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白录-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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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别人给了我一袋鲜枣，我把它带到现场，在拍摄间隙我大饱口福。一边吃一边把枣核扔进一堆来信的信封里。
正吃得津津有味，那边制片喊拍戏了，于是匆匆忙忙站起身跑到镜头前。因为全是拍的脸部特写一直没有注意到手，直到收工卸装时才发现有一枚戒指丢了。
由于每天戴的戒指太多我甚至不记得丢的那只戒指的长相，只模糊记得好像是一只玉的戒指。化装室里炸了锅。
大家都吓坏了。据说那只戒指值五百块钱。
所有的人都去拍摄现场找，黑灯瞎火点着打火机照着手电筒爬在地上到处乱摸。弄了个通宵还是没有找着。理所当然，这枚戒指我要赔。
我头都大了。每个月五十元的工资，成天挤死拚活地干，还得自己掏饭钱，现在丢了戒指还要我赔五百元！我上哪儿去找这五百元钱？
我绝不赔。再说我根本不可能赔得起。虽然想是这么想，可是头上就像悬着一把剑，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想起戒指看见戒指就会心里一沉。
这件事一直到外景拍完了准备回北京才弄了个水落石出。
回北京的前一天大家都忙着收抬东西。我想把那一大堆的信件给处理了，于是点了火到外面去烧。一封一封扔进火里，突然感到有一个信封疙疙瘩瘩的，凹凸不平。心想又是观众寄来的什么小玩意儿，肯定是不喜欢才没有拿出来。
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倒空了信封：原来是一堆枣核。只是在枣核中间一道绿光一闪，出现了我丢失的那枚戒指！一定是我那天吃枣扔枣核时由于信封窄手伸进去困难，于是戒指就掉进信封里了！
至此，这场戒指的风波才告平息。
那个时候，我尝尽了没有钱的窘困。我在国内国外电影交流认识了不少朋友，当他们到北京与我联系时我绝不可能请他们吃饭；假如他们请我吃饭我也不敢轻易答应，因为我没有钱坐出租汽车，但我由于有名大家会围观也不能坐公共汽车。
我看到过意大利影星索菲亚•；罗兰的一张照片。那是在她自己的住所。在我眼中她的住所简直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豪华、气派。索菲亚•；罗兰站在大厅正中，拿着一只酒杯……
我看到这张照片时犹如灰姑娘看到了公主，觉得那是我们这辈子不可望也不可即也许人世间根本就没有的生活！当时的我简直无法想象这一切。
就像是我们平日所讲的一个故事：一个乞丐又冷又饿在寒风刺骨的大街上，一边走一边心里想着：“要是我现在是皇帝就好了，我可以坐在温暖的炕头上，吃宫女们端来的热稀饭。”
可是我不是乞丐。我是中国的大明星。毫不夸张地说，我已是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不是数一就是数二的大明星。可是我的情况跟乞丐也“大哥别说二哥，彼此都差不多”。
记得那时我特别想吃鸡。可是我买不起鸡吃。导演李翰祥的太太烧得一手好菜时常叫我和陈烨去吃，可是我们不敢。
他们是香港人，与他们接触多了会有人向上级打小报告。不能为了吃鸡惹出政治上的麻烦。
尽管我贫困交加，但我仍然红得发紫。在我所到之处总是受到老百姓自发性地大规模欢迎，每天为了拍戏不得不动用许许多多的警察……同时，无数的应酬、活动在邀请我。
在这当中，有许多邀请是请我去参加演出。
除了拍戏所有的应酬活动我一律拒绝。演出也不例外。没有时间，没有心境，何况……也没有衣服穿。
每次参加活动还不够我累的，总是东拼西借，花上半天时间打扮，再不就费尽心思在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配出花样来。等收拾得差不多了也就快累死了。而且每次都提心吊胆生怕“漏馅”，不仅自己狼狈，周围的陪同人士也替我出汗。难怪李秀明有一次对我说：“我再也不想应酬，也不想出国了，太难堪了。”
演出也是一样。我也没有演出服。再说，我是电影演员没什么可演的。不去不去不去。全部电话一概不接。
可是，全国各地邀请我演出的电话、电报仍然络绎不绝。
第三章第16节 初次“走穴”（1）
一天，摄制组所在的西苑宾馆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是来请我去演出的，地点是河北邯郸。我生硬地告诉他们不去，态度十分恶劣。他们没有冒火。仿佛我的反应在他们的预料之中。
他们说这台晚会请了当今中国的所有名演员，接到的任务是一定要我出场。我坚决、果断地频频摇头。
他们对视了一眼，然后其中一人突然说邯郸演出可以一场给我报酬五十元。五十元！这可是一笔大数目。
“并且四天演二十五场。”那人继续说。二十五场，每场五十元！我脑子里虽然一时转不过弯来，但心里已明白这是巨额财富。
最近文艺界正风闻有演出团私下拿报酬，每个演员每场二元，刚听到这个消息时觉得二元已经太多，没想到现在给我的价钱是每场五十元。
五十元是不少，已经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可是我演什么呢？又没有衣服穿，还不够丢人现眼的？再说我正在拍戏，还是大主角，摄制组肯定不会放，就是我点头答应也白搭。
