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牙-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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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从未有性接触史，更不曾输血、吸毒。直到后来和他同窗两年的一名同学因患艾滋病而生命垂危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曾混用牙具。牙龈出血，不正是对艾滋病毒大开门户吗！
而在牙科治疗中，牙钻里藏匿乙肝病毒、艾滋病毒以及对人威胁很大的各种病毒、细菌的事实已经得到证实。那么，经过严格消毒的“一人一钻”是否就安全呢？
有关专家提出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经过严格消毒的牙钻，在使用中由于涡轮高速运转，会将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口腔中可能有的乙肝病毒、艾滋病毒等一切相关病毒与细菌，“回吸”到牙科治疗的全部水系统中，彻底污染了牙科用水，使经过严格消毒的牙钻喷水里也充满了致病菌和病毒！
据说这样的牙科水污染现象在业界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由于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牙科治疗已经成为医院交互感染的高危领域。
我国是肝炎大国，乙型肝炎带菌者为人群的9。75％，牙钻回吸的污染使问题更加严重，乙肝病毒可由牙钻的回吸进入包括综合治疗水道和储水罐的整个水系统中。一位医生认为，牙科水被乙肝病毒污染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这无法不使我们感到恐慌，因为牙病的发生在人的一生中是不可避免的，而绝大多数人都要接受医院的治疗。
解决办法并非没有。有关专家参照国外的臭氧消毒系统，采用臭氧方法对牙科水系统进行消毒。将臭氧发生器与牙科水系统结合在一起，使水中的臭氧浓度保持在一定水平，使之对细菌、病毒有很迅速的杀灭作用，对人体又安全无害。经过对实施消毒处理后的污染水样进行检查测定发现，细菌学检查计数均为0，对乙肝患者经牙钻治疗后的水道水样检测，乙型肝炎病毒为阴性。
与牙科水系统消毒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对牙科治疗台的压缩空气的污染进行防范。有关专家在研究中发现，压缩空气在牙科综合治疗台中有两个用途，一是将储水罐中的水压出管道，二是供给水汽枪，直接进入患者口腔。而经过空气压缩机和储气罐排出的气体中，往往含有大量细菌。如果在压缩空气罐的出口处安装过滤精度为直径小于0。01微米的过滤膜，即可滤过空气中的大部分细菌，从而解决了压缩空气的污染问题。
不过，也有牙科专家对上面的说法持置疑态度，认为上述看法是基于商业目的炒作。在有关牙齿治疗和乙肝、艾滋病的传播有何关系方面，专家间还存在很多认识上的分歧。
对于普通的患者来说，没有专业知识，没有能力去对牙科治疗台进行鉴别与检测，所能做的只是，千万不要和别人共用牙刷和牙具。选择能证明医疗器械消毒绝对安全的诊所。
但是对于专业医生和专业医疗机构来说，专业器材的清洁与否，是事关患者生死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相关立法，严防牙科治疗中的交互感染。
请记住：
治牙严防交互感染，医生责任重于泰山。
选择牙医后记：我的治牙史（1）
后记：我的治牙史
我畏惧一切医生，尤其害怕牙医。
小时候我有一次牙疼，年迈的爷爷领着我去了一家公立医院，穿白大褂的医生我记不清他的脸，但是我至今仍能回忆起那种老式的医疗座椅，三四张排成一排，我像个待宰的羔羊一样爬上了其中的一架，迎面的刺眼灯光模糊了一切，有人把冰冷的金属塞到我的嘴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可怕的、剧烈的、钻骨入髓的钻痛，我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大哭不止……
20多年后我仍然无法忘记这一切，而且我开始越来越相信弗洛伊德的理论，童年的记忆对人的影响是终身的。我已经记不起来，此前和此后我是否还看过别的牙医，我所有关于牙医的记忆都被痛苦地定格在了这个惟一的瞬间，它时刻提醒着我，治牙如入炼狱。
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三年前……
一
我出生在70年代的东北，父亲是上海人，大学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大兴安岭去改造地球，那里的水缺少很多元素，而且更糟糕的是，那个时候出生的人很多都长着一口“四环素”牙。我的牙质疏松而脆弱，不能背离时代之命运，所幸父母从小就让我养成刷牙的习惯，虽然我从来没有认真、耐烦、细致或是正确地刷过，不过，比起周围的人来，我的牙总还不算是最糟的（“糟”这个词，真是对可怕牙质的真实描述）。
转眼间，我在北京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这个城市中奋斗、工作和生活。牙齿总的来说还算忠诚，我也不肯轻易放过所有眼前的食物。我放任自己的胃口，也充分利用自己的牙齿，直到右边的门牙后面开始出了一个小洞。慢慢地洞越来越大，牙越来越薄，连照镜子都能明显地看到，有洞的牙齿色泽暗淡，吃饭、刷牙，甚至吸气都会使我感到疼痛。
