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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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者十分清楚，自汉武帝设太学用儒吏，隋唐以科举考试取士，儒家经典及诗文词赋就成为汉族文人出仕做官的主要本领。到了清朝，吟诗作文又是科甲官员的业余嗜好。他们做了高官显宦之后，都要花些银两刊刻若干部诗文集传世。清朝统治者若想和这些汉族官僚感情相通、荣辱与共，对汉族封建文化必须有高深的造诣。满族入关以前，原有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自我朝一统以来，始学汉文”。从八旗兵入关之始，清朝统治者就下令全体八旗官兵学习汉族文化。清世祖福临、圣祖玄烨、世宗胤禛从维护统治出发身体力行，长年坚持不懈，他们对汉文化都有精湛透彻的了解。乾隆天生聪睿而又刻苦用功，尤为清朝皇帝中的佼佼者。　　　　
　　　　乾隆帝自己也最爱著书立说，他的一朝统治和思想主张也备载于书。乾隆自少年起形成吟诗作文的习惯，坚持终生未改。当他为皇子时，读书偶有心得，即写成诗文。雍正十一年（1733年），二十二岁的这位亲王把他的习作编辑刊刻，取名为《乐善堂文钞》。当皇帝后，乾隆又进行增补订定成《乐善堂全集》，同时表示：“后虽有作，或出于词臣之手，真赝各半，且不欲与文人学士争长。”《清高宗实录》，卷342，24页。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搁笔。乾隆元年（1736年）到十二年（1747年），他写诗四千一百五十余首，辑成《御制诗初集》；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又有诗八千四百七十余首，成《御制诗二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共写诗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余首，又编成《御制诗三集》；三十七年至四十八年所作之诗九千七百余首，辑为《御制诗四集》；四十九年至六十年又有诗八千七百余首，成《御制诗五集》。不包括皇子和太上皇时期，乾隆在执政六十年间竟写诗四万两千六百四十余首，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最高产的诗人。乾隆用各种文体写了一千多篇文章，编成《御制文初集》、《御制文二集》、《御制文三集》、《御制文余集》。他执政时所作的各种指示被辑成《清高宗圣训》三百卷，又使他成为留下文字最多的统治者。所有这些诗文证明乾隆是贯通古今的大学者。清人昭梿举例说：“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不得原委者，许归家涉猎。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然后上举其出处，以博一笑，诸臣无不佩服。尝于《塞中雨猎》诗内用‘製’字，众皆莫晓。上笑曰：‘卿等一代钜儒，尚未尽读《左传》耶？’盖用陈成子杖製以行也。又出《污卮赋》考词林，众皆误为窳尊，上徐检出，乃拟傅咸《污卮赋》也。彭文勤（指彭元瑞）尝进呈百韵排律，上立读之，曰‘某某出韵’。后考之，信然。其博雅也如此。”昭梿：《啸亭杂录》，卷1，《纯庙博雅》。　　　　
　　　　乾隆诗作虽在四万之上，数量多而质量平平，佳作有限。这位号称日理万机的皇帝，怎么有时间写这么多诗呢？原来是有人帮助他写诗，现在至少可以举出几个人来。左都御史汪由敦任军机大臣后，首先做的事就是为乾隆编辑整理诗稿。据载，当时乾隆赋诗，“用丹笔做草，或口授令移录，谓之‘诗片’”，汪由敦专门把这些叫做“诗片”的东西整理成诗稿，“久无误，乃使撰写谕旨”。《清史稿？汪由敦传》，卷302。汪由敦逝世，乾隆说他“学问渊深，文辞雅正”，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汪由敦去世后，大学士于敏中接任此事。乾隆偶有灵感，随口高声朗诵，于敏中则记录整理写定。后来梁国治入直军机处后，代替于敏中管理诗本，于敏中政务较繁，不大过问此事。“一日，上（指乾隆）召公（指于敏中）及梁（指梁国治）入，复诵天章，公目梁，梁不省。及出，公待梁誊默，久之不至，问之，梁茫然。公曰：‘吾以为君之专司，故老夫不复记忆。今其事奈何？’梁公愧无所答。公曰：‘待老夫代公思之。’因默坐斗室中，刻余录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昭梿：《啸亭杂录》，卷7，《于文襄之敏》。上述史实告诉人们，乾隆的诗有不少经众人之手写成，又必须保持诗的原意，这样就很难有上乘之作。