“不去。算了。”我又摇了摇头。然后站起身送客。那个时候，金钱的诱惑力对我来说还没有那么巨大。“我们明天再来。”他们两人走了。
我照样拍戏。照样烦躁。照样贫困。照样想吃鸡却没有鸡吃。照样打我的地铺。
他们第二天没有来。第三天来了。一见他们，我又摆出冷若冰霜的样子。前天的谈判我已忘了。心里最初的一丝悸动已荡然无存。任性的我什么事只能趁热打铁，几天之后黄花菜全凉了。
他们继续顽强地说服我。累断了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我仍旧摇头、摇头，头晃得像一只拨浪鼓。晃得我自己的头都晕了。他们没有停歇，快速而坚定地告诉我说当地可以给我每场一百五十元，只要我同意去。我停顿了两秒钟。
在重赏之下没有人能保持沉默。我立刻点头答应了。
然后我们坐下来讨论细节。怎么去？更重要的是钱怎么发。由于每个演员都是五十元，就我一个人一百五十元，保密工作要严而又严。最后，唯一的问题是我的假期了。哪一天可以去演出？加上来回路途一共要六天的时间。我告诉他们听我的通知。
他们走后，我躺在床上假寐了一会儿。脑子里兴奋莫名，心跳得一塌糊涂。从没有做过这种事。
这算不算是不义之财？我该不该拿呢？
可是不管怎么说，钱也好，这件事本身也好，对我都充满了刺激性。我跳下床，去找副导演。
副导演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平时我们私交很深。我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最后着重强调说是“有——钱——的”，让他务必帮忙把我的时间排开。我知道这让他十分为难，可是我非去不可。在我死乞白赖的纠缠下他终于勉强答应了。
火车向前开。轰隆！轰隆！与每一次坐火车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参加演出的演员们，挤在一个个的软卧包厢里，促膝谈天，兴高采烈。许多伟大的开端都是平凡而普通的。
十几年后的今天，想起那次的邯郸之行，总觉得其实那列火车是载着我们奔向阿里巴巴装满宝藏的山洞，在邯郸的演出中我们齐声唱出的是那打开宝库的咒语：“芝麻，开门吧！”
车厢里，王洁实、谢莉斯、姜昆、李文华、唐杰忠、苏小明、吕文科……全部当时最红、最火的名演员，都在一起。
与大家打了个招呼，彼此心照不宣，多少有些不好意思。
平日在文艺界以骄傲、清高出名的我，此时在演员们的眼里也不过是凡夫俗子，也为五斗米折腰，心里真是羞愧难当。
一反往常张牙舞爪的个性，文文静静地找到我的铺位坐下，半天才回过神来。对面坐着的是谢莉斯。
谢莉斯是我的老乡，也是四川人。她与王洁实的二重唱那时正红遍大江南北。
“我演什么？”我问她。
“……你报幕好了。”想了半天，她回答说。
反正是挣钱，又不是拍电影。我心里自己给自己说。
可是报幕已经有人了。出发之前已经告诉过我。“你唱歌吧。”谢莉斯热情地提出主张。
“有你们那么多的歌唱家我还唱歌？”我喊起来。谢莉斯赶紧安慰我：“不一样嘛。大家喜欢听你唱。”
到了邯郸，已是中午。下了火车直奔剧场，离开演时间已经不远了。演员们刷牙，洗脸，梳头，化装，一通忙乱。我还得四处寻找乐队负责人跟他商量在车上想好要唱的曲目。幸好我是音乐学院附中的高材生，此时全派上了用场。找来几张纸，腿踏在凳子上，一边哼一边写乐谱，写完后再抄写几张，五个人的乐队至少得三张。刚把乐谱发给乐队，观众已经进场了。
演员们群情激奋，斗志昂扬，一个跟着一个上台。剧场里热闹非凡。那种阵势使我在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时干劲恐怕就是这样的冲天吧？
大家目的明确，知道为什么而干。
该我上场了。剧场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在邯郸连电影演员也看得到，观众们喜出望外。
我行了一个礼，开始唱歌。我的歌唱生涯也就从那时刻开始。此后我的歌唱水平日臻成熟，录了五盒歌唱磁带，其中《刘晓庆的歌》还获得了太平洋影音公司颁发的“云雀奖”。
我的歌声有点像鸡脖子被踩着了，在过门时赶紧咳嗽几声，再唱时只看见钞票在乱飞。一百五十元！一首歌一共不到十五句，一句十元钱！钱太容易挣了。
唱完歌，我又行了个礼，拐脚拐爪地在稀稀拉拉的掌声中下场。虽然觉得有些丢人但立刻原谅自己说我是电影演员不是歌唱家接着很快被已挣到一百五十元的兴奋所替代。
大家都喜气洋洋。每个人心里都明白是为什么。因为感受是共同的。
一场，二场，三场……第一天就演了四场。没有人喊累。
第二天开始演五场，连续演三天。
我每天写新的乐谱，唱新的歌。我节目获得的掌声远远没有报我的名字时热烈，我直埋怨是歌选得不好。
一台演出全是唱歌，除了两对相声外，连我这个电影演员也唱歌。乐队拉手风琴的手都拉肿了，手背上起了一个大包。可是没有人打退堂鼓。更没有人临阵脱逃。大家还都要求加场。
我们几个在后半场演出的演员更是不一般。演完后立即小车接送回宾馆休息下一次快到我们上场时再来，免得换场时被观众围观，我们都像吃了兴奋剂。
很快，最后一天到来了。
第三章第17节 初次“走穴”（2）
从第一场起，大家都变得比往常严肃，不苟言笑。我们都在等着那重要的时刻。当然，就是那发钱的时刻。
下午，这个时刻开始了。前台仍然走马灯似地表演着节目，后台演员们轮流走进地下层的剧场办公室。
我是最后一个被单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