我实在挺不过去了，但是并没有决心去医院看，童年的可怕记忆是个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公立医院，每个普通患者都无法避免艰难的挂号和漫长的等待，实在让人望而生畏。那时候我在京城某顶级写字楼里的一家网络公司做中高层管理，天天朝九晚六，请假并不容易。
每天早上，我会到地下一层的餐厅去吃早餐，餐厅旁边就有一家牙医门诊，起初我并不在意。后来因为有了现实的需求，渐渐开始上了心。这家专门的牙医门诊从外面看上去，干净而整洁（我并没有看到过很多的牙科门诊，比较起童年的可怕场景，这里应该算是天堂）。然而，信任依然不能完全建立，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到私人诊所去看牙。可是牙疼已经不能再拖了，经过几次试探性的询问，觉得这里的价格自己还能够承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用向单位额外请假。有一天中午我终于下了决心，提前在这里预约了时间，下班来看牙。
当我再一次躺在治牙椅上时，我感到浑身紧张，不能松弛。然而这一次，治疗灯柔和的光照在我的脸上，女医生的眸子在灯光的照射下，甚至有一种光辉。女医生姓张，她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她的细致和耐心使我紧绷的神经渐渐开始放松。
除了门牙，张医生还检查出了我的两颗龋齿。我对她说，先治门牙，治完了我看看感觉，再决定是否治另外两颗牙。这种投“牙”问路的狡黠显露出我不会轻易被表象所吸引的重重疑心。
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最重要的永远都是疗效。
我是那种天生对疼特别敏感的人，我怀疑这得自遗传，因为我的父亲曾经对我说过，他也特别怕疼。我想世界上既然存在没有神经、对痛苦全然无所知觉的人（见于多年前的一篇报道），那么有人神经敏感、特别怕疼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本人的牙齿这种对于疼的异常敏感，逐渐引起了张医生的兴趣。我得说她是一个比较好的医生，因为她会用“完美”这样的词来形容一个牙洞，我想她可能觉得自己是在做艺术。
选择牙医后记：我的治牙史（2）
作为她的一个作品，我第一颗被治的门牙被修补完美了，甚至连色泽都和以前一样。我非常满意，顺理成章，我让她把我左边两颗得了龋齿的后牙也修整一番。然而，对于一个患者来说，真正让我感到兴奋的发现是，牙科医学和20年前相比，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麻药不再散发出那样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打麻药针的疼痛也就如被鱼刺扎了一下牙床而已。在整个治疗的过程中，我没有大喊大叫，更没有再次从治疗椅上弹起来。而在此之前，这些痛苦早已被我在脑海里预设上演了好多好多遍，悲壮如英勇就义。
不过我还是不能完全放心，医疗器械会传染艾滋病是个无比可怕的传言，我并不想因为治牙而自我判决。
再三得到了张医生关于一次性医疗用具的安全和卫生的保证后，在得到了张医生关于如果有问题可以这几天再找她，以及补好的牙保证一两年没问题的承诺后，我才离去。
晚上吃饭，牙果然不疼了。我唱起了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的牙疼了好几天，吃饭如同上刑，晚上突然免刑了，你也会唱歌的。
这次看牙还给我带来了某种虚荣，我感觉自己有了私人牙医。如果要看牙，我只需给她打个电话预约时间，再也不用绝望地排在医院门口漫长的挂号人群中等待。
二
我没有想到，再见到张医生会是三年之后，此时我的工作单位早已更换。这期间大约有两年的时间我的牙基本正常。后来又有别的牙开始疼，我再一次去那家私人齿科诊所，却没有见到张医生，她已经去了日本。
虽然我有些失望，但第二个医生总的来说也还不错。后来我又在这里见到了第三个、第四个医生，水平参差不齐。
现代管理理论认为，顾客对品牌的忠诚一旦建立，通常都牢固难破。这一点在我身上得到验证。我习惯于到固定的餐厅去吃饭，到固定的理发店去理发，到固定的超市去购物，现在，到固定的牙医门诊去看牙……我反思过这种行为，这并不意味着我提前衰老了，也不意味着我排斥新的事物。除了强大的习惯惯性之外，潜意识的原因可能在于——在这个变革社会中，信任是种普遍缺失的资源。一种信任的建立依赖于试探和大量的机会成本，而一旦建立起某种信任，维持这种信任却往往只需要很小的成本。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我知道很多人都是这样。正因为这样，当牙疼驱使我再一次来到那家诊所，当我再次见到张医生，那种惊喜你就可以理解了。
三年前张医生为我补的这颗门牙依然完美，然而今天，别的牙又出了乱子。
这一次没有那么顺利。张医生的耐心和细致一如往昔。回家路上，我也依然唱起了歌曲。然而，吃饭成了对坏牙无情的考验，疼痛依然在继续。
再去诊所时，我对张医生说，如果不是第一次你给我补的牙非常好，这一次我就来找你打架了。张医生以女性特有的温和笑了笑说，每个人的牙质都不一样，也没有一个牙医能包治任何人的牙。
我又一次躺在了治疗椅上。护士小姐将治疗灯打开，那灯光柔和温暖让人安详，张医生的眸子也依然泛着温和的光，而我的思绪开始飘浮。每个人都在寻找幸福——幸福是什么？也许幸福往往是在一些并不起眼的东西之中，比如牙。对于沉重地痛苦于牙病的人来说，难道不是“幸福在牙”吗？我无法止住自己的痛苦，无法再去重新生长出一口好牙，但是，总应该让这种痛苦变成一种价值。我要写这样一本书，让所有读过这本书的人不要再重复这种痛苦，书名就叫《幸福在牙》。
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它于2003年9月22日下午的某个时刻诞生于一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