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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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社会抵制实在使人挠头，对年轻一辈的丘吉尔们是这样，对马尔巴罗公爵夫妇和整个家族均是如此。迫于形势，公爵决定接受首相让他出任爱尔兰总督这一非常适时的邀请。这意味着他将冠冕堂皇地坐镇都柏林，但在那里的开销将远远超过他一年收入２０，０００英镑的薪俸。因为总督这个差使花费太大，１８７４年他曾谢绝对他发出的第一次邀请。现在这个职位再度空缺，他第二次得到邀请并接受了下来。伦道夫以不拿薪水的私人秘书身份偕同前往。伦道夫与妻儿一起住进了都柏林凤凰公园中的一幢公家住宅，这里距总督府不远。他并未放弃在议会中的席位，但在议会中露面的次数自然比以前更少了。
可能是由于丑闻事件的影响，伦道夫开始越来越密切关注政治问题。他首先研究了大量的有关爱尔兰问题的材料。在议会中，爱尔兰问题经常是争辩的话题。１８７９年，爱尔兰农业遭灾，伦道夫的母亲发起筹款，伦道夫参加了这笔基金的管理和分配。这项工作使他直接接触了爱尔兰农村的社会和管理中的问题。此后不久，迪斯累里政府在１８８０年大选中倒台，公爵的总督任期业已届满。对政治感到新的兴趣，对自己的才能满怀新的信心的伦道夫，踌躇满志地回到了议会大厅。
第一部 雄心第1节 出身门第（2）
在以后的７年里，伦道夫勋爵的政治生涯的确使人眼花缭乱。他的成功是由于他作为议员所表现出的才能，也是由于他在全国各地公开论坛所发表的议论风生的演说。伦道夫和他父亲一样，也是保守党成员。保守党在１８８０年大选失利后一蹶不振，迪斯累里进入上院，后又退隐。保守党在下院缺少一位类似格莱斯顿的发言人，同时发现伦道夫是位辩才，能一针见血地戳穿自由党首领们在堂皇言词下貌似公正的伪善行径。他的武器是奚落嘲弄、讽刺挖苦。他的演讲词都经过精心准备，然后用训练有素的演员技巧滔滔陈词。他的外表也很有特色，身材瘦小，眼睛溜圆，上唇还蓄着一片胡子，因而成了漫画家们的绝妙的素材，也提高了他的名声。在１８８０年议会的最初几个阶段里，他对保守党前排议员的抨击，不下于对政府的攻击。他对下院中保守党领袖斯塔福德·诺思科特男爵对自由党的政策未能进行切中要害的批判感到十分遗憾。他与其他三位同事——亨利·德拉蒙德·沃尔夫男爵、Ｊ．Ｅ．戈斯特和阿瑟·巴尔弗组成了一个保守党“生姜集团”，后来以“第四党”闻名。
很快，伦道夫勋爵俨然成了一位全国性人物，他应邀在全国各地的政治集会上发表演说。威尔士亲王对他所搞的社会抵制此时也放松了。据说亲王总是崇拜人们在事业上的成就。伦道夫此时发现，他不由自主地支持通过了一些政策，而这对那些代表着能够提名议员候选人的自治村镇的贵族说来是天经地义的那些政策背道而驰的。１８８１年秋季，他访问了兰开夏郡，据他后来所说，他曾“受到这些地区头面人物的特别关照，让他不要讲任何不利于郡和自治村镇应同样享受选举权的话”，意思是让他不要反对扩大选举权，使郡中的劳动阶层也能参加选举。他发现保守党内“许多自治市镇的成员，尤其是兰开夏郡的成员”，赞成这一改革，因为大批兰开夏的劳动群众实际上是保守党党员。他们认为自由党人对爱尔兰人过于友善，他们认识并讨厌那些混在他们当中的许多爱尔兰移民。因此没有必要担心扩大选举权会使极端自由主义获胜，现行社会体制也不会崩溃。伦道夫勋爵于是逐渐放弃了对议会改革的抵制，采取了一种新政策，即“信任民众”。他热情鼓吹“民主托利主义”，并要求迪斯累里的继承人，把与迪斯累里政府联在一起的社会改革政策继续执行下去。
伦道夫从未系统地提出过任何他本人的社会改革方案，所以不难得出下述结论：所谓的“民主托利主义”，“原则上是机会主义的”。他本人也直言不讳。不管怎样，他无意中接触到一个重要的政治道理，这就是，如果能使劳工阶级中那一大批选民以及仍未享有选举权的人相信，保守党并不嫌弃他们，他们是愿意支持保守党的。１８８３年通过了严格控制选举期间开支的“惩处营私舞弊法案”之后，伦道夫和他的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名曰“樱草会”的团体，自愿为候选人提供帮助。这一团体的名称据说取自迪斯累里最喜爱的一种花卉——樱草花，它的成员有一整套中世纪等级制度色彩的头衔，有一套半秘密的共济会似的活动方式。保守党的新领导索尔兹伯里勋爵和斯塔福德·诺思科特曾一度认为这一组织荒唐可笑，对它避而远之。然而，１８８４年这一组织向妇女敞开了大门，此后很快在社会上取得巨大成功，成员遍布全国各个选区，不仅在兰开夏，而且在其他一些地区也有强大的劳动群众成员。
１８８３年，伦道夫勋爵开始精心策划利用“保守党协会全国联盟”为工具，抨击保守党领导人及其政策。索尔兹伯里和诺思科特本来对“樱草会”就很不以为然，伦道夫的上述作法则更使他反感。他公开宣称“全国联盟”应参与制定党的政策，而这一组织通常被认为不过是党内领导人的工具而已。１８８３年１０月，在伯明翰举行的联盟年会上，他曾宣称：“如果你想赢得劳工阶层的信任，你就应该允许他们参与，而且是积极参与党的领导和党的管理工作，是真的参与而不是装装样子。”１８８４年，他出任全国联盟主席，随后在他和他的支持者与党内公认的领导人之间，发生了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斗争。最后，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伦道夫勋爵达成一项协议才结束了冲突。达成协议的条件表明，伦道夫更醉心于确立自己的个人地位而不是关心扩大劳工阶层的选举权。索尔兹伯里答应吸收伦道夫勋爵到他的前排议员中去，并正式承认“樱草会”；伦道夫勋爵取消在全国联盟进行的那场运动，并于同年晚些时候访问印度。１８８５年组成了新的保守党政府，索尔兹伯里出任首相，伦道夫勋爵任印度事务大臣。
