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女神-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影机向前推移。她走到一面巨型镜子前。摄影机再向前推，直到拍下她的大特写镜头——她正对着镜子审视自己，也就是在这里，观众才第一次看到她的脸——她是玛丽安——两眼充满了惊异与欣喜的神情。 莫里斯·斯蒂勒曾试图回米高梅公司导演《神圣的女人》，这也可能成为最适宜的“言归于好”的机会。但是，这时他的健康状况却不允许他这样做了。斯蒂勒此时身体不佳，于1927年11月启程返回瑞典。 1928年拍摄的《神秘夫人》描写一个女间谍为了救她那身为敌人的情人不惜枪杀了她的上级。该片中，嘉宝回自己寓所的那一段情景十分动人，她回到寓所后，沉重地靠在墙上，当她把情人放走以后，她又把身子靠在门上，似乎把门当成了情人的身体。没有任何其他一部影片能够如此清楚地表明，对于嘉宝来说激情也可以成为悲伤忧郁的情感的一种体现。她面容的疲惫在威廉·丹尼尔斯的灯光下变成被爱情折磨的痛苦。人们能把热量变成能量，嘉宝却能把缺乏热量变成相思症。 当她在由小说《绿帽子》改编的影片《风流女人》中饰演黛安娜时，嘉宝又恢复了活力。这是她第一次扮演真正具有时代感的角色。嘉宝在此片中采用了现代化的简洁的表演手法。没有大段罗曼蒂克的台词，她涂了一下口红，迅速地吐出或吸入口中的烟，摘掉帽子，坐到西班牙—苏伊扎汽车方向盘的后面，迎受汽车行驶时吹来的风力，任凭大自然的洗礼。她把这一切行动处理得如此迅速，仿佛惟恐时间不够，再也来不及完成自己的生活了。 在病房这场戏里，约翰·吉尔伯特前来探望因精神崩溃入院、如今正在康复中的嘉宝。他走到她病床前探视以后，出去向妻子汇报说，这个女人已不认识他了。这时嘉宝突然出现在病房门口，并向他买来的花束走去；对她来说，除了花束，一切都模糊不清。她拿起花束，像拥抱情人似地把花抱在怀里，把自己的脸深深埋在花丛之中，仿佛从中吸取了生活的力量。最后她把花贴在面颊上抱回病房中去。在医院背景的衬托下，她仿佛怀抱着一个新生儿。这是嘉宝所运用的一次最杰出的转换效果。 1927年新年之夜，一位名叫路丝·贝莉的女记者在圣莫尼卡的一个小茶室里和嘉宝促膝而谈。然而她连最普通的家庭情况都不愿披露。“我哥哥的名字？我姐姐的名字？……问这些干什么？他们是我的亲属，我干吗要把他们的名字告诉别人呢？名字没什么关系。如果我看到这些名字登在报上，我会感到痛苦的。”嘉宝对一些根本不必保密的东西闭口不谈，拒绝透露最普通的情况，甚至采用一种惊人的否定态度来表现自己。 “我从来不曾知道自己在不拍片的时候，下一步该干些什么。”由此可见，她早期的那种对一切后果漠然视之的态度，随着岁月的流逝，现在却变成了一种举棋不定、踌躇不前的人生观。
第四部分：她的脸上放射着诗的光芒他的身影爬上了她的身躯（图）
当她的下一部影片《野兰花》正拍到一半时，她接到斯约斯特洛姆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报，告诉她莫里斯·斯蒂勒已经逝世——他死于1928年11月8日，享年45岁。 当嘉宝得悉噩耗时，她正在和男星尼尔斯·埃斯瑟尔拍一场谈情说爱的戏。她立即面无人色地走出拍摄现场，在布景片上靠了一会儿，然后回来拍完了这场戏。 不久；在斯德哥尔摩，嘉宝做了一次忧郁的短途旅行。据莫里斯·斯蒂勒的律师回忆，他曾陪着嘉宝去看望了存放斯蒂勒遗物的仓库。“我清楚地记得她如何在房里走来走去，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她说，‘这是他在美国买的手提箱’，一面把箱子提起来；‘这些地毯；我记得他是什么时候在土耳其买的’。