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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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此毒辣，所以留下“弑兄屠弟”的恶名。屡兴大狱、株连过多，造成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离心离德。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在康熙末年帮助雍正掌握清部署在西北的重兵，牵制允，为其顺利继位起了关键作用。雍正初年羹尧又迅速平定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发动的叛乱，成为当时最受宠信的封疆大吏。但他以功臣自居，擅作威福，贪污纳贿，横行不法，结果被罗织九十二款大罪抄家赐死，同案被株连的有胡期恒、金启勋、边正烈、彭振义、刘世奇、张泰基、黄起宪、武正安、周仲举、郎廷槐、白讷、常玺、朱炯、赵成、阮阳璟、黄焜、张适、李世倬、彭耀祖、杨廷柏、张梅、王希曾、周文泽、靳树榛、梁奕鸿、马灼、王持权、金式训、靳光祚、高世禄、董正坤、魏世璜、杨书、葛继孔、李继泰、赵健、许启盛、刘子正、严世杰、金德蔚、周元勋、王国正、杨文斌、崔鸿图、张纯、周仁举、年悦、王景灏、王嵩、宋师曾、王允猷、汪景祺、邹鲁，净一道人，田帝育等。王钟翰：《清史杂考》，160页。后来处理隆科多、允禩、允禟等大案中，无不顺藤摸瓜，肆意株连，且往往抄没家产，弄得人人提心吊胆，以致当年遗恨难平。
其次，打击“科甲朋党”。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往往结成师生关系，常有互相包庇之事。河南总督田文镜是监生出身，并不尊重科甲出身官员，于雍正三年（1725年）接连参奏属下官员黄振国、张玢、邵言纶、汪四人，这四人恰好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次年，李绂由广西调为直隶总督，路过河南，面责田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回京后即参奏田文镜。田文镜则反奏李绂也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包庇同年。雍正接到田文镜奏折后，即怀疑李绂等人是“科甲朋党”，将李降调为奉天府尹。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102～105页。不久，谢济世又参劾田文镜，雍正说他“公然结为大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后来谢济世承认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所为。雍正得知后，认为科甲朋党不得了，毅然将李绂、蔡珽逮捕入狱，并开始有计划打击科甲出身官员，甚至连历来由科甲出身担任的给事中、御史和吏部司官，规定不必如此限制，而师生做官一地则要回避。结果使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威信扫地。《清史列传？李绂传》，卷15。此外，雍正还利用文字狱来打击知识分子结党。如汪景祺写了《西征随笔》，其中有“功臣不可为论”，被认为是替年羹尧翻案。钱名世赋诗要为年羹尧树平藏碑，于是成了“名教罪人”。陆生楠写《通鉴论》，主张分封制，罪行是“党援诸王”。查嗣庭出试题，“维民所止”，被认为意在砍雍正之头。曾静、张熙游说岳钟琪谋反，目的在于“反清排满”，追究结果，却是受诸阿哥党羽的迷惑。雍正打击科甲朋党和大兴文字狱，严惩官吏和知识分子，不准依附权门、朋党勾结、非议朝政，而且处分极其严厉，不仅案犯本人被处死，又株连其家属。曾静反清思想是因为读吕留良著作而产生，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被开棺戮尸，吕的学生严鸿逵监毙狱中，戮尸枭示，吕的另一儿子吕毅中和另一学生沈在宽被斩首。此外，吕的私淑弟子，刊刻贩卖、私藏吕留良书籍的人有的斩首，有的充军，有的杖责，吕、严、沈三族妇女给予功臣家为奴。致使清政府与科甲官员的关系极度紧张，矛盾长期不得解决。
