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脸()-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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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怎么处理，备案呗，保留十年后，扔。”于自勇一边欣赏着“夜巡英姿”照，一边心不在焉地回答。
“真是拿那个叶馨没办法，简直一点摄影的常识都没有了。”
一听到“叶馨”这个名字，于自勇抬起了头：“你不提我倒还想不起来呢，那叶馨怎么样了？还在精神病院住着吗？你们同学中有没有什么消息？”
游书亮叹了口气：“这叶馨，说来还是我的老乡呢，很出色的一个女孩，不知道是中了什么邪。我们最近在精神病总院见习，两天前还见过她，挺可怜的，本来就没几斤肉，又瘦了不少。据说原来负责她的一名很有名望的大夫忽然自杀了，够邪门儿的。”
于自勇惊道：“我听说那个大夫自杀的事，据说也是跳楼，他竟然是叶馨的医生，是够邪的！”
“我是真不知道叶馨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回那档案是怎么个说法？对叶馨的治疗有帮助吗？”
于自勇摇头说：“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东西，怎么会对她的治疗有用？我们前不久已经把那摞档案还给档案馆了。”
游书亮闻讯，即觉得失望，有感觉轻松，毕竟不需要有任何“作案”动机了。他告辞而出，准备找个公用电话，发个传呼给欧阳倩，让她死了看档案的心。刚走到楼梯拐角，听到后面有人在叫他：“你慢点走，我想知道一些叶馨的情况。”
回过身看时，只见一个汉子站在他身后。那人四下环视，似乎是确定再没有别人在附近，又说：“我认识叶馨，有些很重要的事想问你。”
游书亮将信将疑地盯着他：“你是……”
“我是本校的一个司机，姓彭，请你跟我到我办公室，我想了解一下叶馨现在的情况。”
游书亮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跟着司机小彭进了司机值班室。
“因为是邻居，我跟保卫科非常熟，刚才就在他们值班室里和干事聊天，听见你在里面的办公室里和于处长谈起了叶馨，就忍不住来问你，叶馨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在精神病院？恢复了吗？或者说，她是真有问题吗？”
游书亮心想：“你是什么人，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么具体的情况？”但他看见小彭脸上挂着真诚的关切之色，又觉得这司机可能真的认识叶馨。
“叶馨目前还在住院，我是她老乡，也是很好的朋友，个人认为她可能真的有些失常，但还在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很想帮助她。”他索性照实说了。
“你是不是江浙一带的生源？”
“是啊。”
“我听你口音可以大致听出来。可是当时叶馨和我交谈时，因为普通话说得好，我没能听出她是江南人，这下可糟了，她住进了精神病院，完全是悲剧的重演。”小彭不安地踱着步。
“你说什么呀？为什么说是悲剧？不要那么吓人好不好？你到底是谁啊？”
“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就是个司机，但是我一直很关心‘405谋杀案’。那天，叶馨来采访于科长，想多了解这个谜案，我就私下里和她谈了谈。而她正是因为听了我的一个线索，去了宜兴，而就在她的那次江南之行中，‘405谋杀案’唯一的幸存者沈卫青神秘地坠楼了。叶馨回来后不久，就被送到了精神病院。这件事让我感觉非常压抑，觉得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葬送了沈卫青，同时，眼睁睁地看着叶馨走上绝路。”小彭又将自己为什么如此关注“405谋杀案”的原由说了一遍。
听着听着，游书亮的小眼睁到了最大，开始有些理解为什么叶馨会如此执着于查访“405谋杀案”，显然并不是仅仅因为那些“幻觉”。他见小彭脸色悲戚，忙说：“你也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糟，叶馨不见得是走上什么‘绝路’，听上去太宿命论了。”
“不是我想提倡什么宿命论，只是不巧，这偏偏是个规律，405，江南女孩子，精神病院，坠楼……”
小彭每说到一个词，游书亮的心就颤一颤，沉吟道：“虽然我还是不完全同意你的归纳，但就叶馨现在的情况来说，我们的确要认真地帮她。”
“是啊，我刚才听到你提起‘档案’，就感觉你可能还在进行什么调查，是不是我自作多情了？”
游书亮忙说：“怎么会，我是在调查，是在设法帮叶馨，只是无从下手。那档案是一个线索，叶馨看过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想找来看看，会不会真的和‘405谋杀案’相关。”
小彭停止了踱步，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似乎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终于说：“我看过了，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摄影协会的铁皮活动房里，游书亮和欧阳倩正在焦急地等着小彭的到来。原来峰回路转，小彭告诉游书亮，保卫科“抓获”了叶馨后，他听说这名和他交谈过的女生潜入了学校档案馆，在夜半苦读很久以前的一份档案。他进出保卫科自如，和在自己的办公室一样随便，正好保卫科里的干事大多不是训练有素的公安人员，警惕性有待提高，竟让他得了个机会，抱走了那摞“月光社档案”。他看着厚厚的卷宗，知道短时间里读不完，就狠了狠心，花了好几十块钱，将所有的内容都复印了一遍，很快又将档案放回了原位，自己回家细细阅读。
