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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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而言，他说：
我曾经也是处于那种负责地位的人，这一事实也许使我的看法受到影响，然而我不明白，对于这一级别的雇员为什么只有高等法院才能定罪与否……在这个案件中，说殖民地总督非常渺小的妄自尊大的心理，我不认为是适当的。毫无疑问，在这些人中妄自尊大心理是存在的，但这种心理在其他人中、甚至在下院议员中也是存在的。
这只是许多事件中的一个例子。在这些事件中，尽管这位大臣急于要同他的身为议员的次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绝不因受到要挟而作决断，因为他的性格和经验告诉他，这样作出的决断是不正确的。然而，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未达到破裂的地步，额尔金总是很有耐心，丘吉尔也从不有意表示对他不忠。他们俩人平时总是表现得相互彬彬有礼，看来丘吉尔在他们进行合作的第一年年终写给额尔金的信中所表现的热情是诚挚的：
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感到非常幸运，在第一次参加一届政府之际，就遇到一位对人信任、宽大为怀的上司；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我从你的教诲和楷模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而如果我在别的地方，或许我的一生依然茫无所知。
可是，不仅额尔金感到与丘吉尔在工作中关系有些紧张，很快他也明显不受手底下供职的一些文官的欢迎。他们讨厌他的习惯，即在回答议会提出的问题时，总是改动他们为其精心起草的措词，他们发现，像丘吉尔这样一位年纪轻轻的人却相当专横。但是，过错并非都在丘吉尔一边。试想，这位曾经从事过报界工作的老练记者，如果允许普通的文职人员来决定他公开发表的言论该用什么调子，就正好证明他的软弱、懒散和政治上的迟钝。至少从这方面来说，把这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殖民地事务部次官清除出坎贝尔—班纳曼政府就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一时期，殖民地事务部仍然负责协调帝国同它的属地、自治领的关系问题。１９０７年四五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讨论殖民地问题的会议，各自治领政府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使各自治领的自尊心得到满足，额尔金在会上宣布，他建议在殖民地事务部内设立一个单独的机构，负责处理各自治领同不列颠的关系问题。从此以后，这种会议就更名为帝国会议，而殖民地事务部内设立的这一机构就称之为自治领事务局。
第一部 雄心第5节 殖民地事务部次官（2）
丘吉尔不是这次会议的正式成员，但他出席了大会举行的各次会议，或许是在他个人的要求下，还应邀就帝国特惠制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演说。他希望各自治领政府总理说明，谁是极其赞同关税改革的。他认为，即使英国政府最终同意参加帝国金融保护体制，英国国内的反对趋势仍将持续下去。丘吉尔认为，由于实行特惠制度的结果而导致的涨价，“就要刺激这个国家的穷苦百姓积聚起对殖民地和殖民事务的愠怒和怨恨。”这一看法似乎使气氛过度紧张，激怒了澳大利亚总理艾尔弗雷德·迪金，他尖刻地回答说，这篇演说是“沉溺于狂热的想象”。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不得不承认，在帝国特惠制问题上存在分歧。实际上，以前在１９０２年举行的会议上也是如此，那次会议是在约瑟夫·张伯伦宣布改变其主张以前召开的。
此次会议结束后，近期内殖民地政策上的主要问题似乎放到了一边。丘吉尔开始筹划去东非旅行，以便使他能亲自了解在以前３０年间英国取得的大片属地上的具体情况，并且为这些属地的发展所应采取的措施方面取得某些现场的感性知识。额尔金极力鼓励他进行这次旅行，这或许是希望，丘吉尔的外出会使生活平静一些。丘吉尔想在这次旅行中进行狩猎活动，猎取一些大动物。为了避免敌对性的批评，同意由他自己负担这次旅行的费用。为此丘吉尔连续给《滨海杂志》写了报道这次旅行的文章。他估算，这次旅行要支付４个人的费用，因为陪同他前往的不仅有埃迪·马什和一名男仆，还有他的表叔戈登·威尔逊中校。
人们很快就看出，丘吉尔不可能把这次旅行看作是任何意义上的“私人”旅行。在所访的每一个港口，从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开始，他就立即深深地卷入公务之中。不久就着手准备长篇报告，提出他认为是对有关的殖民地福利事业所应采取的措施，并寄往白厅审阅。额尔金惊恐地发现，“这次纯属野外运动和私人旅行”随即变成了“官方出巡”。他为不断寄来的备忘录所困扰，并认为其中的大部分意见是“毫无可行的希望”。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丘吉尔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住了几天。在此期间，他对各种地方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接见各种代表团，并为他到内地旅行作准备。他出席了在蒙巴萨俱乐部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宴会以名称不确切的冷盘开始，到琼森—希克斯油煎面包片和伯莱尼苹果冰淇淋结束。丘吉尔从这里出发乘火车前往内罗毕，途中临时停下来打猎，猎获了一头犀牛，这是一次令人激动而又很危险的经历。在内罗毕，他再次被游说者和请愿者所包围，正如他所说，“内罗毕的每个白人都是政治家，他们中的多数人又都是各政党的领导人”。
