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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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里坤、穆垒地区
巴里坤和穆垒位于北疆东部，原是清军与准噶尔对峙的前线阵地，康熙末已有屯田，以绿旗兵为主。清定准噶尔，巴里坤成为内地，清军防线西移，兵屯日益削弱，犯屯和民屯相继兴起。
巴里坤犯屯。清政府对免于死刑的重犯，一般都遣送黑龙江给八旗官兵为奴。乾隆二十三年，因新疆平定，改派巴里坤给屯田绿旗兵为奴。第二年，乾隆决定让这些犯人屯田种地。他解释让犯人种地的目的是“以新辟之土疆，佐中原之耕凿，而又化凶顽之败类为务本之良民”《清高宗实录》，卷599，14页。。二十六年，清政府一次就遣送巴里坤四百八十名罪犯参加屯田。屯田不单纯是为了获得粮食，而是给这些罪犯开辟了一条改造自新的道路。清政府规定，参加屯田的罪犯，只要努力生产，重犯以五年为期，轻犯以三年为期，即可以释放为民。满洲旗人可以驻塔尔巴哈台为旗兵，汉军旗人可以加入绿营，民人编入当地户籍。三十一年，巴里坤有种地犯人二百五十名，人均种地二十二亩，因收成较好，清政府又从沙州挑选强壮犯人一百五十名前来种地。《清高宗实录》，卷775，27页。
巴里坤民屯。巴里坤地处东北部，气候相对比其他地方寒冷，兵屯与犯屯，每年合计种地仅一万四五千亩。民屯始于二十九年（1764年），地方官员注重水利建设，克服了气候不利的因素，使民屯发展了起来。二十九年五月，陕甘总督杨应琚从敦煌县招募民户六十余户，为民屯之始。在这些民人未到之前，杨应琚就开始解决水利问题。巴里坤北山一带，旧有水渠三道，杨应琚组织属员详细勘测后，于头道、二道渠尾部开渠两千丈，又用开渠之土建起村堡三座，一座周围一百丈，另两座六十丈。民户到来后，“因见有堡可居，有渠可灌，倍加欣喜”。商民（借商人力量招募的民户）接踵而至，前来认垦，当年垦地一万一千八百九十亩，次年又认垦四千余亩，“连前拨给安西民户承垦地共二万五六千亩”《清高宗实录》，卷739，18页。。当时商民认垦地位于水渠上游，安西民户承垦地在水渠下游，易因引水灌田产生纠纷。杨应琚命令废员陈文枢组织人力新凿大渠一道，把河水直接引至下游，分设二闸，控制水量，消除了上下游争水的矛盾。
穆垒（今新疆木垒）民屯。穆垒地处巴里坤和乌鲁木齐中间。三十年（1765年），巴里坤总兵德昌受命筹办穆垒屯田，德昌经实地勘查，认为穆垒可垦地八万亩，安插民户二千，准备每年招民二百户。军机处研究后，决定每年招民三百户，事先由绿旗兵种地贮粮供给前来民户，还为每户盖土屋两间。下年，陕甘总督吴达善确定穆垒移民办法，规定每年招徕民户编为一里，一里分成十甲，总共招三千户，设十里；每里设里长一人，每百户设渠长一人，乡约、保正各一人；户民认垦土地，由政府发给标准步弓丈地，以三十亩为准，村庄附近土地作为公用场圃。《清高宗实录》，卷775，25～26页。这是在乾隆同意下新疆最早设立的里甲机构，为后来建州县准备了条件。
塔尔巴哈台地区
塔尔巴哈台今天简称塔城，位于新疆最北部，与沙俄为邻。二十六年（1761年），参赞大臣阿桂即奏请“塔尔巴哈台与俄罗斯、哈萨克相近，应驻兵屯田”。阿桂请从伊犁派领队大臣率一千名绿旗兵前往驻扎，沿途设卡二十一所，选派侍卫分驻各哨卡，并迁移杜尔伯特、扎哈沁等部落前往游牧，以加强国防。乾隆因为财政原因，没有批准这一计划。直到二十八年，伊犁将军明瑞重提此事，清政府始于塔城驻兵屯田。三十三年，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巴尔品又建议于楚呼楚地方屯田，“以裕储积而备欠收”《清高宗实录》，卷820，21页。，清政府从乌鲁木齐调绿旗兵四百人前往种地。塔尔巴哈台因地处极北，故只有绿旗兵屯。