我们待了好一会儿，她围着家具和画走来走去，说了些伤心话。”此外，嘉宝还凭吊了斯蒂勒葬在犹太人墓区的陵墓。 然而，这场情感波折似乎促进了嘉宝的表演。《野兰花》是嘉宝第一部演一个无懈可击的“好女人”的美国片。她坚决维护自己和年老体衰的刘易斯·斯通的婚约，而不向尼尔斯·埃斯瑟尔扮演的少年英俊的东方君主屈从，至少不是自觉自愿地屈服。但这部影片证实，表现欢乐并非嘉宝所长，她的观众也不愿看到她表现欢乐。观众要求嘉宝表现激情；而不是她欢乐的情景。 此外；《野兰花》作为一部影片来说，最值得怀念的主要还是丹尼尔斯的丰富多彩的灯光效果。他使嘉宝沉浸于各种不同的情绪中，其中包括影片中极具戏剧性的时刻：当尼尔斯·埃斯瑟尔打开卧室门后，嘉宝全身沐浴在灯光之中。用理查德·考利斯的话来说：“他的身影爬上了她的身躯。” 嘉宝于1929年在《惟一标准》中扮演阿尔丁·斯图尔特一角。这是一个旧金山初登舞台的女演员、一个“美女人”。该片中她遇到了一位曾经当过拳击师的艺术家，但此时阿尔丁已嫁给一个照例是难以描绘的令人讨厌的丈夫。阿尔丁出于对丈夫的忠贞不渝和母爱之心，使那个男人开着游艇，经过她的窗前离她远去。最后，她在笑声中落下了眼泪。 人们假设约翰·吉尔伯特能在《惟一标准》中担任男主角，那么这部影片的情感可能会更炽烈一些。然而当嘉宝正在拍这部影片时，吉尔伯特却和英娜·克莱尔结了婚。 一位记者把这一头条新闻带给了正在卡塔林那岛拍摄外景的嘉宝，她不置可否地回答说：“谢谢你告诉我这消息，我祝吉尔伯特先生幸福。” 此时的嘉宝已经安定下来了。
第五部分：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嘉宝如果再不说话 她将失业了（1）…（图）
她着意于一个声音的形象：低沉但动人心魄。喃喃低语间，她的精神世界拥有了特殊的质感，在各异的人生境界及角色转换中，她是分裂而统一的……她透过角色折射出对人类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情感的深度解析，她感到了自己认知的丰富，却又受到许多常态的世俗困扰——她渴望拥有某种品格，也同样渴望能够扮演这种品格的拥有者…… 嘉宝是很特别的，她也正是运用了这一独特性来发展和保护自己。她的成功就在于她的独特性。她在给朋友写信谈到好莱坞时说：“他们这里没有我这种类型的人。”她那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是举世无双的，也正是这使好莱坞对她着了迷。一位评论家说：“她代表了我们十多个著名明星的总和。”嘉宝日后把这种独特性进行了充分运用，她的演技，她的声音无不是她哀婉悲切、孤寂自在的内心流露。
嘉宝如果再不说话，她将失业了 对于好莱坞的外籍演员来说，有声电影的问世是一场灾难。有声电影的突然来临使得外籍人遇到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让一个不熟谙英语的人来导演或表演一部英语影片——尤其是初期的“对白片”都是以滔滔不绝地讲话相号召的——是完全不可想像的。尤其是演员，除了极个别的语言天才如嘉宝，没有几个能越过语言障碍而幸存下来。 这次革命起源于广播事业的诞生。广播里天南地北、诙谐幽默的话锋和动听的音乐，为观众提供了新鲜的娱乐方式。自1920年11月在匹兹堡成立了第一家电台后，两年就发展到564家。广播员的身价倍增，他们的收入超过当时红影星的六七倍。制片商惊呼：“全世界的人都被声音迷住了！”因此，默片明星的噩梦开始了。