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北大留级生-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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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反右后的北大恶劣环境，我特别需要用罗素的哲学观点来指引我。我想步他后尘，踏上智慧之路，从数学、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中去寻找“确定性”。外界环境越是混乱、动乱、乱哄哄，我的内心或灵魂就越渴望确定性。因为２＋３＝５是永恒不变的，不论何时何地，数学真理都是永恒的。
读高中的时候，若是我有这样的觉醒，对数学真理的伦理价值有这种认识，我会决心报考数学系。
五、 不是幕落的时候
毕业后，１９６１年９月我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数学”这颗种子已经落进了我的心田，正在冬眠，等待时机。１９６２年我开始萌念，朝“生物数学”（Ｂｉｏ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方向发展。
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８月，我被抄家，批斗。９月，我决心系统自修数学，从平面几何、代数和三角开始，然后是微积分，做习题。不做习题，等于纸上谈兵。
我是被“逼上梁山”。因为别的书都被打成“封、资、修”，有毒，不能看，我只好读数学。
１９６８年４月，我刚从关了我半年的牛棚放出来，便迫不及待地开始重读辛钦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上册》。在第２１页，我在书上的空白处偷偷地写下了读后感（见图２）：
《无穷小量》这个概念如果只停留在纯数学理论上，那你是很难窥见其力量的。但是，如果它一旦用来描述自然现象或自然过程，你就能清楚地看到这个观念所包含的伟力。而且纯数学同自然现象或技术过程紧密地结合，还能带来其他许多好处。例如，这种结合使得纯数学概念获得了生动、具体、有筋有骨、有血有肉的形象，从而使人们窥见到了《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的一丝微弱的反光，便是其中一大好处。６８．４．
这段读后感对我很重要。我想作如下两点解释：
１． 这段文字预示了８０年代我大规模创作的到来。这里只是一个苗头，胎观，它来自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之交的北大，来自数学系图书馆的“白日梦”（ＤａｙＤｒｅａｍ）。
２． ＧｏｔｔＮａｔｕｒ是个德文术语，意思是“上帝—大自然”。这就是德国的泛神论。走近“上帝—大自然”是我在北大求学时期最主要收获之一。在我的“哲学世界观”中，它是一个核心概念。在我的内心碉堡中，它又是奠基石之一。
当年我自修、走近数学世界不是为了当数学家，主要是为了走近“上帝—大自然”。因为大自然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符号系统写成的。上帝喜欢说数学这种“普遍世界的语言”。
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是“上帝—大自然”（中国古人则习惯用“天地”这个术语）的代言人。
朱熹有言：“天地不会说话，倩（即借助、通过的意思——赵注）他圣人出来说。”
这便是我读圣贤书的主要理由。
其次，我走近数学也是为了逃避现实。数学成了我的洞穴，有种安全感。
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年我在海边放羊６年，偷闲做了一千多道习题，包括微积分、微分方程、复变函数论和概率论。这样，我在“世界哲学王国”便多少有了一点发言权。因为我追随柏拉图和罗素的信念：不懂数学，无以言“世界哲学”！
数学和自然科学使我多多少少懂得了一点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这对我走在通往“世界哲学”的智慧大道上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部分读伟人传记（1）
在校６年，我读了许多伟人传记。归纳起来，主要是来自三大领域的巨人：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和哲学。
这些巨人的生平和工作大大促进了我的成长，尽早摆脱了我身上的昏沉、平庸和愚昧。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大的创造力，从而拔高了我。
伟人是座高山。他耸立在我们面前，对我们是种生命的演示，示范，也是一种挑战，一个命令句：
伟人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跪着。
站起来吧！
读多了，这个命令句便越来越清晰，时常在我内心回荡。
“站起来吧！”——这个命令式渐渐便成了一种“人生使命感”。内心永不会陷落的碉堡的灵魂，说到底不是别的，而是内心有团“人生使命感”。
古今中外，一切伟人有个共同点：
“把志气奋发得起，何事不可做？”（明朝，吕坤）
“人生一世间，所忌立志卑。”（宋朝，戴复古）
朱熹更是一语道破：“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
苏轼也是一语胜人千百：“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
志气是统帅，有如朱可夫元帅；才华和勤奋是百万苏联红军。
北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我提供了几乎应有尽有的传记。
只要我在大英或德国百科全书中看到我所感兴趣的某个伟人，再去图书馆目录柜查卡片，９８％都能满足我的求知欲。
所以我特别满意北大图书馆的雄厚实力。何况它有两三套不同的目录卡，来自老北大、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属于不同系统。这里没有，那里必有。