开疆与治藏开发新疆：屯田三利
乾隆帝曾为新疆屯田作了一首诗，诗中写道：
汉代嘉充国，屯田充便始；
尔时实边防，多有戒心矣。
今日亦屯田，事乃异乎彼；
西域平定后，疆辟二万里。
地即无争战，土复甚丰美；
雪山引沟渠，水旱均足恃。
督臣欲招垦，条奏其事体；
甘肃地即瘠，新疆利堪指。《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3，《陕甘总督文绶奏新疆屯田诗以志事》。
这几句诗，乾隆既说明清朝在新疆屯田与汉代从军事目的出发有不同，又提出在新疆屯田的方法和条件。的确，新疆北部屯田，清代也以解决军粮始，进而才大兴民屯，成为开发边疆的事业。总的来看，新疆屯田有三利：
首先，军粮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新疆的地理位置，由东北而西南，先后与喀尔喀蒙古、甘肃、青海和西藏为邻。这些地方，除甘肃之外，均为少数民族居住区，农业比重很小。甘肃地方，多年供应清军，民力极其疲惫，平定准噶尔，该省人民虽除掉挽运之劳，而其本身粮食不能自给。清政府若从外省调拨粮食，须经河西走廊运送，路程几近上万里。那时新疆地区路程，从北疆巴里坤到南疆叶尔羌就有六千里。清政府即使财物充足，客观条件也不允许，乾隆深知新疆驻军粮食必须自力更生，唯有大兴屯田。那时的情况，可以说先种粮食后驻兵，或者说有多少粮食决定驻多少兵，所以，乾隆希望生产粮食愈多愈好，反对减少种地亩数。三十五年（1770年），伊犁将军伊勒图因当地粮食生产连年丰收，奏请停止由内地派往伊犁屯田士兵，结果被乾隆大加斥责。乾隆明确说：“新疆地方，开垦地亩以备积谷，甚属紧要。积谷虽多，不患无用，且多垦土地自必多需兵丁，即稍有费用亦属无几。今伊勒图如此奏请甚属烦琐，伊从前不致如此糊涂！”《清高宗实录》，卷873，14页。乾隆鼓励屯田多多益善，才促使天山北部屯田星罗棋布、四处开花。从东部的巴里坤到西边的伊犁，北至塔尔巴哈台，南抵库尔喀喇乌苏，从绿旗兵到维吾尔农民、汉族移民、遣犯、商人，都投入到垦荒的热潮中。结果北疆的粮食生产不仅大大满足清军设防之需，而且开始外调。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绶因为新疆粮食充裕，商贩稀少，提出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等地区准许商民报监捐粮，就是向清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粮食获得监生资格。文绶计划于乌鲁木齐、巴里坤、哈密三地，各收监粮十万石；济木萨、奇台、穆垒、昌吉等处，各收监粮五万石，总计为五十万石。大量粮食储备除满足军事需要外，还为移民开发新疆准备了条件。
其次，屯田促进了新疆的农业开发，推动了民治机构的建立。清代新疆东西七千余里，南北六千余里，周两万余里，清统一新疆之后，乾隆就提出移民开发的政策。二十五年，乾隆主张迁移“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认为这样既有利于开发新疆，又可以缓和内地人口矛盾，可以一举两利。他多次指示陕甘总督杨应琚招募甘肃民人到新疆种地。三十六年初，乾隆得知甘肃省连年受旱灾之苦，从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共欠仓粮四百零四万石，折色银一百三十二万两时，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不能不考虑“似此日累月多，势将何所底止，是旧逋固不可不及时清厘，致令积疲不振”。