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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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走马灯似地来回忙碌、写书的事也就一再搁置下来。直到一天深圳有一位叫王星的先生来访，讲到即将在深圳的一次文稿拍卖：
王：我们想在深圳举行一次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文稿竞价？搞得成吗？
王：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提高文化的地位，从而使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我们想搞一次文稿拍卖。希望你能参与、支持这一个活动。
我：哦。那肯定我的书价格最高喽！（笑）
王：（笑）所以我们想得到你的一本书。
我：我没有书。只有一个标题。给你们一个标题吧。可以吗？
王：标题也可以。什么标题？
我：“我的六次危机”。（突发奇想）不，“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拿出纸来，在纸上写下“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又一想）不对，富翁是男的，应该是：“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婆”。
王：“富婆”太老了，叫“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吧。
我：（开心地大笑）好啊！“富姐”不好念，叫“姐儿”吧。
大家开怀大笑，我叉掉“富翁”的“翁”字，写上“姐儿”。于是就成了今天这本书的副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事过之后，我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文稿拍卖的新生事物恐怕是搞不成的，尤其是在深圳——人们称为“文化沙漠”的地方。中间，王星曾几次与我联络，大约是两三次吧，要求我写什么委托书之类，我匆匆写了之后传真过去，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几个月后，突然一天翻阅报纸，看到一个大字标题：“刘晓庆的《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拍卖了十七万”。十七万！和我几年前牵扯到的一个偷税官司数字一样。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又听到消息说变成了五十万、八十万，又过了一个月，组委会请我去了深圳。
在深圳，又一声拍卖的槌声敲落，我的书拍卖了一百零八万。说是我的书，准确地说其实只是一个标题，因为我还只字未写。
就像是鸭子上了架，这下子非写不可了。
第一章第1节 歪打正着（1）
铺开纸张，坐在桌前。脑海中奔腾汹涌，一时间难以平息。和写《我的路》时一片空白相比，十年来增加了太多的内容。想起那会儿小小年纪居然感叹“做人难。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做单身的名女人难乎其难。”实在是幼稚可笑得很。无病呻吟得很。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岁月倥偬，转眼间我从一个小女子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我拥有了一切：金钱、声名、地位、成功、美貌、健康，同时我还拥有温馨的家庭、理想的爱情。
可这是怎么回事？就像月亮，表面看上去皎洁、光明，高挂在天上，而在月球的背面，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充满了凄清和悲凉。
记得一九九一年初，香港卫星电视中文台为我拍摄了一个《中国影后刘晓庆特辑》，并且安排了我与台湾记者越洋对话。其中有一个记者问我：“你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是什么？”我回答说：“成为一个电影演员。”记者又问：“那么你认为最不幸、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我说：“成为一个电影明星。
究竟是什么时候我成了电影明星？哪一天？哪一时？我记不清了。我是明星吗？
事实摆在面前：这么多炫目的光环，这么多的污泥浊水、重重苦难。哦，电影是一门多么残酷的事业啊！
我承认，我曾经有过十分飘飘然的时刻，在我的少女时代。当我拍完了第一部电影《南海长城》，人们一见我便叫我“甜女”的时候，在我拍了《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一出门满大街人叫“刘晓庆”的时候，当第一次看到人们蜂拥而至，只是为了得到我的签名的时候，当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中国最有权威的电影杂志《大众电影》封面的时候，云里雾里的感觉遍布我的全身。
时常看任何电影杂志，观赏任何歌舞表演，或是坐在放映间里，我都为自己是一个电影演员，从事电影这个艺术王冠上的明珠这一事业而感到无比自豪。“无比自豪”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也是在那些时刻才真正深切领会到的。哦，当时的我是多么陶醉而怡然自得啊。
我想，每一个成功者都经历过我当时的过程。
从影近二十年，看到银河星空无数璀璨的明星殒落，有些只划过一道闪电便瞬息即逝，才为我当时所处的环境而后背直出冷汗。
失败的考验固然严峻，经得起成功考验的人更少。能够从跌倒处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再继续前进的比经得起成功的概率要高，甚至高得多。
年纪轻轻由于过早成功，背上了包袱或是被社会定了型或是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或是很难再超越以前或是觉得已经足够而“范进中举”的大有人在。从一定意义上说，成功是对成功者的一种扼杀。
尤其在电影行业，绝大部分成功者在成功之前都是不能随自己的心愿选择剧本的。有一个拍片机会已十分难得，根本不能也不敢提出异议。也许第一部戏的角色并不是他（或她）的所长，只是勉为其难而已。稀里糊涂地努着劲拍完了第一部戏，凑巧由于导、摄、美等各方面配搭十分出色在精致的包装下得到了成功，于是各种赞赏、各种荣誉便迅雷不及掩耳地滚滚而来。刚开始还怀疑自己是否真如大家所赞誉的那样高与天齐，可日子久了，时间长了，泡在一大堆逢迎动人的词藻当中，就成了“三人威虎”的故事了。