时近黄昏，小彭终于夹着一个公文包出现在门口。
三个人没有多费唇舌，将档案摊开，小彭因为已将全文通读，嘱咐了几句后，便到活动房外吸烟。
因为曾听叶馨多次提起那日记本，欧阳倩和游书亮便先找到那日记的复印件，从头读了起来。
当欧阳倩读到凌蘅素和骆永枫的婚礼上，其中的一件礼物就是一个即将完工的神奇人体标本时，不禁“啊”地叫出声来：“这再次证明小叶子的确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东西，她真不该去住什么精神病院，我们得想办法尽快让她出院！”
游书亮说：“如果她出了院，还是躲不过6月16日那一难怎么办？”
“这就不用你担心了，总有办法的。小叶子那晚一定要在我家住，我妈已经说了，到那时候用大链子把她捆起来，总安全的吧？”
游书亮皱了皱眉头：“怎么听上去这么可怕？好像跟住精神病院也差不多了。”
欧阳倩嘟囔了一句：“你家才像精神病院呢。”又继续看了下去。日记前面的部分，她已在医院里听叶馨讲过，虽说当时听提将信将疑，毕竟还有印象。当好看到1967年5月23日以后的内容，正是叶馨没来得及读完的部分，便格外专注起来。
1967年5月23日
今天，终于迎来了区里的公审，本校和我一起挨批斗的还有另外两个出身有重要问题的学生，还有附近各高校类似的学生，总共十八个人，被批斗的群众戏称为“十八罗汉”，公审会开到一半，其中一个被批斗的学生就往台下跳，虽然没死，但头破血流，腿也摔断了。
回来时，我的眼镜碎了，浑身是唾沫，膝盖因为跪得太久，已肿了起来。
人生所能遭受的羞辱，莫过于此了吧？
这时候，我突然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月光社”同仁会不约面同地痴求玉碎。首先，他们大概都太过唯美，沉醉于古典音乐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通病？追求唯美的人，承受挫折或者不公正待遇的能力是不是很差？或者，根本就没有试着去承受？再联想起以前学过的那点心里学，这些人无一例外地选择跳楼做为自杀的方式，会不会是一种集体暗示行为，一种趋同性的追求？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有些害怕了，难道自己也产生了相同的念头？
不会的，我还很在乎生命，在乎那些爱我的人。我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所以对任何爱我的人都很珍惜，甚至可以说，我就是为他们活着。
但那样的人似乎并不多，伯父生死不明，伯母已去世了，依依、劲松，还有谁呢？
1967年6月1日
这大概是我写的最后一篇日记了。
原因之一，明天起，我就是被隔离审查了。其实最近我已经被盯得很紧，即便这篇日记，我也是在厕所里写的。这个日记本，我一直放在宿舍楼五楼的那一小间卫生用具室里，那里有几个放杂物的破柜子，堆着许多永远没人清查的破烂旧招贴画到破损的马扎，什么都有。
原因之二，我感觉调查组似乎铁了心要查出我和“月光社”的渊源，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有时我在想：为什么？是不是学校很久没有“大案”可抓了？似乎并非如此。找个理由批斗我？他们不需要任何理由，一句话，我就已经被公审了六次，挨的拳脚和唾沫不可计数。
唯一的解释，有人想让我成为正式的罪人，入狱，甚至枪毙。如果有确凿的证据，我就能很顺利地被从历史上抹去。
我想，我一定是个疯子，即便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想保留这份日记。如果我是个正常的人，应该在调查一开始，就将这日记炼为灰烬。
但我知道我的意识，是想记录下这段日子，记录下“月光社”的清白和挣扎，或许有朝一日得见光明，提醒后人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虽然压力很大，难得的是，劲松还常来看我，和我一起在食堂吃饭，鼓励我坚强下去，不可否认，他的确是我至今仍保持坚强的动力之一。他对我如此，我没有必要向保留任何秘密，于是我将“月光社”的事告诉了他。
另一个知道我是“月光社”仅存者是是依依，但她很久没有出现了。
我可以理解，因为她自己的出身也不佳，又在“铁托”的监视之下，任何继续接近我的行为，都无疑飞蛾扑火。我能感觉她还惦记着我，期待着重逢的那一天。为了这个期待，我会隐忍，即便长期隔离，甚至入狱，我也会像以前的革命烈士那样，“将牢底坐穿”。
今天是儿童节，从调查组回来的时候，看见学校附属幼儿园的孩子们在行政楼前的草坪上愉快地玩耍歌唱，无忧无虑，心里突然酸楚。这些不懂事的孩子，哪里会想到身遭正发生着巨变。同时又想起，当年和劲松两个人，也都是这样无忧无虑地玩耍着。
1967年6月2日
我食言了，又拿出了这个日记本。这个日记本在原地放着，显然没有被移动过。
食言不是罪，但背叛呢？
昨天，调查组突然告诉我：调查已经结束，我可以走了。
近半个月的隔离审查，每天面对的，除了调查员，就只有墙壁。如果我说此刻我还精神健全，那一定是种自我安慰。
我可以走了，但并不代表自由了。调查组的人告诉我，老老实实在宿舍呆着，等着下一步安排。我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调查组的人被我逼问得烦了，终于告诉我说，有人提供了证据，我的确是“月光社”余党。怎么处理我，调查组做不了主，他们自称还算有人情味儿，放我回去，是让我收拾收拾，和家人朋友通个气，做好一去不返的准备。所以回校并不是自由，自然有革命同志监视我。他们同时上报市里，等待处理决定，入狱是至少的，也许会更糟。
我呆呆地站在调查组的办公室里，脑中空白一片，不知道该有什么样的心情，从表面看，仿佛我还舍不得这审查了我几个月的地狱。
失魂落魄地走回宿舍，一路上似乎想了很多，但什么都没想明白。知道我参加过“月光社”的只有劲松和依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