初政布新新皇登基：矛盾丛集（2）
第三，虚报开垦。雍正在位时很看重农业，注意兴修水利，关心粮食价格，经常强调“重农务本”。但他却急于求成，喜欢立竿见影的效果。其突出表现就是垦荒问题。他一再声称：“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谕令全国地方官切实力行，把开垦荒地多寡作为能否升官的标准。“府州县官，能劝谕百姓开垦地亩多者，准令议叙。督抚大吏能督率各属开垦地亩多者，亦准议叙。”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66，《户部？田赋？开垦一》。因此，各地方官把开垦作为自己升官晋级的捷径，纷纷以少报多，以致每年都有督抚开垦大量荒地的纪录，其中以河南巡抚田文镜为最，“文镜希上指，以严厉刻深为治，督诸州县清逋赋、辟荒田，期会促迫，诸州县稍不中程，谴谪立至”。在雍正元年至八年的时间里，河南一省竟新辟荒地五百多万亩，这个数字本来值得怀疑，雍正却完全相反，把田文镜树为全国的“督抚楷模”，由正蓝旗抬入正黄旗。迫使田文镜报喜不报忧，后来河南发生大水灾，老百姓背井离乡，田文镜还说河南虽被水淹，但实际并没成灾，百姓踊跃交租，请仍“照额定兑”《清史稿？田文镜传》，卷294。。严饬开垦的后果竟是“借开垦之虚名，而成累民之弊政”。遗留的社会矛盾是极其深刻和非常尖锐的，雍正偏袒田文镜，责其后任王士俊，却也不得不承队，河南地方人民先后遭督臣苛政，其情可怜。直到乾隆初年，此地百姓还在怨恨那位田文镜。《清史列传？田文镜传》，卷13。
第四，准部、苗疆叛服无常。雍正年间一直把征服准噶尔叛乱作为军政大事，为此成立了军机处，解决用兵问题，但直到晚年并未彻底解决。乾隆在即位前亲与其役，深切了解其中症结所在。雍正十三年四月，办理军机大臣议奏，北路军营官兵从新派之满洲、蒙古、绿旗兵丁内，选留两万名，分驻各形胜之地，其余尽行撤回。鄂尔坤等处将去年更换的绿旗兵丁八百名，仍留之种地。雍正对此奏请基本同意，但仍表示不放心，提出要北路两万驻兵之处，可秘密行文大将军平郡王，今噶尔丹策零虽遣使求和，而疆界尚未定议，不可深信，只有等到准噶尔倾心归顺，始可酌量撤兵。如驻兵不敷御敌，则不如不驻，但人数太多，徒费国帑也不好，两万兵之数应从能否御敌，再详加妥议。六月，查郎阿等又奏西路驻兵事宜，提出以五千兵合驻于南山，其中三千驻哈密，两千分驻于其西之三堡、沙枣泉，东北之塔尔那沁各一千，得到雍正允准。总之，在准噶尔的矛盾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时候，雍正逝世了。蒋良骐：《东华录》，卷32，538～541页。另一件大事是苗疆的叛乱。尽管雍正十三年五月成立了办理苗疆事务处，苗民叛乱问题却未能立刻平息。因为“改土归流”之后，旧的土司因利益受损心怀不满，而新派的流官也不善抚众，突然向苗民增加赋税，调发徭役，自身又不清廉，属下以胜利者自居，到处抢掠，所有这些都给旧有土司及苗民中少数不满的人挑起事端造成了机会。从十三年二月开始的以古州、台拱为中心的苗乱，不但没有很快平息，反而愈演愈烈。朝廷的办理苗疆事务处出谋划策，前方剿、抚兼施，仅仅取得一点头绪，而在贵州的抚定苗疆事务大臣张照，湖广提督、副将军董芳与贵州提督、扬威将军哈元生，巡抚元展成等主张不一，行动各异，也影响了问题的解决。《清世宗实录》，卷159，9～10页。
然而经过上百年历程的大清帝国，也潜伏着各种社会矛盾，使一代统治面临重重困难。矛盾丛集，这表现在：
