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画传-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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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文艺一直占据着他的思考的中心。他写下《黄花节的杂感》等几篇文章，做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等数次讲演，以革命和文学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这倒是很特别的一种方法。
以革命的眼光看文学，于是有了“文学无用”论。一者，权力可以打杀文学。他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二者，革命也可以成为一种霸权，迫使文学起宣传的作用而取消了审美的功能。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因此，如果要说革命对文学的关系，首先就是对人的影响，使之成为“革命人”。他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在谈到文学时，他多次强调写作的真诚，这种自然流露的文学是一民族的文化的表现，但于革命，却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力。在这里，他是一个艺术本体论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惟美倾向。
倘以文学的眼光看革命，他认为，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革命没有什么影响，有影响的是怒吼的文学，复仇的文学。但是，这也是革命前的文学现象，及至大革命的时代就没有文学了。因为文学创作是需要余裕的。革命成功以后，有两种文学，一是歌颂革命的，是新制度的讴歌，再就是旧制度的挽歌。而现在是既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由此他就证明中国社会没有改变，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
什么叫革命呢？在鲁迅看来，革命可以有“小革命”和“大革命”之分。所谓“小革命”是指一般的改革，渐进的改革；而“大革命”则是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弱小者对于压迫者势不可遏的反抗。其次，革命并不排除暴力，但是仅仅逞使武力不足以言革命，仍须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而且这是更长久更艰难的工作。三、革命是自觉的社会行为，“奉旨革命”是不能算作革命的。四、革命是以革命者对革命的信仰为基础的，但是革命愈到后来，往往愈不革命；因为当队伍变得浩浩荡荡的时候，革命精神便将转为浮滑，稀薄，或者竟至于消亡，再下去便是复旧了。鲁迅以佛教中的小乘大乘为例，他是以坚苦的小乘教为真正的佛教的。革命也一样，坚苦的进击者是很少的，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即使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和革命毫不相干。五、革命必然有牺牲，害怕牺牲的革命者是可疑的。六、但当为革命牺牲的真正的革命者已为大家所忘却时，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革命无止境，是因为革命精神在未来的时间中，得以不断的延续。可是，精神是需要培养的，而且在生长的途中，不能耽于玩赏而攀摘它的花果。然而，他在革命策源地所见的恰恰如此。所以他很感慨地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总之，他认为，革命策源地也很容易变成反革命的策源地的，正如他在《在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个著名的讲演中所说。
对于过去的论敌，走狗文人，正人君子，现代评论派的南下，鲁迅是耿耿于怀的，总认为是革命的不吉的征兆。其中，尤其是顾颉刚到中大任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在这期间，他写了一个小说《眉间尺》，开篇就让一只被击落水的老鼠露出它的红鼻子。“红鼻”在他的信中，正是顾颉刚的别号。在他获悉顾颉刚前来的信息之后，当即确定“鼻来我走”的方针，并及时通知校方。小说的主题是复仇，而黑色人则分明带有自况的味道。通篇燃烧着一种战斗的激情，它表明，在这个不公的世界上，是必须有人不惜任何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去替弱势者复仇的。
大约为了随时可以因此辞职离校，故而同许寿裳、许广平一起，租赁了白云楼26号2楼的一组房间，及时搬出了中大的宿舍大钟楼。
第五章13。被梦境放逐的人（1）
国共合作破裂。
4月12日，大奢杀——鲁迅称作“血的游戏”——开始了。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后，蒋介石在白崇禧部队的支持下，纠集当地集会组织的人物，以“上海工人联合总会”的名义袭击工人纠察队，占领上海总工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接着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工会，取缔一切革命组织。从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此外还有500多人失踪。在4月15日当天，广州的李济深等也采取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出动军警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住宅；解散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团体，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2000多人，杀害100多人。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一方面发布命令“清党”，清除异端，一方面建立“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