盛世修书书生自诩：万事备载于书（2）

　　　　乾隆留下的诗技巧虽不足称道，内容却很珍贵。他自己说：“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祀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罔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清高宗实录》，卷342，25页。简言之，乾隆的诗是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实录，在他执政期间清帝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可以从诗中看到。康雍乾三朝，清统治者屡兴文字狱，故当时文人所写诗尽是歌功颂德之作。乾隆的诗却有“悯农疾苦之作为多”的特色。如乾隆对洪泽湖水害的描述称：“波臣势方盛，赤子尔何尤？庐舍皆如舫，桑麻尽付流。每披灾疏报，似听泣声愁。”《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10，《览河臣奏报洪湖水势》。水灾之重、人民苦难之深尽付笔端，使人们对“康乾盛世”有更全面的了解，可补正史之不足。　　　　
　　　　乾隆对当时发生的大事都写专文记录其始末。凡重大政治活动、水利工程、刊刻要籍、战争获胜、外事往来，读乾隆的文章是最好的说明，其中常常有他书不载的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因为对情况最清楚的当然是乾隆本人。如他所写《喇嘛说》一文中有“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清高宗御制文三集》，卷4，《喇嘛说》。句，可视做清朝扶植喇嘛教原因的最权威解释。所以，他的文章，经常被历史学家用来说明清朝的各项重大决策。


盛世修书书生自诩：诗文书画皆通

　　　　在中国历史上，有才能的皇帝不乏其人，但如乾隆之能文能武，实属罕见。在文的方面，他于诗文书画又样样皆通。　　　　
　　　　乾隆很勤奋，每天早晨必以卯时而起，夏天为日出之时，冬天则五更将尽。据说，每天在军机处值班的大臣，恐怕早晨有事，常常以五鼓入值，而没有等值班大臣上朝，乾隆已先到了处理政务的乾清宫。是时还需要点燃蜡烛才能看得见，大约蜡烛燃去一寸左右天方才亮。值班的大臣感叹说，他们五六天轮一次，尚觉劳苦，而乾隆天天如此，视为平常。西北边境用兵，有时半夜送来军报，乾隆必半夜亲自阅览，急忙召来军机大臣，当场“指示机宜”，动辄千百言，军机大臣马上撰成稿件，从起草到成文交给他，常常需要一二小时，乾隆则在那里竟至披衣而待。　　　　
　　　　历来有些人对乾隆所作的诗文评价不高，但是谁也不能否定这位日理万机的大清皇帝学问高深，才思敏捷，历史上少有。乾隆年间当过内阁中书和军机章京的赵翼，先后四次扈从乾隆帝至木兰秋狝，对乾隆比较了解，他本人也是一位历史与文学大家，而就是这位赵翼非常赞赏乾隆的学问，说：“御制诗文如神龙行空，瞬息万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学碑文，属草不过五刻，成数千言。读者想见补动天随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他还说寻常碑记之类的文章，亦有命汪由敦起草者，汪再交他代草，他尽其全力，构思成文，而后交汪由敦斟酌修改，力求尽美尽善。可是呈进给乾隆，“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这说明乾隆是极善作文章的。