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话直说的政治-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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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没有欧洲的贵族传统，美国培育了最极端的民主政治文化。美国人拒绝政治专制，也拒绝文化和知识的专制。一般美国人即使自认是“大老粗”，也从不觉得在政治上需要那些知书达理之人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知识界在公共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这种“反智主义”传统，最近更是大行其道。特别是大学校园里的反战运动，触怒了美国的公众。大家对那些喝墨水多的人不免一肚子气。而布什在这个关口，正好成了那些“简单的美国人”的化身。他从上台起，就与左翼知识精英们展开了一场战争，而且渐渐占得上手。战时总统有君王之威，领导着民意。人们觉得世界是由善与恶、黑与白这简单的两极所构成，头脑趋于简单化。布什深谙此道，知道如何直来直去地把握国民。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他是没读什么书，他懂的东西是不多。但又怎么样？他照样领导美国，而且领导得不错。不崇拜知识权威的美国人从他身上找到了自我认同，并觉得头脑简单的布什，不会用复杂的知识糊弄大家，值得信任。
“反智主义”一旦失控，会演成“暴民政治”，后果十分危险。不过话说回来，反精英的传统乃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特质。这一点我们身处儒家文化浸染中的人常常难以参透。在美国人看来，日本那些东京大学培养的高分官僚精英把社会管制得丧失了活力，欧洲那些头脑复杂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没有竞争力的福利国家，正是美国的“大老粗”们“不信邪”，才保持了美国旺盛的创造力。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8节 21世纪的“新政”
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已宣布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然而不久前，当美国商业部公布２００２年第一季度GDP狂增5。8％并创下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增长时，华尔街却并不振奋。相反，道·琼斯指数当天跌下10000点大关。以后的好消息并不少，包括美国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在第一季度猛增8。6％且创下19年来的最高纪录等等。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为所动，道·琼斯指数还是在10000点左右上上下下。美国公共电视台一位著名的经济节目主持人对此感到摸不着头脑，惊呼： 现在大家不是要找经济学家去咨询，而是要到心理医生那里去看病！
人们并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相反，投资者的反应，说明美国经济尚需要一个“新政”式的改革。
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变化就是： 强劲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投资阶级〃。这一大部分以年薪5万美元以上的中年、中产白人所组成的投资阶级，大胆把财产投入股市，为新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但是，从2000年春季开始股市泡沫破灭，大约1亿的美国股民（也就是美国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损失了50000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价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GDP。那些准备不到60岁就退休且要过历史上最奢侈退休生活的一代投资阶级，突然发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原来并无着落。而安然丑闻表明，那些大企业、大银行的总裁、经理们，在经济走低时并未与他们风雨同舟，而是把他们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金蝉脱壳。安然、安达信，以及刚刚与纽约等州达成偿付罚金1亿美元的MerrillLynch，代表着一个企业、财会审计、金融集团结成的“邪恶轴心”。他们买空卖空，制造花账，唱高一钱不值的股票，侵吞投资者的资产。“投资阶级”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持有股票而成为“老板”，最后还是被人家涮了。“投资阶级”成了上当的阶级。
根据《商业周刊》的民调，如今的投资者有81％不相信大企业的领导层，68％不相信股市会公正对待一般股民，54％不相信自己所收到的投资信息。要知道，2001年11月8日安然已经穷途末路之时，追踪安然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家中，16位中有11位对自己的客户作出“买”或“强买”的建议。这些人本应代表客户利益，为客户寻求有最高回报率的投资对象。但是，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取决于他们能从客户那里为投资银行获取多少资金，而非这些资金给客户带来的回报。这种“利益冲突”，使这些分析家们不惜出卖客户的信任，将他们套入险恶的股市。经此一难，“投资阶级”对既有体制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风险投资的胃口，开始把钱存到银行的账户中。
