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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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毛泽东在信中没有用“党中央”的名义而只提“我和我的革命战友”，这本身已经说明了他正在把刘少奇从他的行列中往外清除。这种发展趋势难道还不清楚吗？
主席台上，刘少奇还在继续他的讲话：“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在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另一点，我讲一下近四年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主要有：关于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关于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发扬群众路线的革命传统的问题；关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号召；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关于打破洋框框，走自己工业发展道路的问题；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体系……”
江青愤怒地说：“你们听，这都是毛主席的一贯指示和决策，他都恬不知耻地贴到他脸上去了！”
“这个人很不自觉，不用重炮猛轰他，他是不会自动下台的。”张春桥说。
“刘少奇想混水摸鱼！”关锋也说。
姚文元凑上来：“我看不给他施加压力，他不会主动作一份像样的检查！”
“你们布置一下、分组会上见！”江青下达了战斗命令。
在这些人眼中，唯有江青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权威。
当毛泽东特意让陈伯达讲话时，他矜持而又有点不安地站了起来。已经没有什么退路了，只有豁出去，他硬着头皮说：“我只讲个人的意见，说一说工作组这种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对革命的？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这一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作了裁定，我完全同意毛主席的决定，完全同意毛主席的看法，即工作组是起了反对革命作用的坏形式，是完全消极的东西。他们保护了走资派和黑帮、黑线人物，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老爷作风。”
姚文元小声说：“老夫子今天倒硬气起来了，敢公开和那几个人顶了！”
“有毛主席在那里坐阵，他再不挺起腰杆子能行吗？”张春桥说。
毛泽东早在两天以前已在他那幽静的书房中读了这份提纲，他向后倚着身子，凝视着天花板。坐在后面的张春桥小心翼翼地点燃了一支中华牌大号过滤嘴香烟。王力擦了一下他额头上的汗珠，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的陈伯达。陈伯达清了清他的嗓子，双手握着被汗水浸湿了的讲稿，继续讲话：
“为什么有些人会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这种错误呢？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自己的官做大了，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现实，不愿意听取群众的意见，把自己当作了诸葛亮，把人民群众当作阿斗。这是他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关锋暗暗笑了。他看不起陈伯达，特别看不起他那副装腔作势的学究架子。他瘦高个子，长方脸，眼角已出现皱纹，粗黑的眉毛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示出他的刚毅和心机。他对王力说：“伯达的调子偏低了。这个人总是在关键时刻摇摆。这种场合和时刻，应点到路线上，是路线问题。”
王力说：“看样子他有他的难处，要当政治局常委了嘛，总不敢过分得罪那几个人哪。唉，政治斗争奥妙得很哪。”
关锋在说话的空儿，总是偷偷地观察着江青的表情。他们是在看她的眼色行事。他尤其知道，在目前的条件下，她的确是一支非常灵验的毛泽东的政治倾向的测温表。
连续两天的讨论，使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感到头脑昏昏，神经处于高度的紧张之中，他很想找刘少奇谈一谈，究竟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个搞法，他要让国家主席给他说个明白，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哇！
在8月2日下午、3日下午大会上，许多部门和省市的负责人都在发言中就工作组问题作了检查，当毛泽东问他“刘澜涛你通了没有”时，神使鬼差，他竟回答：“我至今认识不到工作组错在什么地方，我们在土改、四清时，不都派过工作队吗？为什么他们不错偏偏我们就错了呢？”
毛泽东脸色微微一变，正色道：“工作组镇压学生难道没错？把那么多学生打成‘反革命’难道是正确的吗？如果你们还追学生们的后台，那这个后台就是我！什么人和学生们过不去？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你们站到什么立场上去了！”
周恩来插话：“主席把问题说得这么严重，就是要使大家猛醒，赶快回头。”
“现在轮到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了自己的命令。成什么体统？”毛泽东说，“中央对学校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性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陈伯达说：“共产党如果不依靠群众，那还叫什么共产党？”
