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16-最"危险"的总编辑-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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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得两个礼拜才回得来。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往事,我和布赫瓦尔德对金拉米牌真的有着不同的认识。我认为这种牌对我来说极为有用,我就靠它来赚点钱补贴家用。《生活》杂志杰出的编辑部主任弗兰克•;怀特,在退休返回纽约时,把布赫瓦尔德作为送别的礼物留给我。这就是我所记得的一切。他也说要在自己的书里披露自己对当时的看法。
我刚开始《新闻周刊》的生涯没多久,就遇到了我这辈子见到的最丑的一个人。一个没挂胡子的人走进了我在百利街的办公室,他头上缠着绷带,穿着肮脏的双排扣斜纹呢子西服,西服上还残留着血迹。他一言不发地就走了进来,这种情况在下午很常见,因为那时我们65岁的办公室文秘人员就不在了,经常有人混进来。他递给我一张发给刑满开释人员的身份证明。
他的名字叫弗兰克•;弗里根提,身份证明显示他曾因谋杀岳母,而在新生监狱里度过了铁窗生涯。后来他被作为诱饵被派到了西西里去,刚好又遇到一些让美国人头疼的恶棍,比如人送外号“幸运儿”的悍匪查尔斯•;鲁西昂诺和“大迈克”吉赛普•;斯宾勒利。弗兰克•;弗里根提显然麻烦惹大了,挨打只不过是前奏曲。他说,要是我给他10000法郎(20美元),他就跟我说说“幸运儿”和他手下那帮无法无天的家伙,并且告诉我在监狱里过得怎么样(他透露说“他们真是无聊至极,过得真是让人恶心透顶,亏他们怎么想得出来。”)这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题材,所以我“借”了他10000法郎,同时等待纽约那边批准我开始这项采访。看上去纽约永远也不会批准,在我最终得到许可的时候,他已经从我身上刮走了150美元。那时老弗兰克不从我身上再多捞点油水,就不肯跟我透露更多鲜活的细节。我终于写完了有关“海外暴徒”的报道,但是和弗兰克之间的纠缠并未就此结束。他就是不肯离开我的办公室,而我也不想一脚将他踢出门去,毕竟他生性残暴,曾经因为杀人而被判刑蹲过监狱。
我在绝望中告诉他我有一个给专栏供稿的朋友,会比我对他更有帮助。这样我就把他一脚踢给了阿尔特•;布赫瓦尔德。阿尔特•;布赫瓦尔德没精打采地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看了一眼弗兰克•;弗里提根还裹着绷带的头,带着血迹的西服,就立刻转身离开了。即便布赫瓦尔特不比我聪明的话,至少他比我更有商业头脑。他带上了弗兰克•;弗里提根跟他一起离开,将他安置在了旅馆里,给他洗了个澡,然后让他坐下来,详细地采访了他整整十天。根据这段采访,阿尔特•;布赫瓦尔德写出了他的第一本书——《来自男孩们的礼物》(这“礼物”是指悍匪查尔斯•;鲁西昂诺被流放到意大利西西里去之前,那些狐朋狗友的“男孩们”送给他一个性感金发美女)。那本书后来改编成了电影,阿尔特•;布赫瓦尔德赚了五万美元,这是他平身第一次发财。五万美元在1958年当时可不是笔小数目,我打那以后一想到弗兰克•;弗里提根就懊悔不已。
1954年4月,当时我当海外通讯记者还只有几个月的经验,那时我把大多数时间花在获取别人的信赖身上。当时,在日内瓦召开了一场会议,“第无数次”地开始讨论在法国和印度支那之间停战并维持和平现状。我得到指示,想办法在那场会议中混个地方坐,作为目击者,写一篇有关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报道。这篇文章将作为下一周杂志的封面新闻,文中还要援引这个无趣而又严肃家伙的原话。我吓得灵魂出窍,因为不像报道这一次会议的其他通讯记者,我和杜勒斯的随从们一点交情都没有,而且这位国务卿是众所周知的冷面观音,特别难见到他热情的一面。我只见过他一面,而且确信他肯定不认识我。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2)
为了碰碰运气,看一下有没有可能会有谁凑巧能帮得上忙,我去日内瓦机场等候国务卿的专机降落,这更让我更心灰意冷了。在那儿准备迎接杜勒斯的是我的偶像,人称“苏格兰人”的詹姆斯•;莱斯顿,他是《纽约时报》最好的记者之一。几秒钟之后,当时即将出任苏联大使的波伦走下了飞机舷梯,向莱斯顿问候。詹姆斯•;莱斯顿将会是这次大会的重要信息来源。我听到波伦用亲兄弟般的口吻亲热地对莱斯顿说:“怎么样啊,老苏格兰人?”,而莱斯顿也开玩笑地一拳打在他的肩膀上,而我却只能在一旁阿谀逢迎。这些家伙们早就是老朋友了,而我还在一边试图引起“嘟嘟囔囔”的卡尔•;麦卡德的注意力。我就只能不断地说,“您好,麦卡德先生,我是《新闻周刊》的本•;布莱得利。”同我相比,波伦和莱斯顿却像哥们似的,两者间的差异也太大了,真让我灰心丧气。
回到了日内瓦的黄金海岸宾馆后,在海外新闻编辑哈里•;科恩的建议下,我送了一瓶陈年波本威士忌到麦卡德的套房。这终于发生了点作用,卡尔给了我十五分钟采访杜勒斯的时间,正好赶在了发稿截止时间的一小时前。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能让人敞开心扉的人,特别是当我不触及别人敏感之处的时候。但是我几乎无法让杜勒斯打开金口,甚至是当我问及他的旅途和健康状况时,他都没多说什么。在下一期的《新闻周刊》上,我收集的材料完全没有派上用场。但是这一点真得使我确信,我应该在酒吧多转转,并且看看我能从那些撬开了杜勒斯嘴的人口里套出点什么来。
