，两种意见争论得十分激烈。朱德见时机成熟，便起而响应毛泽东的意见，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样，会议的结局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的继续进军湘西的意见。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这个决议从实际出发，实现了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使红军避免陷入绝境，并开始从被动局面中摆脱出来。　　　　
　　　　第二天，朱德和周恩来就向全军发出《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之通电》，对中央红军最近时期的行动作出了明确的部署，规定红军分成两路纵队，从西北方向转朝贵州腹地推进。同时，朱德和周恩来还以中革军委的名义要求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在湘西和川北积极活动，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　　　　
　　　　在这危难时刻，作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以其独有的威望，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使红军转危为安，表明了朱德伟大的革命家的气魄。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向贵州省腹地推进。12月底，红军到达了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在这里，朱德紧张地投入了为强渡乌江而进行的准备工作。然而，顽固不化的李德和博古仍然对中央红军进军贵州持异议，主张红军不过乌江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又召开了扩大会议，对李德、博古提出了批评，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向贵州进军的方针。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是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局面。　　　　
　　　　1935年1月6日，中央红军终于突破了乌江天险。当天深夜，红军先头部队采取了过去朱德在领导湘南起义中智取宜章城的办法，化装成敌人的溃兵，让俘虏叫开了遵义城门，红军乘势一举夺取了遵义。　　　　
　　　　遵义，贵州第二大城市，是省会贵阳与四川重庆的枢纽和贸易集散地，也是贵州地方军阀的老巢。攻下遵义，不仅使红军得到一个休整的地方，而且在当时背景下，也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1月8日，朱德以中革军委的名义，任命军委参谋长刘伯承（刘伯承在黎平会议后恢复军委参谋长）兼遵义城警备司令，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军委纵队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看到欢迎的人群，三个多月以来一直苦战的红军战士第一次露出胜利的笑脸。　　　　
　　　　在遵义，红军得到了休整，党中央也难得有了一段平静的时光来总结长征以来乃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教训。　　　　
　　　　1月15日，在遵义城唯一的天主教堂里，红军总司令朱德发表了演说，以纪念被杀害于这天的德国共产党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不失时机地对广大红军战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也就在这天，在国民党贵州军阀柏辉章的住宅内，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1月15日晚饭后7点钟，20个人，他们当中有王稼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林彪、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陈云、刘少奇、杨尚昆、李卓然、李富春、伍修权，也有博古、李德、何克全等，来到了柏宅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屋内是普通的灰泥墙，红木色的地板和门窗，屋子很空，天花板上吊挂着一盏煤油灯，中间放着一张破旧的桌子，25把形状各异、大小不一的椅子大致摆放成一个半圆形，还有一只小铁火炉，以及几个摆得颇为得当的搪瓷痰盂和烟灰缸。间或，警卫员进来冲茶倒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20人在这里开会，是为了正式确定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和红军长征的方向，但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则是为了改变中国革命的领导方向和命运。　　　　
　　　　屋子的正中间坐着三个人，他们是博古、周恩来和毛泽东，在三天的会议中，他们始终坐在那里。会议的主持人就是这三人当中的一个——26岁的中国共产党书记博古。　　　　
　　　　博古，长得很瘦，戴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因此人们称他为“黑面木耳”。他看上去很精干，不过这时倒显得有些疲倦。博古早年在上海中国共产党主办的一所大学学习，因英文不错，被送入了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四年中，他与共产国际十分信任的王明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来，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他回到国内，主持了中共中央的工作。　　　　
　　　　德国顾问李德坐在门旁边，他的椅子放在一个十分别扭的地方，似乎是放在一个被告位置上，翻译伍修权紧挨着他坐着，伍修权也感到特别的别扭。　　　　
　　　　博古首先发言，作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报告。在报告中，博古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只字不提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显然，博古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引起了大家的不满。第二个发言的周恩来，对博古的报告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政策不对头，特别不应当打阵地战，他认为这是造成红军失败的关键原因。周恩来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批评，丝毫没有推卸责任。　　　　
　　　　周恩来的发言，使李德感到了不安，因为周恩来的发言表明他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一言九鼎”的红司令乱世英杰（4）

　　　　毛泽东开会一向都是最后发言，这次他一反常态，在周恩来发言之后，他作了长达一个小时的发言，比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