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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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他们之前拒绝了自己新闻界朋友的要求,包括《纽约时报》的亚瑟•;苏兹伯格,他们极不情愿接纳我,但是最后多莉还是同意了。第二天早上,她还开车将我送到贝尔格莱德,我们在车上担心的是万一大使夫人遇到车祸,会发生什么让人害怕的事。想想吧,万一大使夫人遇到了交通意外,而且只穿着拖鞋,睡袍外面只披了件外套,别人看到这番场景该作何感想。
苏联人终于前往戒备森严的布里俄尼岛,和铁托元帅会见,但是在他们去那儿之前,先访问了萨格勒布,然后往北到了布雷得,那是位于原奥匈帝国腹地的一处风景名胜。从萨格勒布到布雷得的驾车旅行的一路欢声笑语不断,每四名外国通讯记者分乘一辆汽车,汽车由南斯拉夫情报人员驾驶。这些情报人员至少都懂点英语,我们在说到各种反共的俏皮话时,他们也会在一边陪笑。我和诺伊斯、美联社的爱德•;科里和《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比尔•;斯通曼共乘一辆车。我们老是被南斯拉夫的士兵拦下,没有我们司机的帮助,每遇到一个路卡,我们必须自己解释清楚才能继续前进。我们最后推举斯通曼作为我们的首席谈判代表,直到有一次他大发脾气才作罢。他如果是担任首席谈判代表的时候,脸上会带着孩子气的笑容,在一个士兵的眼前晃着他的身份证明,绅士气派地笑着说:“我料你不知道我们是谁吧?你们怎么可能会知道呢?”我们的司机几乎无法压住自己的笑声,但是我们永远都被挥手放行。
1956年10月28日的清晨,我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是丹•;阿佛尼打来的,他是以色列大使馆的新闻随员(可能职位比这还要高),他是我做美国使馆新闻随员时认识的朋友和同行。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9)
我能从他短促有力的语调中感受到紧张的气氛。(和很多以色列人一样,他年轻时,曾在英国陆军里服过役。)这种紧张是有理由的。头条新闻都很不祥。在埃及,当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时,在沙漠中划了一条不可侵犯的疆界线。而英国、法国和以色列都准备做出反应,也就是侵略。在匈牙利,民众反苏的情绪已经演发成了反苏的革命。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在为自己的连选连任进行最后一个礼拜的宣传。
没有人会猜到10月24日会发生什么:一支包括重型坦克在内的苏联军队占领了匈牙利,肃清了反苏的革命。
在10月29日,以色列打算通过入侵埃及来“清洗埃及游击队员在西奈的据点”。
11月5日,在经过差不多一周的炮击和空中轰炸后,英法入侵了埃及,伞兵分别降落到了在苏伊士河口的塞得港和福阿德港。
11月6日,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而艾森豪威尔将要撤出对英法的支持,这会大大加快停火协议的达成。
丹•;阿佛尼知道我有多么盼望第一次前往以色列,他在10月28日清晨的电话里提醒了我。我们很多次地谈论过这个话题。他说现在就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时机。就是现在。实际上,他告诉我,就有一架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会在今晚离开,要是我抓紧的话,他觉得我还能在飞机上找到个位子。实际上,就是认为我要离开的,还特地为我在预定了一个座位。
事实上,这是在以色列军队第二天早晨侵入西奈、加沙并占领苏伊士运河前,最后一班降落在特拉维夫的商业航班。我一个人待在丹宾馆,周围和平常一样,都被一帮《生活》杂志的记者和摄影师给包围,更别提他们手下的那帮听差了。他们会帮忙租车,预订,分类拷贝,应付审查员,让通讯记者可以自由地采访报道。这帮听差也是最难对付的敌手。在《新闻周刊》,我们感到很受信任,因为我们所写的每一个字都会被登在杂志上,而不是会经过杂志社里的专门写手重写。
这是我自在太平洋的驱逐舰上的日子之后,第一次直面战争。我很紧张,我需要写出自己的报道,来记载以色列快速进占埃及的过程。我的报道就在宾馆外面那些排成一行等候的计程车里向我招手呢。我早已经忘记了那个司机的名字,但是当我问那个司机我要怎么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简单地我说,“我怎么样啊?”他其实是从军队里周末休假,就在我们交谈时,他所在的军队还在加沙地带外围奋战。他说,他打个招呼,我们就能深入90公里的哨所,再往前十公里就是前线,能亲眼观战,还能和士兵谈话。他保证说:“那儿有很多美国人。”,然后他还会开车把我带回去正赶得上吃晚饭。
他真的兑现了自己的诺言。我在那天晚上整理好自己的资料,这篇报道被一字未改地刊登了出来:
乘坐出租车感受战争
本杰明•;布莱得利,《新闻周刊》欧洲通讯记者,现在正在报道以色列的前线状况。他久历阿拉伯世界的战争和反抗(有一次他因为在阿尔及利亚的采访太过深入,而被逮捕)。布莱得利及时从巴黎飞抵了特拉维夫机场,来亲眼见证以色列占领加沙和攻破埃及军事部署的过程。