知道“三人成虎”的故事吗？
某甲从街上跑来，告诉某乙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某乙大笑，根本不信。又跑过来某丙，告诉某乙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并且色泽斑斓。某乙将信将疑。又跑过来某丁，说大街上有一只老虎，张牙舞爪要吃人。某乙大惊失色，扔下背包行囊屁滚尿流地逃走了。
三人尚且就能成虎，那么百人呢？千人呢？上万人上百万人呢？岂不是飞沙走石、山走路水倒流？
那些成功者都是涉世之初，还不具备辨别能力当然也没有抵抗力，于是自己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一个伟人了。甚至比大家认为的还要出色，还要不得了，也就把第一部也许不是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当成了自己的所长，背上了成功的包袱。他（她）们不敢超越自己，不能否定过去，深怕砸锅，唯恐失败，只有接二连三地重复，直到观众狠狠地将他《她》抛弃。而实际上，可能他们真正的才华还没有发挥，真正成功的时刻还未来到便彻底完蛋了。
还有的成功者，侥幸在一部戏里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于是社会及电影界便蜂拥而上，抢先将他（她）定了型，只允许他（她）演同一类角色，不认可他（她）的创新，于是也将一些真正的天才扼杀。
一九八○年，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开始在全国颁发选票。
当时的中国电影与现在的形势截然不同。
在那时，电影是中国老百姓唯一的一项文娱活动。没有电视，没有卡拉OK，没有舞会，没有生意从而也没有钱赚，在此之前甚至都没有电影，“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电影整整停止了十年。
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新一代的电影演员，我们都来自四面八方，绝大部分都没有经过专业表演训练，纯属“在野党”。可是电影，作为艺术王冠上的明珠在中国独霸天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一代的电影人，在当时实实在在地拥有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观众。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看电影、不喜欢电影，我们的作品占据了中国老百姓相当部分的时间，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对他们人生的一个时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活动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此之前，“百花奖”只举行过两届，“文化大革命”停止十年之后，第一次恢复“百花奖”的活动，而“金鸡奖”还没有诞生，作为中国电影唯一当然也就最有权威的电影奖评选覆盖了中国大地每一个角落。
印有选票的那一期《大众电影》被抢购一空，《大众电影》编辑部专门重印了几次也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专门就他们手中仅有的几张，甚至是一张大众电影“百花奖”选票展开几天到一周的讨论，第三届“百花奖”评选成了举国上下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
而我当时拍完了《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并且已在电影圈及全国范围内放映过了。
根据“百花奖”规定，凡是本年度在国内公映过的影片都具备评选的资格。这么说，我有三部影片，也就是有三个角色可以参加竞争了。
有消息说，我是本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的热门人选。而我的几部影片从各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都是众口一词，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第一章第2节 歪打正着（2）
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收发室，每天观众给我的信件、邮包堆积如山，我不得不用麻袋去装。天天到北影来找我签名的、找我要照片的、向我表示崇拜的、爱慕我的、想跟我谈恋爱的、抱着被子蚊帐来跟我结婚的等等，络绎不绝，使传达室的大爷烦躁不堪。
而我只要在北影厂区内行走，处处都看得到以汪洋厂长为首爱才如命的北影人给我的春风般的笑脸，他们不管跟我熟不熟是否跟我见过面，都会停下来对我说；“你演得很好。”“你将来前途无可限量。”
我自己本身呢，正是处在腾云驾雾的时刻。虽然我还未调到北影，我与丈夫的家庭关系不算和睦。
可想而知，我对第三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怀着极大的憧憬及向往，并且在内心深处，下意识地存着捕风捉影的希望。
我天天向《大众电影》的一位摄影师——我认她为我的内线，打听选票的情况，我得知她们为拆选票，编辑部的员工加班加点，熬更守夜，辛苦备尝。
她告诉我，我的选票与另一位演员不相上下，编辑部的人都说我们俩之间谁没有得奖都怪可惜的。我提议她选十张票作抽样调查，拜托她第二天将结果告诉我。
第二天等不及我打了电话给她，她告诉我已抽样过了，在这十张当中我的选票要多一张，我欣慰了一些。在煎熬之中又过了几天再打电话给她，她兴高采烈地告诉说我的得票遥遥领先。
那时，我已结了婚。我和丈夫住在平安里的一个又黑、又暗，没有自来水也没厕所的阴暗平房里。丈夫的父母住在和平里中央乐团宿舍，两位长辈都是中国音乐界卓有成就的音乐家。平时我们在小黑窝里住，只礼拜六晚回他父母家。
在离他父母家不远，《中国电影周报》的总编李文斌（当时他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住在那里。我还未调到北京，既没有亲人也没有几个朋友，李文斌一直关心我，他的家离我公公、婆婆家又近，于是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
自然“百花奖”是我们唯一的话题。他和他夫人一起替我分析形势、预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