但他更注意到“边陲生计艰难，尤当急为筹画以裕久长”，使甘肃灾区人民改善困境。乾隆认为，新疆统一以后，大兴屯田已成乐土，“商民辐辏，风景不殊内地”，但没有出现内地民人踊跃前往的局面，是因为他们缺乏对新疆开发情况的具体了解，所以裹足不前。他要求地方官员设法劝导甘肃民人出嘉峪关种地，“将来关外生聚滋蕃，兼可酌添郡县，而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内地一日之粟，可使盖藏渐裕，化瘠为腴”《清高宗实录》，卷877，9页。。半年后，甘肃又遇大旱，到处都是流民，乾隆拨银二百万两、粮二十万石赈济灾民，并指示陕甘总督明山，令其设法劝谕流民赴新疆种地，“使共知边外谋生之实利，自必熙攘趋赴，不特目前之嗷嗷者，不至漂泊无依；即将来或遇欠收，而瘠土贫民，亦可免坐守困乏，实为筹备边氓生计之长策”。甘肃民人不断进入新疆，为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清政府逐渐设立起民治机构。三十八年（1773年）起，清政府在巴里坤设镇西府，乌鲁木齐设迪化直隶州，其他地方分别设阜康、昌吉、绥来、宜禾、奇台等县。这些州县机构都设在北疆，是屯田制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屯田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新疆北部原为厄鲁特四部游牧地，东部吐鲁番、哈密地区的维吾尔人因避战乱于雍正五年（1727年）内迁到甘肃瓜州，伊犁种地几千户维吾尔人也随霍集占逃回南疆。清政府消灭准噶尔政权后，北疆仅存少数投降的厄鲁特牧民。乾隆确立屯田开发方针，绿旗兵起了屯田先遣队的作用。他们垦荒积谷，伐木造屋，为其他民人准备生产和生活物资，许多人后来携眷驻守，成为土著居民，与后来移居新疆的汉民构成汉族主体居民。迁移内地的维吾尔族重归吐鲁番、哈密旧地，逃到南疆的维吾尔族又回到伊犁种地，这两部分人构成后来维吾尔人的主体。早年被准噶尔压迫出走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返回祖国，被清政府安置在北疆游牧，分东西南北四路，共十旗。原准噶尔首领舍楞率领的牧民安置在科布多附近，与留居原地的牧民构成蒙古民族的主体。汉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是当时北疆的三大民族，他们非常珍惜和平安定局面，团结互助，互通有无，成为繁荣北疆经济的主要劳动者。
开疆与治藏对新疆的管辖：南疆之治
新疆的南部，与北疆地理环境不同，塔里木盆地中部有面积达32万多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浩瀚无垠的戈壁滩气候干燥，寸草皆无。唯一令人庆幸的是周围高大的雪山流淌着常年不断的雪水，维吾尔人就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开垦出片片绿洲，从事农业生产。因维吾尔人善于种地，准噶尔政权控制南疆时，将当地维吾尔人首领玛罕木特押往伊犁，又迁移数千居民同往，令其种地输粮。伊犁地区的农业开发，维吾尔人有创业之功。
清军尚未结束平定霍集占的叛乱时，乾隆就已经提出对南疆地区实行“因俗而治”的方针。他说：“回部与伊犁不同，伊犁入我版图，控制辽阔，不得不驻兵弹压，至回部平定后，不过拣选头目，统辖城堡，统归伊犁军营节制。”《清高宗实录》，卷570，26页。清政府对南疆实行因俗而治，是其客观条件决定的。南疆周围绝大部分地区与哈萨克、爱乌罕（即阿富汗）、巴达克山等部相邻，这些部落慑于清军兵威，纷纷向清朝纳贡称臣，外境没有强邻压迫。清军在平叛�
