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话直说的政治-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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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也一流。据说杜克大学是顶尖学校中比较照顾夫妻关系的，招揽了不少夫妻教授。结果麻烦来了。因为离婚率太高，很多夫妻教授在杜克团聚后，又离了婚。离婚的夫妻，自然不愿在同一学校低头不见抬头见地共事。于是当年拼命一起往该校里挤，如今争先恐后地要从该校逃走。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离婚夫妻中学术比较强的一位，很快就被别的学校挖走了，原来作为配偶被照顾进来的较弱的一位，没有人愿意要，只好留在杜克。杜克成了离婚落魄学者的收容所，真是有苦难言。　　　　
　　　　所以，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再牛的大学，最后也得变通，不得已而求其次。不过，好大学对学术水准把得甚严，找不到人，位置就空着，宁缺勿滥，实在不行就以访问学者充数。　　　　
　　　　这种严酷的竞争制度，招致了不少批评。有人说没有“终身轨”的制度，对年轻教授不公。此话不假，但不这样就不能保证一流的学术水平。即使在耶鲁这样的学校，选终身教授极严，但草包教授还是颇有不少。所以严格本身并没有错误。往往心肠一软，法外开恩，草包就乘虚而入。要知道，所有已雇的终身教授，都是不能解雇的。谁敢不小心？　　　　
　　　　另一种批评则更难对付。这派人认为，这种没有“终身轨”的制度，一门心思去挖学术明星。但一个学者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是他在没有成为明星的时候。一旦功成名就，往往就失去了创造力。所以，这种制度忽视了最有创造力的实力派，找了一群名气大而正在走下坡路的招摇派，花钱甚巨，但对提高学术水准帮助不大。　　　　
　　　　哈佛大学的新任校长、前克林顿政府的财长LawrenceSummers就有这种看法。他当年28岁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终身教授，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而且47岁就“衣锦还乡”，成了校长。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少年得志，他对年轻学者特别看重，认为哈佛不可专雇过了气儿的名人。今年，他连续否决了两位终身教授的任命。第一个受害者是54岁的斯坦福大学音乐教授KarolBerger。虽然哈佛音乐系教授一致通过把本系的一个终身教席给他，但Summers推翻了音乐系的决定；另一位是政府系从剑桥聘请的54岁的政治理论教授IstvanHont。政府系研究了他的著作达一年之久，请了20位校外专家评定他的水准，最后一致通过，但仍没有过Summers这一关。虽然Summers不敢公开说他否决的理由是这两位教授年龄太大（这样说是“年龄歧视”，在美国是犯法的），但大家都知道年龄是他的唯一理由。这两个否决在校内引起极大争议。Berger教授称，Summers自己的专业是经济，就如同数学、物理一样，容易少年得志，他不理解人文领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一般的人文学者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50岁以后。Hont教授则称，他本是匈牙利难民，花了好长时间才到了英国，并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因此，他比同行们起步晚十年，如今正逢盛年。说他太老，创造期已过，简直是天大的冤枉。　　　　
　　　　可见，尽管这套制度引起种种非议，但任何改革同样也会引起种种非议。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就总体而言，这套制度促进了学术竞争，特别是拿到铁饭碗以后的终身教授之间的竞争，为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不过，这种竞争不能强调过度。许多教授找到满意的学术环境后，很知道珍惜，并不会为几个钱而轻易放弃现有职位，特别是本校也有对应出价的能力。所以大牌教授虽然流动，但总体而言还是稳定的。　　　　
　　　　再说一遍，这仅是笔者作为局外人的观察，读者姑且一听罢了。


第三部分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第20节　　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

　　　　——美国大学中的亚裔与犹太人　　　　
　　　　近来，越来越多的人把美国的亚裔移民与当年的犹太移民相比。他们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犹太人在美国占人口的2％，亚裔人口与之近似，占总人口的2％～3％。这两个族裔都以头脑聪明、注重读书而著称，在美国的精英教育中表现突出。比如在1990年代末的哈佛大学，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5％左右；唯一能与之接近的就是亚裔学生，占20％。结果，犹太人和亚裔几乎占了哈佛学生的一半，占总人口95％的其他美国人，则只能占据哈佛一半的位置。而非犹太白人虽然占美国人口总数的75％，在哈佛学生中却仅占不到25％，就人口的代表率而言比黑人和拉美裔还惨得多。黑人和拉美裔在哈佛各占8％和7％，其人口在人口总数中各占12％和10％。　　　　
　　　　不过，犹太人和亚裔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却是天上地下的两个极端。犹太人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精英集团之一，在政府和媒体中甚有神通。克林顿政府因任用太多犹太人，甚至被称为犹太政府。相比之下，亚裔在政治上还几乎不被看成是美国人，有时甚至有点政治捐款也要被调查。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差距，正在影响着两个族裔的教育机会。　　　　
　　　　最近，《华尔街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故事：　　　　　