不仅有德文原著，还有英译本。常常我把两个版本同时借出来，相互对照着阅读。一来可以提高我的德、英文水平，二来可以加深我对论著的理解。这就好比有个英国人在旁边替我解释德文。反之，若原著是英文，有德译本，就等于有个德国人为我解释英文。好几年，这样的名著阅读着实让我过了把瘾。
我常常能听到自己大踏步前进的脚步声。
我养成了沉思默想的习惯。这是对生的沉思，而不是对死的默念。当时我只有２０—２１岁，不会过多地思考死亡的意义，尽管每个伟人必然地都有一死。
１９世纪末奥地利伟大物理学家玻尔茨曼（Ｌ．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１８４４—１９０６）的生平和工作深深打动了我。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发现的一个公式（玻尔茨曼公式）刻在墓碑上尤其给了我难忘印象：西方人用这种方式来赞美死者一生的最高成就，真是绝了！
我没有去山东造访过孔夫子的墓。在他的墓碑上，应刻上什么？若是要我选择呢？我建议刻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司马迁呢？在他的墓碑上刻什么？
我建议刻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当时我已经感受、体认到了司马迁的胸襟和气魄；也开始分清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哲学；什么是历史学家，什么是历史哲学家。
两者有区别，属于不同层次。历史哲学家高于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注意史料，重事实；历史哲学家在史料、事实的基础上或大前提下去揭示历史运动总体结构的律动、规律性和普遍法则。
后来，我读到雅斯贝尔斯（Ｋ． Ｊａｓｐｅｒｓ）的《历史的起源和目的》（Ｖｏｍ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Ｚｉｅｌ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一书，更坚定、明确了我的上述区分。
雅斯贝尔斯同黑格尔一样，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历史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书中写了一篇“导言”，标题便很哲学：
“追问世界历史结构”。
单纯的历史学家决不会这样去鸟瞰世界历史，这样去见树见林，这样去概括、提炼和上升。其实，“追问世界历史结构”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种架势、姿态都属于同一个层次，只不过表述方式不一样罢了。
试图用一句话写在死者的墓碑上，高度概括他的一生成就，是一种很好的练习。当我还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在做这样的练习。每当我读完了一本传记，合上书，我就在琢磨这样的练习，而对课堂上的作业则是淡然置之，经常不交练习。班长潘子立常来催，他也不好意思，我也尴尬。
我的个性在大学６年终于形成，并有充分表现：兴趣是我的上帝，我只听从自己的兴趣，只愿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对不感兴趣的事物，即使动用８个火车头来拉我，推我，也休想让我走半步。
我的兴趣同当年课堂、课外作业，还有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大批判和报告会）发生了严重冲突，曾使我非常痛苦，这又更进一步把我推向科学、艺术和哲学世界，我只有跑到那三个王国（其实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去寻找安慰。
读伟人传记，使我找到了内心的共鸣或共振。
因为“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陶渊明）
因为“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谢灵运）
伟人传向我展示了生命的种种可能性。伟人传告诉我，人的一生可以过得如此这般丰富，多彩多姿，有声有色！每本传对我的昏睡状态都是一种冲击，给我的都是一个惊叹号！
我是一个月一个样，一个学期大变样。老师、同学几乎没有觉察出我的变化。只有少数几次是例外。
有一回，文学史专家马纳特夫人分析小说中的人物时，指出该人物集创造力和破坏力于一身，是很矛盾的。
在讨论班上，每个人都要发言（当然是说德语）。我讲了大约５分钟，引用了一句箴言或格言：“Ｄｉｅ Ｌｕｓｔ ｄｅｒ Ｚｅｒｓｔｒｒｕｎｇ ｉｓｔ ａｕｃｈ ｅｉｎｅ ｓｃｈａｆｆｅｎｄｅ Ｌｕｓｔ．”（破坏的快乐即创造的快乐）我从儿童心理学列举了一个例子，说明这是人性所决定了的：
一群男孩在沙滩上用树枝、树叶和细沙搭建房屋，非常投入。建好了，孩子绕着屋又跳又唱，快乐无比。之后便是你一脚，我一脚，其兴奋、刺激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先前建完屋时的欢呼雀跃。
马纳特夫人听了，说：“Ａｕｓｇｅｚｅｉｃｈｎｅｔ！”（太棒了）
三四十年后，我把这个观点写进了我的书，用来分析人类战争的生物学根源。
同伟人的生平和工作捆绑在一起，有他们的拼搏和奋发相伴随，我不再孤独。“天道酬勤”这句成语，我记住了。
伟人同人生世界有这样多的紧密联系，有这样多的牵挂和深深眷恋，以致于任何来自外界的打击都休想摧垮他们，使他们散架，坍塌，灭顶。
从字典上读到英文成语“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ｒｅｓ ａ ｗａｙ．”一般译成“有志者事竟成。”
虽然没有错，但不闪光。按我的理解，最好译得生气些：
哪里有意志，那里必有路。
第二部分读伟人传记（2）
反右后的北大，启发了我去这样译，作出这样的理解。
１９世纪德国大哲学家叔本华对Ｗｉｌｌ的解释是：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ｉ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Ｓｐａｃｅ．（意志是独立于时间和空间的）
这是１９６０年我从一本英文版的《叔本华传》读到的。当时我的内心情不自禁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