凌晨。中山大学被包围。宿舍楼的每一层，都有“树的派”的头目带领武装把守，搜查，捕人。气氛十分恐怖。
鲁迅闻讯，匆匆冒雨赶来参加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鲁迅郑重表明，对于学生的被捕，学校是负有责任的，希望能够出面担保他们。而且，人被抓走也总应该知道原委，他们犯了什么罪？仅仅宣布一个事实是不行的。他向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建议，找李济深出个布告，不准搜查教授宿舍。对于如何处理学生被捕问题，他与朱家骅的意见是对立的。朱家骅认为，学校是“党校”，因此应当服从党的决定，不要干预政府干的事情。这样的结论当然是鲁迅所不能接受的。他提起五四运动，质问道：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而这种情况，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等参加过运动的人都是了解的。作为过来人，为什么到今天会把这些全给忘了？为什么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朱家骅辩解说，因为时局不同，当时反对的是北洋军阀。如此一来，有何话说呢？他只能说：现在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不能再走老路。
在座的各位主任噤口不言，没有反应。鲁迅再次重复了一通“应该对学生负责”之类的话，而会议也就匆匆结束了。
回到白云楼，悲愤之余，他决定辞职。
4月21日，鲁迅向中山大学正式提出辞呈，与此同时，许寿裳和许广平也一起辞去了各自的职务。
关于辞职，与顾颉刚来中大不无关系。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孙伏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鲁迅和谢玉生给编者的信；透露了这一消息，结果引出顾颉刚写信提出打官司的事。鲁迅认为这是利用“党国所治”的一种恐吓；于是复了一信，因为顾颉刚未曾实行，结果不了了之。后来编杂文集子时；他仍然把信件加了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题目插了进去。大约因为这是与“现代派”斗争的一段故事；所以不愿轻易从此遗忘的罢。
辞职之后，鲁迅更是深居简出，简直成了现时代的一名隐者。所谓“大隐隐于市”，表面上看来，他也确乎算得是“大隐”了，然而竟没有一点隐者的超然的心思，只有搅缠在一起的痛苦，愤怒，焦灼和无耐。当此时刻，他想离开这个血泊而不能；只好暂且整理一下旧稿，借以排解内心的芜杂。
一是《野草》。编完后，他写了一篇恰如地火般蜿蜒奔突的《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临到结末，则有一种决死的悲壮与昂扬；像这种情辞激切的文字，在他的个人写作史上是不多见的：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就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的我的题辞。
二是《旧事重提》，编集时；改作《朝花夕拾》。大约涉及回忆的缘故，写的《小引》有点悲凉，说是：“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随身带来的旧稿，还有德国童话《小约翰》，待整理完毕，再作《引言》时，那不屈的反抗的意志又在阴郁中涌动起来了。他写道，所在这楼外的世界与童话中的风景是不同的，有着大都市中的悲欢，“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的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他对大屠杀的暴露是明白的。这场“血的游戏”对他的刺戟实在太大了，扩大的血泊，使他根本无法绕开。然而，他说：“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
第五章14。被梦境放逐的人（2）
果然，在几部旧稿整理完毕之后，他一气写了系列新的杂感，就像一道拉开的闸门，简直倾泄一般写作，有时竟多达一天数篇，表现了一个老战士的强旺的生命力。
这些杂文不同于《华盖集》及其续篇那种私人论战的文字，但是，他抨击的对象仍然是具体的，仍然是主人及其叭儿。他指出，这是“青年遭劫时期”，“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而可死之罪呢？都是随意强加的，“凡为当局诛者皆有罪。”在《扣丝杂感》中，有一段“包围新论”，论及权力者即“猛人”和包围者的关系，并由此推及中国历史的恒在的循环，是十分精到的。他说，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身边总有几个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使猛人变得日渐昏庸，成为傀儡；在外则使别人看不到猛人的本相，而只能经过包围者的歪曲的反映。中国之所以这样走老路，原因盖在于包围：不管猛人如何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包围的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于是统统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这时，包围者便离开这株已倒的大树，另寻别一个新猛人。至于民众，又如何呢？他在《答有恒先生》里写道：“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