伦道夫不久即表明，他是一名能够埋头苦干的内阁成员，有能力作出重大决策。他出谋划策使一位很有能力的军人弗莱德里克·罗伯兹将军获准出任印度总参谋长，这一任命遭到女王的激烈反对，因为她不喜欢这位将军的夫人。他认为有必要考虑到俄国入侵的可能性，因而安排了一支增援印度部队的兵力。他批准了对上缅甸的兼并，目的在于结束那一地区的不稳定状态和消除隐患。那时英法两国的商人正在当地统治者的宫廷里争权夺利。伦道夫仅仅当了七个月的印度事务大臣，因为保守党在１８８５年１１月的大选中未能在下院获得压倒多数而使自由党人重新上台。自由党人是在格莱斯顿答应为爱尔兰提出一项自治法案，因而赢得了爱尔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而上台的。
这时，一项新的议会改革法案也已获通过。小小的伍德斯托克镇的选举议员资格被取消了，伦道夫不得不改换门庭另找选区。当时伯明翰中心区还是自由党人的一个堡垒，他勇敢地参加了中心区的竞选而被击败了。于是他被迫退守与他在伦敦西区的住处近在咫尺的南帕丁顿，以确保那里的保守党席位。他当了几个月的反对党前排议员。但格莱斯顿的爱尔兰自治法案未获通过，这是由于反对党和相当一部分首相本人的自由党追随者联合起来反对的缘故。１８８６年７月再次举行大选，结果保守党及其新的盟友获得大胜。此后２０年间，大部分时间都由保守党执政。索尔兹伯里再度出任首相，伦道夫出任财政大臣和下院保守党领袖。这是１８８０年以来保守党首次在下议院获得明显的多数，看来伦道夫官运亨通可以长期位居要职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伦道夫在印度事务部任职期间，索尔兹伯里就发现很难同他共事。他在担任财政大臣时甚至更加刚愎自用。他插手外交事务，公开表示要与德国和奥地利加强联系；他还采取格莱斯顿式的政策制定了一项预算，意在减少税收和军费开支。削减军费计划所要达到的指标使内阁其他成员感到难以忍受。他已经变得十分自信，感到政府里缺他不成，于是，为了强行使他的预算得到通过而以辞职相要挟。索尔兹伯里清醒地意识到，伦道夫的去留对他本人和内阁的名声毫无影响，所以坦然接受了辞呈并继而任命原自由党前排议员Ｇ．Ｊ．戈申接替伦道夫的职务。这一安排大出伦道夫所料，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但政府还是顶住了。于是伦道夫退居后排座席，从此与前排绝缘，他只当了五个月的财政大臣。
伦道夫勋爵显然犯了个错误，他试图迫使一位在下院掌握着绝大多数选票的首相摊牌。事后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承认“忘记了戈申”。最初以为他当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后排议员以后理应会再度出任要职，然而他的健康状况的恶化积有时日，他染上了一种当时最为可怕的疾病、实际上是不治之症——梅毒。这种病刚开始时有些症状很容易发现，随后往往有大约八至十年的潜伏期。他得的究竟是什么病当时并未泄露，但１８８６年底他的轻率辞职举动说明他缺乏判断力，他的思维已受到影响。在伦道夫的一生中，仓促的决定或轻率的举动屡见不鲜，但他并未因此而吃多少苦头，这也许是因为他的对手往往被他的突然袭击搞得措手不及。然而，索尔兹伯里在台上的时候，他终于遇到了对手。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初，保守党政府任期即将届满，新的大选迫在眉睫，伦道夫·丘吉尔本来有可能东山再起，但他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也不感兴趣，与鲜明的保守党观点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也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凡此种种都使他与保守党疏远了。１８９１年，他到南非作了一次长途旅行，意在增强体质。同时他也有意识地为了在南非蓬勃发展的采矿业中作些有利可图的投资。到１８９３年，他的状况变得更糟，就连他的故旧几乎也不愿再听他的演说。诚如罗斯伯里所说，“他是当众慢慢死掉的”。１８９４年他偕同珍妮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以此摆脱政治，怯除虚弱。但此举并未奏效。他于年底返回英国，伦道夫的身体几乎完全垮了，不到一个月就溘然长逝，时年不足４６岁。
１８７４年春在伍德斯托克镇受到盛情接待的年轻夫妇的婚后生活远非“恩爱无间、永葆康乐”。珍妮的性格活泼外露，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