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0-八千湘女上天山-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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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考进军政大学时才十四岁，1950年毕业时，我怀着报效国家、镇守边关的强烈愿望来到新疆。我父亲洪行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师长，抗战时期为保卫中缅公路以身殉国。所以，我自幼就立下了木兰之志。当时的朝鲜战场是我最希望去的地方，但政审时，我被刷下来了。
在高校里，我的军政素质一直名列前茅。没能去朝鲜，我心里很不服气，就去找大队长。
大队长，为什么不让我去朝鲜？
有更需要你去的地方。
不是说朝鲜是祖国最需要我们去的地方吗？
大队长被我问得一时语塞，支吾了半天，终于说，小鬼呀，并不是任何一个想上朝鲜战场的人都能上，并不是这样的，得……得有条件……
我具备去那里的条件，我是军人，我的军政素质都是合格的。
并不是这些条件，我是说，嗯，我是说家庭出身，必须要严格审查。
我的父亲是在抗击日本入侵的战斗中战死的，我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军人家庭，难道，凭借我父亲的一腔忠烈，我还不能去打美国人？
可是，你父亲毕竟是国民党的将军，不管怎么说，他都属于反动派！
他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是为抗战而死的。我自己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我还想抓住一线希望，我说，父亲战死已快十年，他死时，我年纪还小，现在我又参加了革命，与父亲的关系已经不大了。
洪虹，你的思想是有问题的，看来，我得找教导员跟你谈心。大队长丢下这么一句话，转身走了。
这时候，我明白了，自己仍然是一个反动派的女儿。我的世界崩溃了。
父亲战死疆场那年，我才七八岁。先是传来了父亲阵亡的噩耗，然后是灵柩将运回故乡安葬的消息。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些阴暗的日子。梅雨季那么漫长，像是没了尽头，像是要把一切都霉烂掉。整个家庭都被悲伤笼罩着。我就是在那一刻萌发了长大以后要继承父亲遗志，强国富民，抵御外侮的志向。
然而，历史虐待了许许多多无辜的人。
“土改”一开始，我父亲的墓碑就被捣毁了，被掘了坟，他的棺木被拉出来，砸掉了，遗骨被无知的工作队和同样无知的、被鼓动起来的农民甩得到处都是。这是我不可思议的，也是已逝的父亲万万没想到的，看着那些散乱的遗骨，全家人连哭都不敢哭。半夜里，外婆偷偷去把父亲的头骨捡回来，重新埋了一个地方。
我原以为自己考上了军大，就与其他人是一样的了，即使家中有过“罪行”，也会因为自己的革命而得到原谅。现在，我才知道，在那时的历史氛围下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听到自己被准许到新疆时，就特别高兴，我那颗被伤害的心终于得到了一丝慰藉。不能效命沙场，能去驰骋边关，也是没有违背父亲的军人品质呀！
五○年八月，我和同学们从长沙启程了。我当时已经注意到，到新疆的人中，女的占多数，男的只有一个班，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到达迪化，我先进俄文学校学习，一年后，又到八一农学院学习了三年多，五五年春天分到了农二师农业试验站。
我觉得自己是最为幸运的，到了新疆还能上学，学校里不准谈恋爱的规定，使我逃脱了分配婚姻的痛苦。这促使我更加刻苦地学习和工作。
进俄文学校时，连校舍都没有，天气好时，就在外面上课；天气不好，则在帐篷里。所以，大家得一边上学，一边建学校。一天上八小时课，干六小时活，主要是打土坯和运土坯。就这样，赶在冬天到来时，俄文学校的师生终于有了躲避风寒的地方。
在八一农学院上学时，劳动也同样繁重，八一农场就是师生在课余和寒暑假时开垦的。五二年冬天来临之际，我还和十几个同学去挖了几个月的煤，然后用爬犁把煤拉回学校，用来取暖。
当时，我的祖父、祖母和两个年幼的弟弟的生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而母亲原来出身于书香门第，很少劳动过。解放后，要把她改造成“社会主义新人”，每天都逼迫她参加集体劳动，干各种各样的体力活，身体很难承受，受尽了虐待和折磨。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人说我父亲的尸体被挖出来后，头骨不知到哪里去了，肯定是我母亲藏了起来。母亲的确想保住父亲的一点遗骨，所以无论怎样也不承认，只是说，坟是你们扒的，骨头是你们扔的，我怎么知道他的头骨去了哪里？最后忍无可忍了，就气愤地说，你们如此糟蹋作贱一个战死的人，你们也真狠得下心。
《八千湘女上天山》 在风暴中洪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2）
但我母亲终归是不放心，生怕别人再把父亲的头骨挖出来糟蹋，就重新埋了一个地方。但她心中总是不得安宁，甚至疑神疑鬼，把父亲的头骨不停地埋来埋去。精神的紧张，使她常常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了。五九年，母亲给我写信说，你父亲虽然是国民党的将军，但他抗日是为了中华民族，他是为中华民族而死的。但这些人不但掘坟抛尸，连一块遗骨也不让保存，逼我一定要交出来，我担惊受怕，藏了很多地方，我想带着你父亲的头骨到新疆来，保存在你那里，你父亲在天之灵不能安息，也至少让他能得到一点安慰吧！不知道你那里是否安全，是否会连累你？