在第一天晚上,我就抱着这个目的在酒吧里泡到很晚,我看到了赫斯特出版帝国的继承人小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他那国际新闻部的明星记者约瑟夫•;金斯伯利•;史密斯、传奇人物鲍勃•;康西丁三个人一起拉拉扯扯地走进了宾馆。这个组合刚刚因为采访了约瑟夫•;斯大林而获得了普利策奖。但是我还没对他们“瞻仰”太久,小威廉就和康西丁就在宾馆干净的大理石地板上摔起跤来了,这引得大堂酒吧里的客人们乐不可支。我学到了重要的一课:要想获得普利策奖,我身上的潜质还远远不够。
也是在日内瓦,我和《新闻周刊》的同事泰迪•;温铎会合了。泰迪是《时代周刊》长期派驻华盛顿的外交新闻通讯记者。三十年代时,他曾在波兰大使馆担任外交官,后来他“叛逃”了,那时候对叛逃的观点,可与很久之后冷战时代的看法不同。他交际甚广,因为他曾经无所事事,后来参过军,再后来又当上了通讯记者。他对于初入新闻界的人来说,可算不上是个好朋友,而且他无法用英语流利地写作。几年后,当我接替肯尼思•;克劳福德,出任《新闻周刊》华盛顿分部的主管,成为泰迪的上司后,肯告诉我应该怎么搞定泰迪。“别告诉他要做什么。甚至别在他的稿件上浪费时间。只要找一个周五的下午把他带过来,榨干他所知道的一切,从他口袋里掏出些什么来。这样你就能写出最好的报道来。”
我还记得在我采访的第一次国际会议结束时,我发现,除了担心以外,我们还有可以享受生活。一个周日上午,《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那个叫比尔•;斯通曼的记者邀请我和他共度周末。我们分享了早餐,那是他姑妈杰迈玛做的薄烤饼。周日下午,我的好朋友洛斯比•;诺伊斯和我驾驶一艘单桅帆船出海,我们前往日内瓦湖享受美妙的微风。他是《华盛顿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在周日晚上,我有幸和一位刚与瑞士老公分手的老友共度良宵。这样的生活真是太与众不同了。
我和琼依然在一直努力挣扎,我们甚至向法国的心理学家求助,希望能解决我俩之间的问题。这用哪种语言表达都不是一件让人舒服的事,但是用不是母语来说会更难。对于我来说,我一直比较洒脱,很会享受生活,但是我和琼已经不再相爱了。我现在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我们都困在了一个僵局之中,而对我们双方来说,我们都越来越有可能,会想要和别人分享心中的热情和欲望。我之前的行为其实让我了解到,与琼分手后的生活并非是不可想象的。
1954年的夏天,我和琼、洛斯比和提斯•;诺伊斯、比尔和玛丽•;埃德加三对夫妻加上六七个孩子,一起租下了一座宏伟的19世纪古城堡。这座城堡位于波西•;圣莱杰村,距离巴黎45公里。我们当时就是通过埃德加管理的无线电讯公司来将新闻材料发出去。这座城堡占地超过320公顷,周围是一人高的石墙,有一个大池塘,还有一个可供耕种和养殖的农场。农场里满是牛、猪、鸡、鸭之类的家畜家禽。那里还有一个古怪的方形游泳池,最深的地方也不过一米二左右。城堡里就有六十七个房间,包括一个大舞池,地下室里还有一个年代久远的厨房,还有很多小房间。为此,我们每个月要支付100000法郎的房租,不过折合成美元以后,还不到300美元。
波西•;圣莱杰城堡的主人是巴黎富有的银行家罗德菲•;霍丁格尔男爵。在拿破仑时代,他的祖先获得了这座城堡的所有权,当时他的祖先在瑞士从事银行业。我们在那儿度过的夏天,深深地印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周末的宴会往往从周五晚上开始,加上整整一个周六,一直到周日晚餐时才结束。几位太太,特别是提斯•;诺伊斯,会给大家煮通心粉。在听够芭芭拉•;苏兹伯格絮絮叨叨的教诲后,我们会在舞池里大跳吉特巴舞。她的丈夫“大傻”后来成为了《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那时他正在巴黎分部实习。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野餐,但是外面当时湿漉漉的。然后我们就在洇湿的空气里,或是明媚的阳光下长时间地散步。诺伊斯、比尔和我花很长时间去清理那个活见鬼的池子。我们用消毒剂擦过一遍后没几个小时,它就会又被绿色的浮藻所覆盖。我们所用的消毒剂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戴克斯医生发明的,是一种浓度很高的硫酸铜消毒剂,我们后来才知道这种物质其实是有毒的。
1954年8月的一个周末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们的朋友和平肖姐妹的家人来到了我们所在的镇子上。玛丽•;平肖•;迈耶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她的丈夫就是科德•;迈耶,是位战争英雄和世界联邦主义者运动主席,后来也成为中情局的大人物。安托瓦内特•;平肖•;彼特曼是华盛顿律师斯图亚特•;彼特曼的妻子,已经为他生了四个孩子。他们都是我们在华盛顿的老朋友,在整整七年时间都用在带小孩和料理家务之后,他们开始了欧洲之旅,我们家是他们欧洲之旅的最后一站。玛丽•;平肖•;迈耶和一个意大利油画家之前在波西他诺坠入情网,而我和汤尼在波西•;圣莱杰相爱。一个周六的上午,我把他们从在巴黎的旅馆接了过来,来到城堡里,在和煦的阳光下,大家品尝美酒佳肴,散步聊天。记者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