这种投资者的“信仰危机”，正是美国经济恢复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财长奥尼尔在安然丑闻之后指出：“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体制，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体制破败了。我们的资金成本（capitalcost）是世界上最低的，因为我们展示了投资者的钱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不错，１９９０年代乐观的投资者不假思索地把钱抛进股市，CNBC等几个电视台像转播美式足球一样转播股市行情，推广股市文化。于是人人持股，个个想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在经济繁荣期分得资本拥有者的一杯羹。企业因此融资容易，一些过去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张的买卖，居然也得到用不完的巨额投资。结果，几百万个工作被创造出来，生产力急剧高涨，经济迅速扩张。但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经济已走出衰退，股市涨势却十分平缓，投资者仍然裹足不前。长此下去，资金成本就会上升，企业融资不易，最终影响长时段的经济增长。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RobertShiller著有《非理性的繁茂》一书，指出股民投资中非理性的乐观情绪所带来的祸患，成为2000年的最佳畅销书。他称与这一非理性的乐观相伴的现象，即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1929年股市坍塌后，直到1958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这期间，股市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4％，而１９９０年代的投资者早已习惯了25％的回报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相信历史会如此残酷地重复。但当一般的投资者知道大企业的经理们可以轻易欺骗股民，审计公司又串通为之遮掩，金融分析家和媒体一味为之抬轿后，他们若再进股市，当然要三思而后行。
不仅是这些国内的个人投资者如此，国际金融界对美国也不乐观。根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２年头两个月，外国投资者在华尔街仅购买267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而去年的购买量达1000亿美元之多。根据MerrillLynch的调查，在世界300家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中，近三分之二认为华尔街是世界五大股市中最被过高估价的股市。GoldmanSachs估计华尔街的头五大投资银行将比极盛期少挣20亿。这一前景必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正如一位金融家指出的：〃这是一个信誉产业；信誉是它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如果华尔街丢掉了信誉，就必须投资把信誉拿回来。没有信誉，一切都是空谈。”
这也是为什么在后安然时代，“企业规制”（CorporateGovernance）成为美国经营管理的流行用语。“企业规制”意味着一套法律、规章及其实施机制，包括财会审计规范、企业运营的透明性、利益冲突的防范等等，来塑造健康的资金市场和企业运营，使企业的个别经济行为能够有利于而非有害于社会公益，使投资者的利益能够得到保护，进而重建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全球经济的形成，更使“企业规制”成为一个国际化的概念，需要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共同参与建造。在这方面独领风骚的耶鲁大学商学院院长JeffreyGarten最近撰文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各国经济进一步融合，建立“企业规制”的国际标准已势在必行。因为华尔街上市的许多股票属于外国公司，即使美国清理了自家的院子，其他国家的金融体制的漏洞，同样会伤害美国的投资者。为此，以倡导“在社会责任感之下做生意”为宗旨的耶鲁商学院，成立了“全球企业规制研究所”（GlobalResearchInstitutionforCorporateGovernance），探求在不同的制度之间，如何建立一套全球性的机制以规范和协调资金的流通与分配。Garten这位在美国商界有巨大影响的人士已经给我们传达了明确的信息： 不提高你的经营与市场规范，你就将可能被排斥在全球化的资金市场之外。比如，中国经济如果想在世界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必须达到两个标准： 一是提高企业经营水平，一是能够在华尔街这样的世界金融中心获得资金。毕竟美国是世界上资本最集中的地方，中国的企业需要大规模在华尔街融资，才可能有望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但是，如果中国的金融体制达不到国际标准，就会被排斥在国际金融市场之外，上述的远景就无从谈起，中国的企业在WTO之后与有华尔街财源所支持的外国大企业竞争时，就永远要打逆风球。
第一部分 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开场第9节 CEO：现代王侯
多年前，周游了美国的法国贵族青年托克维尔完成了他的绝世名著《美国的民主》。在开篇中他这样写道： 美国代表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文明。这种文明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在旧大陆，人们还习惯于王侯、贵族们统治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等级森严，下层民众没有机会和贵族们竞争，人们的收入差距也异常悬殊；而在美国，每个人都可以在平等的起点上竞争。在市场之中，王侯、贵族有如粪土。大家的收入比起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