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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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我们会引起全世界的注意。一切都只需要48小时，只要我不被吓破胆，这不会有太大的难度。　　　　
　　　　再其次，我真的不认为我会被法国驱逐出境，尽管我回到巴黎以后，肯定会遭到逮捕和审讯。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小心行事，还是不至于被驱逐出境的，由于采访的时间已经拖延了，所以要把握好时机变得更为困难了。　　　　
　　　　A）司法部长密特朗是我的朋友，至少从前是。　　　　
　　　　B）要是我周四返回巴黎的话，我计划一抵达就把照片给你，我一安顿下来就把新闻稿通过电报发给你，从巴黎发给你（通过不易被检查到的商用电报），必要的话从布鲁塞尔给你发过来。我觉得我们至少要用上一张那种揭露残暴真相的照片，才能向法国人和全世界证明，我们并没有站在民族解放阵线那边，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游击队战士只是民族主义英雄而已。我建议我们采用阿列的那张照片，因为他在我的故事中出现。他的那张照片不太血腥，而且他还是法国人。　　　　
　　　　C）一旦你给我回电报，说这个报道和照片都已经开始排版，我就决定立刻向密特朗亲口坦白这一切，告诉他我的所见所闻，我做了些什么以及我是怎样做到的。这会使得法国政府完全不可能指控我犯下了“不得泄漏妨碍国家机密罪”，而巴拉特就是因为这一罪名遭到了逮捕。我也不会和民族解放阵线结怨，因为我实际上并不知道任何可能威胁到他们的东西，连它们的总部在哪里都不清楚。　　　　
　　　　D）当我们露面时，媒体一定会涌向我，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准备向他们重述我对密特朗说过的话。　　　　
　　　　还有一件事，我肯定会拍到一些绝妙的照片，这些照片我都能以天价卖出去，但是这些照片我们都不可能使用。为了奖励我冒着丢了命的危险去进行采访。我希望您能批准我这么做。当然，没有您的同意，或是不能确保《新闻周刊》的声誉，我是不会做的。　　　　
　　　　我在宾馆房间里等了三天，等待着并会响起的电话铃声。为了消磨时光，我平生第一次吸了大麻，琼在日内瓦的同父异母的妹妹给了我一些大麻，我一直带着它们环绕了大半个欧洲，等待着合适的场合，让它们发挥最大的功效。我非常紧张，担心自己在沮丧中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我把自己在圣•；乔治饭店的房门反锁上了，在我的烟斗里填上大麻，将它点燃。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什么事都没有。然后我就呼呼大睡。一个小时后，我醒了过来，在烟斗里再添满大麻……然后再又入睡。一切就是如此。　　　　
　　　　当我一得知弗朗索瓦•；德洛尔姆先生已经消失后，就立刻飞回了巴黎。第二天早上我前去拜访狄龙大使，让他知道我在阿尔及利亚遇到的困境。我一离开大使馆，就接到了女佣给我打来的电话，说警察正在搜查我在孚日广场的住所，正在找我。当我乘计程车回到百利街上的办公室时，我发现自己突然被警察和黑色的雪铁龙汽车给团团围住了。两个警察拉着我胳膊，将我从人行道上给架了起来，让我跟他们走。我提出抗议，并问他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在那情形紧迫的时候，我突然掉链子，怎么想不起来法语里的“逮捕证”怎么说了。你要不记得这个词，想要问一问这些身材魁梧的警察有没有逮捕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车里，一个警察头目转过身来对我说：“布莱得利，你触犯了法令，要被驱逐出境，你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法国。”不管一开始在车里，还是之后在法国国内安全局（相当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里，我不断要求他们给我一个理由，但是他们绝口不提。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坐在一间小屋子里，不能打电话联系其他人，抓我的一个警察正在起草一份情况报告，确认我被逮捕，并得知了驱逐令。从法国被驱逐出去，可不是我计划中的一部分。我和汤尼打算七月完婚，并且准备在一年的时间内和我的四个继子继女一起在巴黎开始新生活。在切维蔡斯生活要比在法国会困难得多，也会无趣得多。我离开法国国内安全局总部时，手里拿着一份驱逐令，还加上“理由是得悉有关本杰明•；布莱得利的负面情报”，但是根本就没说这一负面情报是什么。这明显和我想与民族解放阵线领导人见面的企图有关，尽管这一计划最终流产了。但是既然我的这一打算没能实现，而且我什么都没有写，还要把我驱逐出境，就让人觉得很奇怪了。　　　　
　　　　当我回去见到狄龙大使，并希望借他的力量取消驱逐令的时候，他只是在笑。他说：“这是你身为记者能拿到的最好的推荐信了。”但是他叫来了使馆的二把手特德•；阿基里斯，让他去外交部询问此事并表示抗议。法国的新闻界对政府大加抨击，并且声援我，还赋予我这么多年来前所未闻的荣誉，夸赞我是“在同行中声名显赫而且广受尊敬的记者”。最让我头疼的是约翰•；邓森，他是《新闻周刊》里一位出了名脾气暴躁的编辑。他想我一劳永逸地离开那个破烂的“自由发源地”法国，“将一切内幕都告诉新闻界”。我在法国外交部的朋友们都认为“邓森肯定是疯了”，警告我什么都别说，一切都交给他们去办。最后，狄龙和阿基里斯扫清了障碍，给我拿到了“暂缓执行”驱逐令。但是这对邓森来说可不够，他要求“撤销”驱逐令。几天后，他得偿所愿。　　　　
