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36-醉眼看金庸-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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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宁陈氏，也是当地望族，清朝雍乾时期，尤得荣宠。于是，海宁流传有这样的传说，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出生之时，被雍正的皇后用自己的女儿换进宫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汉人皇帝”。这样的民间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这其中的满汉血统的矛盾，权位与人伦的挣扎，却是金庸深感兴趣的话题。　　　　
　　　　在故事中引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给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披上传奇的外衣，虚实转换之间，既令读者心理上感到亲切可信，又令读者随作者想象驰骋翱翔，金庸熟读《三国》，自然知道这种虚实之间的妙趣。　　　　
　　　　然而作为一部武侠小说，笔下虚构的人物，其发挥余地自然比历史实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表达作者的独创性。于是，金庸便虚构了他的第一个主人公——书生侠客陈家洛。　　　　
　　　　在陈家洛身上，仍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江南陈家的儿子，他是乾隆的亲兄弟，他是反清复明组织的首领——这样互相矛盾的“复杂身份”带来了他的“复杂性格”，陈家洛在金庸小说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爱，但是性格的丰富性上，却毫不逊色。　　　　
　　　　于是，故事围绕着陈家洛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与乾隆皇帝间的矛盾冲突展开，1955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诞生了，而“金庸”这个笔名，也第一次公之于世。　　　　
　　　　有梁氏小说在前参照，《书剑恩仇录》已经基本摆脱了旧派武侠的路子，虽然仍然沿用旧体诗词回目，但是遣词造句，已经开始走西方小说和新文学的路子。　　　　
　　　　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一部小说起，金庸的武侠中“侠情”结合的特征非常鲜明，在他的作品中，情爱给人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而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侠中，虽然并不具备很高的地位，却是花费大量笔墨描绘的对象。后来尽管有人批评金庸对于女性的描写过于浅薄片面，但是，不可否认，金庸笔下的女性角色，可称得上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各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而在《书剑》中，陈家洛与两位少女的爱情悲剧，更是作品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这两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各异非常典型：才干出众、个性鲜明的霍青桐，和美丽绝伦、天真纯洁的香香公主喀丝丽。在这部小说中，金庸通过陈家洛在两位少女中的抉择，写出了他个人性格悲剧；霍青桐至今仍是他笔下最受喜爱的女性之一，而香香公主虽被讥为“花瓶”、“木头”，但是，对她的“美”的描写，也令人难忘——这样完美无瑕，纯真清澈的女性形象，已开金庸小说中的女性“美”之先声。　　　　
　　　　《书剑恩仇录》1955年开始以每日一篇的速度连载，刚刚开始连载的时候，并未特别受人关注。这也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特征：开局往往平平，之后大幅铺叙，渐入佳境，读者如入宝山，愈入愈奇，愈入愈妙，兴致既起，长盛不衰。一个多月后，《新晚报》洛阳纸贵，妇孺皆闻。在《书剑恩仇录》的读者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又有普通工人，既有八十老妪，也有总角小童。在南洋一带，《书剑恩仇录》甚至被用作说书和广播的题材。金梁并称，一时瑜亮。　　　　
　　　　这一年，金庸三十一岁。　　　　
　　　　《书剑恩仇录》的连载，从1955年一直延续到1956年，在这期间，金庸又被调回《大公报》编报纸副刊。《书剑恩仇录》走红之后，武侠小说家“金庸”名声鹊起，多家报社都向他约稿，1956年，金庸开始为《商报》撰写他的第二部长篇武侠小说《碧血剑》。　　　　
　　　　武侠小说的诞生，与商业完全联系在一起，有许多地方不能避免，例如情节走某些套路，迎合读者的口味需要，以及报纸连载造成的急就章的草率等。但是金庸此后，对待每部重要作品，都力求做到部部有突破，本本有创新，实属难能可贵。虽然《书剑恩仇录》一举走红，他却不愿因循老路，而一直试图探索出新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手段。不断创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后能获得如许大的成功，与他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在《碧血剑》中，金庸运用了倒叙、插叙等诸多手段，塑造了两个“不出场主角”。虽然贯穿全书的人物是袁承志、温青青这对情侣，但是，如他所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一个青史名将，一个虚构奇人，是他这部书中着力表现的人物。　　　　
　　　　《书剑》走的是野史传奇的路子，《碧血剑》中，金庸却开始试图在“正史”与“武侠”的结合上做一个突破。写袁崇焕，完全是用正史的笔法，将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定；而写金蛇郎君，则完全是一个武侠奇人，身负绝世武功和深仇大恨，并与仇人之女发展出一段凄美的恋情，这则完全是武侠传奇中的浪漫故事了。　　　　
　　　　从结果来看，无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焕来得成功。金庸在历史创作方面未能如愿，深有憾焉，1975年修订《碧血剑》时，犹补写《袁崇焕评传》附在小说之后。史传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说，但是《碧血剑》却展示了金庸真正把历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说故事之中，在虚构人物的一人一身之爱憎之后，隐藏着一时一代之兴亡。从《碧血剑》开始，才真正体现金庸引历史入武侠的大手笔与大气魄。修改之后，历史感尤为厚重。　　　　