赵翼还评价乾隆的诗文说，乾隆每天早饭后，阅视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折子完了，便以次召见诸大臣，或一人独见，或数人同见，每天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完了，再接见吏、兵二部推荐的选任官员，一天的公事至此基本结束。余时，或作书，或作画，而作诗最为常事，每天必作数首，皆用硃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交军机大臣中文章作得好的，用折字楷书，称为“诗片”，遇有引用典故，而乾隆令作注者，则诸大臣下班遍查书籍，有的数日始得，有的最终也查不到，乾隆也不怪罪他们。赵翼除举木兰行围的雨猎诗以外，还提到用兵时，乾隆的谕旨有硃笔所写的“埋根首进”四个字，亦不解其意。后来偶然阅读《后汉书？马融传》才知道，是决计进兵的意思，“圣学渊博如此，岂文学诸臣所能仰副万一哉”。乾隆作的诗，每年就能有一本，而且过去订成线装本，每本都有一寸厚。赵翼：《簷曝杂记》，卷1，《圣躬勤政》《圣学一、二》。　　　　
　　　　乾隆大概是历史上留下墨迹最多的皇帝。清朝皇帝有元旦前夕赐大臣“福”字的惯例，在那一天，“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赐福字之臣入跪御案前，上亲挥宸翰，其人自捧之出，以志宠也”昭梿：《啸亭续录》，卷1，《赐福字》。。这种习惯要求皇帝练就一手好字。乾隆以“书生”自居，很重视书法练习，他有不少诗是形容怎样练字的，其中一首内写道：　　　　
　　　　把笔当秋夕，消闲向晚轩。无须求侧理，差可辨钗痕。　　　　
　　　　意静妙堪会，神清境不喧。墨林多月日，独爱米公言。《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27，《学字》。　　　　
　　　　从诗中可以知道，他主张写字要全神贯注，并且喜爱宋代米芾的书法。乾隆对书法艺术常年坚持勤练，自我感觉是越写越好。他在快六十岁时说：“朕几务之暇，时及临池，阅年即多，每自验诣力，觉往日所书未能惬意。凡内府藏弆卷轴及宫殿苑囿题咏者屡经更易，惟从前颁赐臣工御书，尚多旧时笔法。昔宋米芾以转益多师，擅长艺苑，麻笺十万散布人间，每欲持以换少年之作，人或靳之。朕非欲与艺林文士较长翰墨之间。第工候浅深即堪自证，又岂肯一举手之劳而不臻核实求精之境耶？”为此，他要求各大臣将乾隆二十年以前受赏之字，统统交回，“候朕酌量换写给还。其已经成造扁（匾）联及摹勒上石者，将墨迹原本呈缴，听候另换”《清高宗实录》，卷798，18页。。这件事说明乾隆当了皇帝之后，书法水平仍有日新月异的进步，以乾隆二十年为断限，前后作品相差甚大，所以他才要求收回旧作，另赐大臣们新作，也反映了乾隆争强好胜的性格。　　　　
　　　　乾隆还是一个书法鉴赏家。他将多年搜寻所得晋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三种书法珍品，专门修建“三希堂”收藏，并为此写了一篇《三希堂记》，表达对三王书法的无限赞叹。他写道：“今其墨迹经数千百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荟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名浦之珠，无以逾此。子墨有灵，能不畅然蹈挾�愉快也。”《清高宗御制文初集》，卷4。乾隆在北宋书法家米芾墨迹上发现“勤有”二字印记，想确知“勤有”二字出自何时。他查阅宫内所藏宋版《千家注杜诗》，看到上面有“皇庆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十一个字，皇庆系元朝仁宗年号，考知此书本元版而非宋版，纠正了前人的错误。乾隆又查阅宋版《古列女传》，书后有“余氏靖菴刊于勤有堂”九个字，知宋朝已存在勤有堂书坊。乾隆在宋人岳柯的文章中读到赞扬建安余仁仲家所刻书版为精品时，断定南宋时余氏刻书已相当出名，但仍然不能知北宋是否有勤有堂刻板。他又访问朝中做官的福建士人，亦无人知晓。于是，乾隆下令福建巡抚钟音赴建宁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