毛泽东瞪了刘少奇、邓小平一眼，哼着鼻子说：“别看有些人唱高调，其实挂羊头卖狗肉。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了。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还唱什么高调？还有人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岂有此理！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天天下去蹲点，征求意见。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比如，工作组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就是镇压！是恐怖活动，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6月20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我看，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也就是北京公社宣言。大呜大放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奇怪的是，李雪峰的报告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反对学生贴大字报，这是什么立场！”
李雪峰的脸色刷白，似乎惭愧地低下脑袋。
毛泽东神情格外激动：“还有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该严肃处理。”
刘少奇这时猛然站起来：“主席，这事不能怪他们，我当时在北京，我应负主要责任。”
毛泽东冷笑道：“你在北京搞专政嘛，专得好！”
“有几个牛鬼蛇神有什么了不起？”叶剑英冲着刘少奇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
毛泽东把桌子一拍：“要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这话使所有的与会者都震惊了。
毛泽东在党内具有无与伦比的威望。他的智慧，他的功绩，他的经历和他的政治家的气魄，足以使他有权说出自己想说的任何话，要想与他争个高低输赢都是不可能的。
不仅刘澜涛，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清醒地知道这一点。当毛泽东使人目不暇接地亮明了政治生涯中的红绿灯后，刘澜涛还是犹如置身于梦幻之中。
他没有给中南海福禄居的主人打电话就命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那里，几个警卫只是抬起头来看他一眼，就让他进去了。对于中央局第一书记直接造访国家主席，特别是刘澜涛来访，他们早已习惯了，因为他更是刘少奇家中的常客。
刘少奇、王光美一听他来了，却暗暗叫苦不迭。出于礼节和情谊，他们只得让他进来。
刘澜涛进了房门，径直向客厅奔去。他多么希望和国家主席说说心里话呀！精力充沛的国家主席，一定能够走出眼前这种政治上的困境。对此，他感到有信心，因为毕竟他们是多数呀。
“我的天，”王光美叫道，“你怎么在这个时候又来了呢？”
“我作为一个党员，向中央副主席汇报一下工作又有什么不可以呢？”听见这个刺耳的声音，刘澜涛也是一副苦相，“又睡不着，连服几次安眠药也睡不着，自打开会以来我就没睡好过一天。光美同志，你这第二夫人可理解我的心情吗？”他过去就经常这样称呼她，并不带任何贬褒。
刘少奇的脑袋也是疼痛不堪：“你不了解光美的苦衷。主席这两天连续找我谈话，让我保证在中央全会期间不搞背后活动，不搞两面派行为。为了不使问题出现复杂化，我在会议期间不想见任何人。当然会议中除外。”
“我找你并不是要搞什么阴谋活动。现在，主席你听着，我有一个人，我想要你们与他见见面，谈一谈。他是我最好的部下，你们可以找他谈一谈。他很精通古今中外的政治，他会拿出很好的办法帮助你的。”
王光美抢先回答：“不，少奇同志是不会接见任何人的。我们在主席的批评下要拿出一副好一点的样子来，不许对他应付。”
听到这句话，刘澜涛大吃一惊，说：“你们怎么胆小、怕事，你当我说的这个人是杀手刺客吗？他只是一名教授，一个手无寸铁的文化人！”
“你真太愚蠢了。”刘少奇坐在椅子里如同一尊毫无主气的雕塑，“这场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队文化界开刀的吗？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参加会议，不要和毛主席发生顶牛，你在会上的那番态度只会使问题复杂化。至于下一步的检查或退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准备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向刘澜涛通报了如下即将出现的情况：明天，即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将发出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毛泽东还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了批示：“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
刘少奇心情沉痛地说：“主席就这些文件发出在征询我的意见时，明确地说：‘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错误不影响政治上的前途，只要不搞阴谋活动，文化革命一结束就可以重新组织机构继续主持卫作。’我相信毛主席的话，所以我不想在此问题上再作任何努力。”
刘澜涛压低声音说：“你的这些心情我理解。主席在会上一再强调这次运动要重新审查干部，我是担心有人又要利用我们的历史状况作文章。”
刘少奇一怔，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犹豫片刻，说：“不过，这个问题是经过中央和组织部门多次考察和审查的，毛主席是不会不同意中央的有关决定的。”尽管活是这样说，他的思路还是倒回来了。不过，他预感到了此事的最大麻烦是，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比现状更为悲惨的后果。当他们开始对每件事情提出疑问的时候，寻找潜在的因素和动机，一旦被没有那番经历的那些人获悉，他们肯定要从这里打开缺口。
刘澜涛之所以冒着一定的风险来这里，都说明他们已把此段历史作为了他们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那是1935年11月后，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在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任北方局秘书长兼刘少奇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