好莱坞在短短的3年内就改变了面貌，不仅明星更换，连一般人的服装和交谈的语言也都更新了。 1927年，华纳电影公司推出了第一部有对话声带的有声电影《爵士歌手》，其中，男主角以幽默的口吻告诉影迷们：“你们再也不会什么都听不到了！”当人们看到观众排着长龙抢购《爵士歌手》的影票时，不免惊叹：“默片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默片红星说：“最让人难过的是居然无人尝试去挽回默片的江山！” 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不能开口的默片明星不是被迫转业，就是从头开始学讲话。人们急着寻找自己的出路，过去美好的一切也只能留待梦中回味。第一届奥斯卡影帝詹宁斯就是由于自己浓浓的德国腔英语矫正无望，不得不默然返回了德国家中。1928年创票房纪录的最佳女影星卡尔莱·默尔，为适应潮流，派拉蒙公司特为她请了著名舞台演员教授台词；3周下来，她只学会了“妈妈”、“爸爸”。出钱的老板受不了高昂的费用，卡尔莱·默尔就此出局。 米高梅一直不敢尝试让嘉宝开口，他们怕她的瑞典口音加上浓重的沙哑腔会让观众失望，而嘉宝的很多欧洲同行在默片时代的尾期纷纷回国，正是因为美国观众无法忍受他们的异国腔调。一直到1929年，米高梅还在让嘉宝拍无声片；与此同时，他们加紧训练嘉宝的英文。 待影片《吻》首映时，好莱坞大多数影星均已进行并胜利地通过了“试声”工作，这其中约翰·吉尔伯特是遭受有声片影响最惨重的演员——据说是观众第一次在银幕上听到一个成年男人居然气喘吁吁地表达自己的爱情，感到不可思议。 根据米高梅公司的档案记载，当时公司方面急于尽快地让嘉宝拍摄有声片，然而嘉宝此时的合同仍然是默片合同，她从没有签过同意讲话的协议。随着有声片的到来，公司方面曾讨论过请她签订讲话的协议，但是她拒绝了。嘉宝提出的理由是她对讲英语没有把握。 什么使嘉宝最后改变主意了呢？部分因素是电影艺术发展必然的趋势——《吻》是米高梅公司拍摄的最后一部默片，人们普遍认为它标志着默片时代的正式结束。嘉宝如果再不说话，她就将失业了。另一部分因素是梅耶的应允——他答应，如果嘉宝拍一部英语有声片《安娜·克里斯蒂》，他将让雅克·菲德尔导演为出口用的同一部德语版片。嘉宝对德语较有把握。嘉宝喜欢菲德尔，他的导演手法颇像斯蒂勒，他从不叫喊“停！”而代之以镜头前挥动手帕，这种怪办法很招嘉宝喜欢。梅耶还答应嘉宝，让她的朋友们苏尔卡·维尔托尔和威廉·索仁森在德语版的《安娜·克里斯蒂》中担当职责。但是首先她必须用英语说话。
第五部分：米高梅在全世界做了广告“嘉宝开口了”嘉宝如果再不说话 她将失业了（2）…（图）
第一次向观众们说话使嘉宝极为紧张。威廉·索仁森亲眼目睹嘉宝在那决定命运的一天曾如何进行试声的。“……几分钟以后我们两人就乘车去公司了。这时我突然想到她一定会怯场，虽然她一点儿也没有流露。我也没说一个字，只是向前凝视。这时我听到汽车中我身边的毛毯里传出了声音。这声音不像往常那样深沉稳重，却似乎像是一个小姑娘的哀叹：‘啊，索仁，我感到自己仿佛是一个尚未出生的婴儿……’临近中午，嘉宝把我叫到她的化妆室里，说道：‘唉，情况并不是那么糟糕，虽然我听到自己的声音时有点害怕……当我听到播放片中对话时，我几乎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嘉宝是在该片首映的次日，在市中心一家电影院里第一次看到这部影片的。声音在个别地方有些走调，嘉宝默默地忍受着这种差错，“她看上去还很满意”。 就这样，嘉宝终于在影片中说话了。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