　　　　当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侠小说家百剑堂主，既都写武侠小说，又是同事，平时来往甚多，于是在香港武侠小说界有“文坛三剑客”之称。《大公报》一位编辑便出了一个主意，开辟一个专栏《三剑楼随笔》，请他们合写一些散文随笔性质的文字在报上发表，轮流刊载。　　　　
　　　　于是《三剑楼随笔》于1956年10月开始，在《大公报》副刊上刊载，每日一篇。　　　　
　　　　关于这个专栏的性质与定位，金庸曾在他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与小说》中做了这样的阐述：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如他所言，金庸在这个专栏里信笔挥毫，无拘无束，看似东拉西扯，其中却蕴涵着他对人生对世事的观察与思考。在轻松潇洒的文字背后，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华。　　　　
　　　　《三剑楼随笔》刊载三个多月后即停止，后来另有结集出版。后来梁金二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各开宗派，而百剑堂主则转行写政论，三人分道扬镳。但他们联手创作这桩往事，不但留下了许多质量相当高的随笔，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桩佳话。　　　　
　　　　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国内“反右”运动的开展，《大公报》身为左派报纸，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思想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对于一生都“以多受拘束为苦”，始终重视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压力渐渐使他难以忍受。这个时候，他依靠写武侠小说和影评散文等的稿费，经济条件已经相当优越，在报纸内部的工作成绩也获得肯定，但是他始终感到与这样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于是，他选择了辞职之路。由于之前有剧本创作和撰写影评的经验，他便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担任编辑。这是1957年。　　　　
　　　　这段时间内他仍沿用“林欢”的笔名，创作了《三恋》、《不要离开我》、《有女怀春》、《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另外，他与程步高联手执导了由陈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怀春》，和胡小峰合导了由夏梦、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抢亲》，都相当卖座。　　　　
　　　　而金庸传说中一段相当浪漫的情史，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据金庸当年在电影公司的同事回忆，他曾爱上一位美丽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睐，则说法不一。传说，这位美丽的女明星，便是当年“长城”的一号当家花旦夏梦。而后来金庸创办《明报》后，为夏梦所写的报道和评论，似乎有意无意地印证了这一点。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金庸之后的小说中的美丽女主人公，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身上，都可看到夏梦的影子。　　　　
　　　　情由心生，本是无可确证的事，但是在这些美丽的女性身上，却的确反映了金庸对于理想女性的倾慕，假若他果真有过全心倾慕的女子，将对于所爱的理想投射于笔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黄蓉，容貌出众，聪颖灵动，具有丰富的性格魅力，被誉为金庸笔下众美之首，或许，也得益于这段朦朦胧胧，不为人知的感情。　　　　
　　　　虽然以电影编剧为职业，但在这段时间内，金庸的创作重心仍在武侠小说上。一方面，这种创作给他带来相当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试锋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觉到了创作的愉悦和兴奋，因此，《碧血剑》刚刚完稿，他又立刻为《新晚报》开始写另一部武侠小说《雪山飞狐》。　　　　
　　　　不停地在创作实践中寻找创新突破，是金庸作为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他成为一代武侠宗师的重要原因。这一次，他把在《碧血剑》中通过人物语言的倒叙和插叙手法发挥到极至，并借鉴了《天方夜谭》中的一个故事由许多人说出的方法，与芥川龙之介小说《密林中》和黑泽明据之改编的电影《罗生门》的表现手法有同工之妙，整个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补全，而每个人又由于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对故事作有不同的阐述，产生相互矛盾悖离之处。这样，一方面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曲折摇曳，一方面每个讲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与故事中人的关系、感情，也在讲述过程中栩栩而现。这部作品表现风格深受西方文学和电影的影响，可说是金庸小说中结构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个被人传诵多年的“开放性”结尾——主人公胡斐迫于误会，不得不与父亲好友、爱人之父苗人凤决战，最后一刀，砍则杀死对方，不砍则自己送命，在这个节骨眼上，金庸竟此搁笔，留下无限空间任读者想象——一时间整个香港都在议论：“胡斐那一刀，究竟砍还是不砍？”　　　　
　　　　而金庸本人对此的说法是：“写到最后，胡斐的矛盾，就变成了我的矛盾，同时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这两人如何了断恩怨情仇，连我也决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无法知道……”　　　　
　　　　对于之前之后写过无数的痛苦矛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说法多少是个托辞。假如他想要给胡苗一人一个了断，无论是悲是喜，都应当会是一个读者能够接受的结局。但是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写法，似乎要告诉读者，人生中总有无数次可能面临两难而又不得不抉择的困境，这个时刻，能做选择权的只有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