　　　　StanleyPark，一个韩国移民的孩子，家庭收入极少。3年前，父母离婚，他跟母亲过，但母亲很快得了乳腺癌。于是，他小小年纪，开始给人家当家庭教师，帮助母亲付房租。尽管他用了大量时间去打工，但在大学入学的智能测验SAT中，仍得了1500的高分（满分1600）。然而，当他申请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UCLA）时，全被拒绝。　　　　
　　　　BalncaMartinez，另一个移民阶层的孩子，也因母亲得了乳腺癌而要打工养家，不过她的SAT成绩比StanleyPark低390分，即仅1100分，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学生，但却被同样的两个学校录取。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BalncaMartinez是拉美裔的后代，StanleyPark则不幸地长着一张“亚洲”脸。　　　　
　　　　加州大学最近采取了新的录取标准，通过所谓综合评定，来选拔学生。这一综合评定，冠冕堂皇地说要给那些“克服了个人、家庭和心理障碍”（即所谓“生活的挑战”）的学生加分。按照常理，人首先是要吃饭的。贫困应是生活中最大的挑战。但UCLA的前录取部主任RaeLeeSiporin供认，UCLA不把贫困作为一个指标，因为那样一来，好多低收入的亚裔子弟就会进来！　　　　
　　　　当然，学校并非没有理由。目前拉美裔为加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在加州大学的学生中只占八分之一。亚裔人口占加州的11％，但在加州大学的学生中却占几乎40％。　　　　
　　　　然而，这不过是对这些族裔的学生学术质量的真实反映。比如在UCLA，去年被录取的拉美裔学生的SAT的平均分只有1168，而被拒绝的亚裔学生的平均分就比这高，为1174，白人被拒的学生分数更高：　1209。入学的白人学生平均成绩则高达1355，亚裔为1344。以UCLA而论，许多SAT只有900多分的拉美裔都能考入，但亚裔却常常拿着1500的高分被拒之门外。　　　　
　　　　这种歧视，早在上大学以前就开始了。1994年，旧金山一个学区的华裔中学生曾起诉该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当时旧金山的学生被分为9个种族：　拉美裔、其他白人、黑人、华裔、日裔、韩国裔、菲律宾裔、印第安裔和其他非白人，并有规定任何一个族裔在一般学校的学生中不能超过45％，在特别学校中不得超过40％。但由于华裔在当地人口已占了25％，而且退学率甚低，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都是华裔，结果各校纷纷对华裔学生的人数“封顶”。在当地一个有名的高中，华裔学生的录取线是66分（满分69分），而其他白人的录取线为59分，拉美裔和黑人学生的录取线仅为56分。后来学区又进一步采取行动，在考试中强调英语，希望把母语不是英语的华裔的分数压低，结果华裔的录取线从66跌到62分，但还是比其他白人的录取线（57分）高出一截。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族裔的学术表现太好，社会对这个族裔的要求就会提高，以给弱势族裔提供机会。这如同围棋中高段选手要让低段选手几个子，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近来同处于该“让子”地位的亚裔和犹太人，境遇走向却截然不同。　　　　
　　　　由于美国实行种族平权的政策，各校必须录取够一定的黑人和拉美裔学生，虽然其考试成绩远低于其他族裔，而亚裔成绩好也会被排拒在门外。犹太裔虽然也不免有类似情况，但由于混迹于白人之中，可抢非犹太白人的机会。要知道，白人虽然也受不成文的配额限制，但毕竟占人口大多数，配额的绝对数字还是很高，犹太学生的分数只要高过非犹太白人学生，一般有大把的机会可抢。结果，在如今的常青藤盟校，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3％，比其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高出十几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犹太人。而非犹太白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在入学时和犹太人同属于“白人”，名额本来已经受到控制，又因读书远不及犹太人而被大量淘汰。　　　　
　　　　犹太人在与比自己低一段位的非犹太白人竞争时不必让子，本来已经捡了不少便宜。然而，最近却有一大怪现象，即各大学对犹太学生不仅不是提高标准，反而主动出击，到处搜罗犹太学生。强手不但不让子，反而要占先手了。　　　　
　　　　目前领导争夺犹太学生潮流的，是南方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University）。该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中居第21位，被人封为“小常青藤”之一，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梯队，立志早日挤入常青藤的行列。两年前，范德比尔特将常青藤盟校之一布朗大学的校长GordenGee聘来当校长。这位校长上任后，发现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中，范德比尔特的犹太学生比率在前25所名校中居倒数第二，即2％～4％。与范德比尔特在同一水平上的EmoryUniversity和华盛顿大学名次都高于它，而这两所大学的犹太学生比率分别为30％和35％，并且都积极去一些犹太学生集中的精英中学直接录取新生。普林斯顿大学则早在1980年代就特别注意维系与一些犹太人集中的高中的关系。于是Gee校长宣布采取所谓“精英战略”，提高犹太学生的比率，以早日跻身于常青藤之林。　　　　
　　　　根据对SAT考试成绩与宗教信仰关系的统计，35个宗教的信徒中，在SAT中拿分最高的，是“一位论”教派（Unitarian）的信仰者，平均分为1209；犹太教信徒居第二，平均分为1161；全国平均成绩则只有1020。不过，SAT的考生中“一位论”教派的信仰者只有2354人，犹太教徒则多达27120人，比“一位论”教派多十几倍，成为最大的一个高分群体。于是，为了吸引这批学生，各校不惜争相建立犹太文化中心，开设犹太研究的课程。　　　　
　　　　不过，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绝不能用犹太人学业出众这一点来解释。亚裔同样出众，还是受到抑强扶弱的政策的限制。亚裔与犹太人的不同是，亚裔只是学业优异，在政治上还是贱民，经济上也未得势，在社会上占不到一点便宜。这次亚裔在加州大学受排挤，一大原因，就是近期加州拉美裔人口暴增，成为政治的主要势力，因而得以通过其政治权力在教育上排挤亚裔，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