首先，为政过严。康熙晚年有些过宽，宗室王公结党营私，吏治废弛，贪污成风，积弊不得解决。雍正上台，着力整饬，事必躬亲，勤于政务，雷厉风行，甚至大开杀戒，铲除政敌，即使留下骂名也在所不惜。短短十几年政风为之一变，的确对康熙晚年的颓废有所纠正。但是，由于过分严厉，不择手段，带来的问题很多。康熙末年诸皇子争位，拉帮结党，势同水火，雍正继位后，参与争位的允禩、允等并不服输。允被从西北召回奔丧，见到新君不表示祝贺。雍正指派他去守护景陵，实际是把他看押起来。允禟被发往西宁军前效力，到了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即落入年羹尧部下监视之中。雍正元年，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到京师拜谒圣祖灵柩，不久病死，允遂受命护送其灵龛返回喀尔喀。允不愿离京，行至张家口不肯再走，结果被革去世爵，调回京师，永远囚禁。二年，废太子允礽死于囚所，允禔继续禁锢，四年正月，雍正发布上谕，指斥允禩“自绝于天，自绝于祖宗，自绝于朕”《清世宗实录》，卷40，14页。。将其削除宗籍，圈禁高墙。不久又改允禩名为阿其那，允禟名为塞思黑，当年二人相继死于囚所，显然是人为所致。八年又借口允祉参加怡亲王丧礼不举哀，将其囚禁。解决政敌手段如此毒辣，所以留下“弑兄屠弟”的恶名。屡兴大狱、株连过多，造成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离心离德。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在康熙末年帮助雍正掌握清部署在西北的重兵，牵制允，为其顺利继位起了关键作用。雍正初年羹尧又迅速平定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发动的叛乱，成为当时最受宠信的封疆大吏。但他以功臣自居，擅作威福，贪污纳贿，横行不法，结果被罗织九十二款大罪抄家赐死，同案被株连的有胡期恒、金启勋、边正烈、彭振义、刘世奇、张泰基、黄起宪、武正安、周仲举、郎廷槐、白讷、常玺、朱炯、赵成、阮阳璟、黄焜、张适、李世倬、彭耀祖、杨廷柏、张梅、王希曾、周文泽、靳树榛、梁奕鸿、马灼、王持权、金式训、靳光祚、高世禄、董正坤、魏世璜、杨书、葛继孔、李继泰、赵健、许启盛、刘子正、严世杰、金德蔚、周元勋、王国正、杨文斌、崔鸿图、张纯、周仁举、年悦、王景灏、王嵩、宋师曾、王允猷、汪景祺、邹鲁，净一道人，田帝育等。王钟翰：《清史杂考》，160页。后来处理隆科多、允禩、允禟等大案中，无不顺藤摸瓜，肆意株连，且往往抄没家产，弄得人人提心吊胆，以致当年遗恨难平。
其次，打击“科甲朋党”。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往往结成师生关系，常有互相包庇之事。河南总督田文镜是监生出身，并不尊重科甲出身官员，于雍正三年（1725年）接连参奏属下官员黄振国、张玢、邵言纶、汪四人，这四人恰好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次年，李绂由广西调为直隶总督，路过河南，面责田文镜“不当有意蹂躏读书人”，回京后即参奏田文镜。田文镜则反奏李绂也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包庇同年。雍正接到田文镜奏折后，即怀疑李绂等人是“科甲朋党”，将李降调为奉天府尹。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102～105页。不久，谢济世又参劾田文镜，雍正说他“公然结为大党，扰乱国政，颠倒是非”，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后来谢济世承认是受李绂、蔡珽的指使所为。雍正得知后，认为科甲朋党不得了，毅然将李绂、蔡珽逮捕入狱，并开始有计划打击科甲出身官员，甚至连历来由科甲出身担任的给事中、御史和吏部司官，规定不必如此限制，而师生做官一地则要回避。结果使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威信扫地。《清史列传？李绂传》，卷15。此外，雍正还利用文字狱来打击知识分子结党。如汪景祺写了《西征随笔》，其中有“功臣不可为论”，被认为是替年羹尧翻案。钱名世赋诗要为年羹尧树平藏碑，于是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