　　　　尽管事实上，我没能采访到这个新闻，可是我遭逮捕的经历却让我小有名气了。我已经做了两年的通讯记者。但是除了我的同事、华盛顿和欧洲的几个内幕人士以外，没有人对我或是我的工作有多少关注。但现在，我花了十五分钟采访后弄到的新闻第一次上了头版。我已经成为了一线大牌记者，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达到了这一高度。下面这个例子，就证明了我还没能意识到，其实名声可以改变事件本身的意义。　　　　
　　　　我被捕的消息登在《先驱者论坛报》上的当天，苏珊•；玛丽•；帕藤邀我共进午餐，我差不多是以众人期待的荣誉嘉宾身份出席的，就像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出场一样。苏珊•；玛丽嫁给了美国大使馆的政务官员比尔•；帕藤。比尔过世后，她又嫁给了专栏作家乔•；奥尔索普，还在韦伯街办了一个聚会。我只是受了点惊吓，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事态会怎样发展，但是她的友好就是一种很好的表态，我很感激她的热情。我也不再考虑，这一邀请是否标志着我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未知领域。　　　　
　　　　但是，别在意那些头条或是荣誉嘉宾之类的，没有人能真的告诉我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被逮捕，而之前为什么不被逮捕呢？一切都是逐渐才浮出水面的，我一点点地听说了事件的缘由。我在北非时，帮我和民族解放阵线联系的线人中，有一个投奔到了法国情报部门当卧底了。我后来意识到了科西嘉上校让…巴蒂斯特•；比亚吉的存在，他成为了北非定居者中一名坚实的领导者，几年后他们艰苦作战，同时战胜了戴高乐将军和阿尔及利亚国内的独立力量。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7）

　　　　身为通讯记者所享受到的那种欢乐和浪漫，都是难以言表的，也是不用夸大其词的。当这种生活极度无聊时，当日子看上去是那般冗长无比时，比如说没有任何有关外交部长在日内瓦会见的新闻，或是法国第四共和国又有哪位新总理上台之类的新闻时，采访还是不能断。我们必须写出报道来，所以最能闲扯的人就聚在一起，除了军事以外，天南地北我们什么都谈。随后，我们就会无休无止地讨论接下来该吃什么和在哪吃的问题。因为生活水平所限，要作美食家是要冒点风险的，所以我们往往会展开想象。　　　　
　　　　即便存在危险，比如发生战争、爆发革命、飞机撞到没买保险的汽车上，还有像飞行员怎么竭力求生的事，都会让你很激动，让你的肾上素激素长时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一个晚上，听一名战地通讯记者说起与越南的第三集团军一同浴血奋战的经历，哪怕三十年后，当时的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听听那些在1956年秋天，满怀恐惧和惊愕之情逡巡在布达佩斯街头的外国记者的描述吧，你听到的这种热情会一直在你心里燃烧，不管现代生活中你听到了多少别的真假故事。去倾听一个经历了卢旺达惨剧的记者吧，他的所见已经让他永远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见证了历史的力量，他目睹了历史的发生。　　　　
　　　　在无聊和困难之间，记者的生活也带给我无尽纯粹的愉悦。什么样的欢乐呢？比如说当你采访到像格蕾丝•；凯利与摩纳哥雷纳王子的婚礼，真是一段好莱坞美女明星和王子之间的纯爱姻缘，尽管王子的王族血统似乎还有点可疑。在从巴黎开出的蓝色快车上，我和阿尔特•；布赫瓦尔德、《华盛顿星报》的洛斯比•；诺伊斯在豪华的车厢里，组成了现代版的三个火枪手。我们发誓要紧密团结，不惧外敌，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们之间的铁血同盟关系一到蒙特卡洛车站就经受了严峻考验，因为我们找不到计程车。我们都分散开来找车，很久很久之后，诺伊斯才找来了一辆雷诺二马力计程车。这些车比大众汽车要小，最多只能装下两个人加两个小手提箱，更别说三个火枪手了。但是我们都不顾一切了。诺伊斯一把抓住了车门，我赶紧跳了进去，我们乘车前往宾馆，把布赫瓦尔德丢在路上，他愤怒地隔着窗玻璃对我们挥着拳头，嘴里把火枪手骂得一文不值。　　　　
　　　　实际上，我们抛弃阿尔特•；布赫瓦尔德的行为是短视的。因为他是我们这个黄金组合中惟一对这次婚礼有发言权的人。他曾经见过一次格蕾丝•；凯利，他还真的同雷纳王子握过手，这比我和诺伊斯的“关系”可要硬气的多。我的“关系”几乎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在圣•；马克学校时的室友有个弟弟，他的弟弟我也不怎么认识。他弟弟的妻子我完全不认识，是新娘格蕾丝的同学，这一次是其中的一位伴娘。可是她天生就对记者没什么好印象，因为我们偷偷摸摸采访婚礼，她的这种不满情绪甚至变成了敌意。　　　　
　　　　我们中没有人弄到了请柬可以去采访宴会。出席那些宴会的宾客名单和游艺项目，使得全世界的编辑们早就满心期待，急不可耐了。我们两个火枪手只弄到了一张舞会入场券，可以去在一些显然是二流的时间里去采访。这时候，布赫瓦尔德变魔术般地写出了篇专栏文章，而且我认为这是他光辉的一生中，所有写过的幽默专栏文章中最出色的一篇。在文章中，他解释说自己之所以没有拿到票，是因为布赫瓦尔德家族与格里马迪家族之间的从十三世纪延续至今的世仇。按布赫瓦尔德的说法：　　　　
　　　　这一世仇的真正原因已经湮没在盘根错节的历史之中，但是曾有一次，当我的一位祖先在北欧的某家报社工作时，曾经采访过雷纳•；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