３天后，丘吉尔及随行人员从内罗毕出发，沿着通向乌干达的铁路线前往维多利亚·尼亚萨湖和乌干达保护领。在去维多利亚·尼亚萨湖的途中，他进行了猎野猪的活动，然后乘汽船横渡湖面，进入乌干达。他会见了乌干达王公，当地人称为喀巴喀，这是一个１１岁的孩子，正在按照英国方式接受教育。据乌干达总督赫斯基思·贝尔的说法，这位喀巴喀及其手下的酋长，举止庄重适度，但丘吉尔却“非常讨厌，整个会见过程他总是在照相机镜头前躲躲闪闪”。总督看到，他的这位宾客在晚间边洗澡边向埃迪·马什口授为《滨海杂志》撰稿的素材。显然，贝尔很欣赏丘吉尔，“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家伙，但我不能不喜欢他……他看问题豁达开朗，并对这个令人注目的国家潜在的工业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作了充分的估价”。
此后，这次旅行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亦就是徒步旅行的阶段。要穿过丛林进行勘测，以便探寻铁路延伸的线路，把维多利亚湖与艾尔伯特湖连接起来。勘测时还带了４００多名当地民工，他们一天只能前进１２或１４英里。丘吉尔在大部分时间里感到身上十分难受，因为他要天天戴一顶遮阳帽，并且“总是用它把整个头部都遮掩起来，模样活像一个圣诞老人”。他之所以这样，部分是由于他皮肤过敏，另外也是因为他相信一种流行的看法，热带阳光的直射对白人说来是很危险的事情。当走到可以骑自行车的地方，他就骑上自行车前进，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一些劳累，而他的同伴和那一长串民工队伍则仍然徒步行走。每天晚上他们一伙可以在当地部族专为他们搭起来的临时窝棚里休息，当地人称这种临时住所叫“班达”。丘吉尔与同伴们谈笑风生，甚至连总是跟他一起的马什对他的“毫无倦意”也感到吃惊。他们一行最终到达了尼罗河的源头，然后乘船到喀土穆。在这里，丘吉尔的男仆因食物中毒而身亡，这使他十分悲痛。１９０８年１月中旬，丘吉尔回到英国。
丘吉尔为《滨海杂志》写的文章后来编辑成书，出版时又补充了一些材料，书名为《我的非洲之行》。丘吉尔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开发东非的一些设想。他似乎认为，如果交通设施能得到改善，尤其是建成由他勘察过的铁路线，乌干达的经济就能发生变化，并以此“进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实验”，为兰开夏的市场种植棉花。看来，他对这一地区近期内的发展潜力未免估价过高。对东非的其他地区，丘吉尔的看法不那么乐观，但很有见地。他预见到发生种族冲突的危险局面，因为他认为，欧洲人与印度移民如果不加节制，就会发生严重的磨擦。“只要我们能够以最新方式解决这一如同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一样的难题，热带强大的非洲大陆就能发展起来……”如过去一样，丘吉尔从事新闻工作的娴熟技巧使这本书获得了成功，受到出版界和公众的好评。
当丘吉尔以如此巨大的精力专注于帝国的各种问题时，自然就不能对国内事务给予密切的注意。但他对社会改革问题仍未放弃积极的态度，这早在他作为托利民主党人和下院后座议员时就是如此。１９０６年头几个月，他为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丛林》写了一篇评论，这部小说对芝加哥肉类加工业工人的状况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这篇评论发表在ＴＰ奥康纳主办的周刊上。丘吉尔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这本书促使那些从未对社会基础进行过考虑的人们停下来好好思考一番……它表明，工厂法、卫生法和工伤残补偿法所做的广泛而复杂的规定是完全有道理的，而这是议会成年累月费力搞出来的。
这年１０月，丘吉尔在格拉斯哥发表的一次演说中，提出了一项社会改革计划，尽管这项计划仍然含混不清，但却也适当勾划出一项立法行动的轮廓：
我认为，国家应该日益成为劳动力的后备雇主。遗憾的是，我们并未把铁路抓在自己手中，我们还可以更好地利用运河来做一些事情。既然我们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大厅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属于进步党，那末国家就必须更加认真地关注残疾人和老年人，而首先应该关心儿童。我希望能普遍建立起生活和劳动的最低标准，并随着生产力所可能允许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丘吉尔的这种言论表明，他受到了当时最为进步的社会思想家的影响，特别是费边社会主义者西德尼·韦伯和比阿特里丝·韦伯，他们主张建立“最低国民生活标准”，这一主张最终体现在工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方案之中。他们试图说服１９０５年成立的皇家济贫法委员会，建议全部撤消济贫院，由国家分别作出安排扶养老年人、儿童和体残者。丘吉尔虽未同韦伯夫妇直接进行过接触，但他却具备了这种立法的思想。韦伯夫妇在他们所写的书籍、小册子和文章中均支持这种主张。其中西德尼·韦伯新近在《国民评论》上发表文章，为新的自由党政府提出了一项立法方案。
事实表明，较为年轻的自由党人之所以对社会改革发生兴趣，是受下述欲望所支配的，即要赢得劳工阶级的选票，或者至少不丢掉这些选票。毫无疑问，有些人或许就是抱着这种动机的，但至少丘吉尔似乎并不认为，社会改革会给大部分选民带来直接的好处。他用军事术语来打比方——这对他是信手拈来的事情——改革的潜在受益者是劳工大军的后备部队，而不是它的主力部队。这支后备部队，正如他在格拉斯哥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不得不从困境中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的幽灵“解脱出来”，而这是“人类以本能的因素进行的长期战争”。对于最勇敢的士兵和最受人信赖的将军来说，是会有用武之地的。在那里，所有的军事科学知识和最大的重炮都要被利用。然而，很清楚，如果仅仅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