这是一场奇怪的斗争。从特拉维夫沿高速公路取道雅法到加沙战场,只用驾车两个小时的时间。我坐在一辆七座的克莱斯勒冒险家豪华计程车前往前线(以色列的军队指挥官禁止新闻记者随军采访。)
一个半小时后,我看到了以色列和埃及军队之间决定加沙命运的战争。这场战争就在我的眼前打响。
我听到美制的野马飞机(二战中常用的一种机型)在上空懒洋洋地盘旋,然后分别穿过埃及稀疏的高射炮火,用炮弹、火箭和机关枪攻击锁定目标。
战争的情景让我从乡村和煦明媚的虚假和平迷梦中惊醒。在梦里,番石榴和桔子林都郁郁葱葱。而在路边的吉布茨(农舍)里,孩子们会在空袭掩体里玩着射杀伞兵的游戏。
民兵:作为在加沙附近的人来说,田野被抛荒了,即使有农民在田野工作,背上也扛着枪。距离加沙大约八公里的地方,一名以色列的卫戍士兵从前线的一座城堡里向我们挥手打招呼。而在距离埃及城市加沙不到三公里的一座山峦顶峰,两军鏖战正酣。一开始,除了城市投射在蓝色地中海上的黑色剪影外,我什么都看不见。忽然出现了一道橘红色的闪光,接着浓烟四起,并响起了迫击炮让人震耳欲聋的声音。敌方回以闪光,炮火齐鸣,最后是机关枪扫射的声音。
我面向加沙,以色列的军队在炮兵齐射的掩护下,向前进军。我爬到了一块高地上去,从这个孤零零的看台上我可以近距离观察战争的进展。
4架歼击机从面呼啸而来,在离地面一两百米的地方掠过。鉴于它们的飞行方向,我觉得它们是埃方的飞机,正在寻找一条并不存在的壕沟。但它们其实是以色列的飞机,通过地对空电波信号指示,它们在寻找很小的军事目标。
我往后看了一眼,确定等待我的出租车的位置。在这个荒芜的乡村,整整一个营的力量忽然一下真实地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由坦克出任先锋的另一支特派军从另一侧向加沙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并不算是什么战役。圣经中的歌利亚就诞生于斯。加沙的身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伤痕。大多数战斗都是在外围打响的,埃及人在那里修筑了工事。
举起手来:一位以色列的高级指挥官哂笑。埃及人可不是什么好士兵。他们将枪举过头顶,接着就想逃跑。然后,他们会丢掉枪,将手举过头顶投降。在我们返回特拉维夫的一路上,我们都能看到埃及人同样的自大、骄傲和轻蔑的情绪。
在以色列的城市里,你几乎找不到战争的痕迹。人们排队等待乘坐公交车(很多公共交通设施已经被征用了)和买汽油。有几辆车被涂上了水和泥的混合物做掩护。偶尔可见一扇窗户上被糊上了纸,用来防备埃及实际上从来没有进行过的空袭。陈年褪色的窗帘实际上就发挥了灯火管制的作用。汽车的车灯上装了蓝色的透光镜,发出幽暗闪烁的光芒。因为新闻审查员的严谨工作,报纸上留下了一块块白色的天窗。
当我驾车从特拉维夫向北前往海法时,沙伦平原安详地沉睡在漫天璀璨的繁星下。只有一名以色列士兵守卫着高速公路的交界处,这条公路的分支通向约旦的国境,离它只有不到八公里。以色列人满意地发现,在他们和约旦麻烦不断的八年休战中,这条与约旦的边境线还没这么安静过。
多年后回首,这篇报道听起来就像是个驱逐舰上的水手的叙述,完全不熟悉军事战略,只能像个孩子似的看到军事行动的表象,而且还沾沾自喜,真不愧是从出计程车的小视角来看大战争。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10)
几天后,我为了另一篇报道而在海法周围的码头闲逛,想收集一点关于被俘的埃及潜艇细节。我突然一下发现潜艇艇长本人身着全套制服,表情肃穆地坐在一辆汽车的前座,眼睛还被蒙住了。他将在距离海法不到两公里的以色列海军基地接受审讯,那个基地是在山里面。他们带着这个艇长坐着汽车兜了半个多小时的圈子,想要让他搞不清楚自己身处何方又到过何地。我从车窗里斜拍到的那个被蒙住眼睛的埃及人的照片,这张照片出现在了下一期的《新闻周刊》上。
我曾经为以色列和以色列人深深折服,现在依然如此,因为他们精力过人,因为他们妄自尊大。当我们无法习惯于在敌人的枪口下过日子时,他们对我们的谦虚态度,以及他们的执着和理想主义气质让我也深深折服。当以色列人告诉我敌人已经很逼近了,我总是不明白,直到自己听到不远处火光通明,并传来了枪炮声。
我为那里有那么多的美国人而吃惊,他们不仅在精神和价值观上和我们一样,他们真的就是美国人。如果你喊一句:“有美国来的伙计吗?”顿时间就会应者云集啊!
以色列军队非常迅速地在西奈半岛打垮了埃及军队,全世界的注意力都转到了纳赛尔国有化的苏伊士运河,以及英法会如何应对这一国有化问题上去了。显而易见,我应该去运河那里等待新闻,但是怎么去那里,当时我可不太清楚。我们这些急急忙忙奔到以色列来的人都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即使我们真得见到了一鳞半爪的战争,因为我们错失了采访在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发生骚乱的机会,这些事件差不多是同时发生的。当然,话说回来,要是我们错过了采访埃及新闻的话,那也太该死了。
我曾向纽约的编辑发去如下建议:我绝对没有机会从特拉维夫前往运河区。以色列军队指挥官告诉我,他们不会前进(至)运河,他们会停军在离那还有十公里左右的地方。看上去,这10公里可没办法独自通过。
当一个搭便车前往雅典的机会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决定好好利用,因为从雅典到塞浦路斯有好几个航班,包括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