我看了信就哭了起来。但我当时没有条件，就没敢答应。
我分配到农二师试验站工作的第二年，就与同学蔡康结了婚。到五七年，两个弟弟已经成人，我自己有了家，有了供养母亲的条件，就让母亲带着父亲的遗骨来到了新疆库尔勒。
没有想到，“文革”期间还有人从湖南发函到新疆让调查这一件事。我们全家当时已被下放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团场劳动。母亲听说这件事后，又担心害怕起来，不得不像她在故乡那样，不停地藏着父亲的头骨。到七○年，老人终于在担惊受怕中去世。
弥留之际，她老泪纵横地说，如果以后有可能，一定要把她的骨灰和父亲的遗骨送回老家安葬，她和父亲等着那一天的到来。
但我还是让母亲等了二十三年，父亲，则等了近半个世纪——才实现了母亲的遗愿。
1993年，父亲得以平反。他终于成了中华民族的烈士。
而已退休四年的我，此时，已不知道自己内心是何滋味。我悲喜交加，欲哭无泪。
是年，我在故乡把父亲的遗骨和母亲的骨灰埋葬在了一起。
《八千湘女上天山》 在风暴中何梦道：艺术是我的生命和灵魂（1）
我入伍时十一岁，正在读小学。即使穿着最小号的军装，也过了膝盖。那严肃的军装穿着，也掩盖不了一脸稚气。即使在幼年文工队，我的年龄和个头也是最小的。
当我要去参军时，亲戚们都劝我不要去，说新疆那里可怕得很。
但我想当女兵。解放时欢迎解放军进长沙时，队伍中就有好多女兵，威风得很。到了新疆军区招聘团后，熊晃讲话，把新疆描述得很美，不只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还有覆盖着白雪的天山，气势磅礴、充满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一望无际的草原，美丽富饶的绿洲。大家去不仅要卫国戍边，还要建设起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集体农庄……
我自然相信一位部队首长的话。解放初放了很多苏联电影，好多电影我都看过。比如《区委书记》《在敌人后方》《卓娅与舒拉的故事》《幸福生活》等，那其中有集体劳动的场面，有收获的欢乐，有成百上千亩的大条田，妇女们开着拖拉机……我渴望自己也能生活在那样的农庄之中。
年幼的我从西安坐上汽车后，迷迷糊糊到了哈密。一走进新疆的大门，我才像是醒过来了。
唤醒我的，是这里的音乐和舞蹈。
车队一进哈密，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就用歌舞来欢迎我们。达甫热瓦甫、唢呐、冬不拉、弹拨尔等乐器演奏出热烈、欢快的旋律。男女老少随着旋律，在尘土中舞蹈起来，那粗大的赤脚，长满老茧的双手，那常年劳作的腰身和四肢，那被阳光和沙尘磨砺得油黑、粗糙的脸庞，甚至那须发，那脏污褴褛的衣裙，都突然间变得生动起来。那舒展的人体，旋转的身姿，真实的面容，鲜活的灵魂，给人一种新异的、撼人心魄的美。这种美带着泥土和生命的芳香，朴素而又绚丽……
我深深地沉醉其间。正是在这里，我接受了艺术启蒙。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个舞蹈和歌唱着的贫穷的群体。我也是从这里开始逐渐认识到，苦难是可以用自己创造的欢乐来战胜的；我还认识到，艺术的本质就是给苦难的肉体和心灵以慰藉。
又走了近一个月的长路，我们到了喀什二军军部驻地。此时，我已知道，新疆是个既不像亲戚所说的那么蛮荒、恐怖的地方，也没有动员时所说的那么美好。它的遥远已经论证了：五月底从长沙出发，到喀什快走了三个月了。而它的贫穷、落后，我也看到了，南天山寸草不生的庞大躯体，戈壁沙漠没有尽头的荒凉，使我曾暗自落泪。但那歌舞之美改变了这些表面印象。按我后来的话说，这片辽阔土地的美是内在的。
到喀什后，开始分配工作。
小梦道，给首长们跳个舞吧！
我跳了一曲在小学时学会的蒙古舞。
不错，你到文工团去。
不，我参军时就想开拖拉机，我要开拖拉机。
大家都笑了。就你这小不点呀，还没有拖拉机轮子高呢，我们现在还没有拖拉机，即使有也轮不到你开，服从分配，去文工团吧！
去文工团的话，我要跳维族舞。
那当然好呀。
就这样，我一生与舞蹈结下了缘。
当时文工团正排演《白毛女》，我在里面蹦蹦跳跳地跑龙套。但我最留恋的还是维吾尔族舞蹈。南疆是维吾尔族人的家园，即使身在军营，也经常能听到他们美妙的演奏和动人的歌声。一听到这些，我就会激动不已，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兴奋。我渴望到那尘土飞扬的乡村去。
机会终于来了，我参加了减租反霸工作队，任土地改革的宣传员。在这个工作队里，我这个小解放军一遇到宽一点的水沟就跳不过去了，只得由别的战士背过去。
但我是欢乐的，像一只出笼的小鸟。庄稼已经收了，田地像一个生产后的母亲，虚弱而又满足地躺在那里。驴子的高歌、马的嘶鸣不时传过来。粮食的气味、牛粪的气味、人们身上散发出来的汗味，沁人心脾，让人沉醉。马车和驴车来来往往，当它们在乡村土路上跑过，就会把尘土扬得很高，半天降不下来，空气总弥漫着泥土的腥味。我和大家走村串户，将近两年之久，学会了说日常的维吾尔语，习惯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感情的表达。当然，也更多地接触了民族歌舞。我知道自己已经非常荣幸地进入了一个独特的民族艺术的海洋之中。
从古至今，新疆的音乐舞蹈艺术就十分发达，我后来经过研究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